今日头条：芙蓉外史揭《辞海》瑕疵帖火了一把，一天展现十多万

志仁律师

什么叫抽样检查？抽样的产品全部合格这批产品才被认为合格，免检；如果抽检抽出有不合格的，整批产品都要一一检查！《辞海》千变万化，没有相同成批产品，瑕疵不适合抽样，或者说这类问题搞抽样本身就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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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巨人、《词经》作者王同亿在新浪博客上揭批《辞海》主管巢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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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著作两等身”的王同亿，中国才彻底改变了“大国家小词典”的落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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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周

死捂着不认错，不纠正，只因掌控着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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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第二謴

兹事体大，“对不对，查辞海”，牛皮吹破天，还经国之大业、世纪之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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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外史《与〈辞海〉商榷补正》序1

        《辞海》很权威，有资料介绍它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极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辞海》首选而且最雷人的广告语。
        我买过1979年版缩印本《辞海》，几十年来都以为它绝对没有错误的；以前谁要是提出《辞海》有些错误，我可能会认为他玩笑开大了，甚至会挖苦“你算哪根葱”。后来发现《辞海》瑕疵的确不少，而且多次重版也不见得改过，更谈不上与时俱进。就词条而言，总体上《辞海》已不如百度百科和百度汉语。当然，不排除百度部分内容源自《辞海》。我身居穷乡僻壤查资料通常只能上网看百度，想不到《辞海》编辑们（以下简称“辞编”）高居辞书庙堂，拥有极好的资源，却也只有这点儿出息。
        我怀疑《辞海》的正确和权威性是从“升”字开始的。我对“昇”“陞”有疑惑，一查《辞海》结果都解释为“升”的繁体字，而我知道它们是不能画等号的。另外我还发现《辞海》有“潘恩（美国人）”词条却没有“潘安”“貌若潘安”词条，很不理解。我想查一下永嘉学派叶適出生地到底是温州鹿城区还是瓯海区，《辞海》居然说“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后来我研究方言，发现《辞海》在语言文字方面明显不如《辞源》。曾跟离休公安干部周金良在酒桌上谈论他老家红十三军周新㯱（音pāo，温州话读音pē，意为柚子）其人，周说查清了，“pē”就是“柚”字，《辞海》说“柚”就是“抛”。我表示异议，但他像自以为掌握核心文化的高端知识分子一样说了许多不知进退的话，最后竟说：“你没本钱买《辞海》我给你钱，查查就明白了，《辞海》还有错？”
          在民间，一提《辞海》确实有点吓人的。前几年在常州遇到李延良老师，则完全颠覆了对《辞海》的崇拜。李老师告诉我《辞海》编纂机构僵化，尤其缺乏责任心强的统稿人，编纂者更难以接受别人的修改意见。《辞海》编辑部貌似菜市场，错误、不规范和不统一之处比比皆是，自定的《凡例》执行不到位。他在第六版《辞海》（2009版）上找出大量瑕疵。
          李老师说早在1996年，针对1989版《辞海》他亲自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向《辞海》编辑委员会负责人提意见。委员会的人非常傲慢，态度十分恶劣，既不叫坐也不倒茶。李老师建议不再使用“南朝鲜”之说，因为中国已与韩国建交，他们的回答是“我们以后用朝鲜半岛”，结果1999版、2009版《辞海》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名都与朝鲜半岛并列使用。李老师提议“光洁度”之说应与国际接轨改用“粗糙度”，回答是“我们用粗糙度”。粗糙度是个拗口的逆定义，结果数值意义用反了，本该是数值越小越光滑，而粗糙度越高的。
显然，李老师有料却没法转化为能量。为此，在2012年我在常州为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室，并开始帮助他把手稿向电子稿转化，希望他能出本书。
        李老师列出《辞海》230类错误和不规范，部分还举例说明，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先后给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编辑委员会陈至立、巢峰等主要负责人寄了6封信，但是差不多一年过去了都没回音。情急之下他带着《辞海》勘误稿去找他们。编辑委员会孙毕博士等三人接待了他。谈话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始终没说话，一个女秘书办公室主任模样的人承认收到信了，并出示《关于读者李延良〈辞海〉部分材料的抽样审读意见》。孙说他们曾根据信中的230类错误，抽8条检验，结果发现6条提错了，仅2条是提对的。李老师听了很纳闷。作为标准化工程师的他，认为产品抽样检查的前提是该产品质量特别稳定可靠，而抽样检查结果完全合格，才能认定该批产品可以免检；如抽样时遇有差错，就要整批产品逐件检验。编辑委员会的人要求李老师留下新的《辞海》勘误稿，李老师想想他们的治学态度还是丝毫没有改变，没同意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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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宋徽宗最强瘦金书《秾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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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外史《与〈辞海〉商榷补正》序2

李老师一直认为对《辞海》的勘误比段玉裁注解《说文解字》、王引之校订《康熙字典》更有意义，年近九旬，常因未能修正《辞海》而大哭。他曾经中风，半边瘫了，居然很快恢复，完好如初。同小区的人戏称他为“老妖”，有人说他多亏有个信念支撑着。2016年12月6日，在我老家楠溪江古老的芙蓉书院举办拙作——长篇小说《芙蓉外史》研讨会。会上李延良老师提出确定我为他的衣钵传人，于是在叶坪老师的主持下举行了简短的拜师仪式。在场见证拜师仪式的有张胜友、韩小惠、曾镇南、董学文、忽培元、汪守德、朱金晨、桂国强、王宗仁、曾凡华、衣向东、陈惠方、金祎、张和平、朱月瑜、朱文豪、薛春德、刘恒志、郑翔、郭超、曾钟、连晓芳、刘伟、曹凌云、杨大力、谷福林、高远、徐贤林等文化名人。去年年初，李老师第二次中风而双目失明，为此要把修正《辞海》的担子正式落到我身上。我缺乏以净化和规范语言文字为己任的远大理想或奉献精神，只是带着为高考作文零分扳回一点面子、为自己找个宣泄情绪出口的私心，答应把他的稿子整理出来并稍加补充，也算是合作出一本书，不枉师徒一场。换个角度说，他要是还有一只眼睛是好的，我也决不会独自接这个盘，因为工程太大也太难。

我开始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辞海》，发现我这个生长在农村的人与辞编们有很大的隔阂。普遍使用的农历、阴历，《辞海》用“夏历”一词。许多现行的民俗被打上“古时候”“迷信”的标签。种植稻米。潮候与交通、水利（如水库放水洪峰避开大潮）、生产（如下种、酿酒）等紧密关系没有表现出来。赶集只提三五天一次，逢几的日子开市的核心问题忽略了。把旧版“五步蛇”条目删了，让人看尖吻蝮。“蛇”的解释是爬行动物，加上“见‘蛇目’”，十二生肖等民俗以及象征意义都没有。“酘”，跟其他大小字（词）典一样，简单定义为“酒再酿”。“烧”，针对植物的释义为施肥过多而枯萎死亡……

我知道酒有两种再酿的方法。一是在头缸酒的酒糟上加适量酒曲和炊饭再酿一缸，节省粮食，但酒没有原作的好。我馋酒的父亲就曾在酒糟里投点碎玉米而酘得额外的劣质酒而呼朋畅饮。二是白酒当水酿制米醴琼。查资料还有九酘法，一种分期投料的酿酒工艺。

在我的记忆里植物“烧”得比较厉害的是氨水或农药浓度过高造成的，大片大片的禾苗干枯。农民怎样避免肥料或农药烧庄稼是一项基本技能。施肥时，首先要看禾苗的老嫩，决定用量；还要根据肥料浓度、发酵生熟以及泥土干湿程度决定埋放离根部的距离和深度，是否需要顺手拌和一下边上的泥土等。

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辞海》忽略那些实用且专业性不是特别强的知识，屡屡勾起我对《天工开物》一直没被国人足够重视的遗憾。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常识性条目，辞编们却在说外行话，兹略举数例：❶ 古琴指法“猱”，本是猴子爬树往上又滑下一点，再上再滑下一点，像逆水游泳一样，辞编则理解为上下滑动。❷ 弦，解释为“乐器上用以弹拨发音的细丝”，把弓弦类、部分击打类乐器疏忽了。另外把最不该疏忽的数学名词也疏忽了。❸ 拓（搨）字画，没有提及白芨水、黄蜡纸等。如按《辞海》字面理解去做，结果可能多半不可收拾。❹ 自然分蜂，把老王描述得尧舜禅让一样高姿态，实际上都是工蜂所逼，带走的人马多少由老王的强弱、统摄能力所决定，过于羸弱的老王则直接被工蜂球死，而不一定是带走“大半年轻的工蜂”实现分蜂。❺ 淝水之战谢安与谢玄下棋。❻ 电子信箱即“电子邮件”。 ❼ 〔星云〕密度为星际物质平均密度（10～24克/厘米3）的20～30倍……把10-24克/厘米3误写成10～24克/厘米3，相当于把一个氢原子说成半两重。❽ 倍，“照原数增加。……按，加一倍算法即照原数加一次，三以上的倍数则为原数的乘数”，实际是照原数等加，按语又是一个“倍数”的悖论，出现二与三之间还有无数个倍数的漏洞。……许多条目回避数学知识、古地名知识等，甚至旧版有的也删了。许多词条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键义项漏掉了，如“敌台”“定位”——是失忆，麻木，还是只囿于故纸堆捣腾？繁体字系统中的“沈”在简体字系统中什么情况用“沉”，繁体字系统中的“著”，在简体字系统中什么情况用“着”，按常理说有个小学水平加上一个成年人的认知都应该搞清楚的，《辞海》却是一塌糊涂。《辞海》最大的毛病是引用不完整，任意改变标点符号。其实《辞海》与台湾版《中文大辞典》等文言性质的辞书有所不同，安知古文进入简化字系统，标点符号变了意义也会变的。可谓引用文言性质的辞书，却迷失在自己白话文、简体字的语境里。

《辞海》如此不接地气，缺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气势，所以我特别怀疑其大量百科条目是抄袭别人的。显然，《辞海》蹉跎了本应属于它的风光时代，而与经典渐行渐远。中国教育在逻辑方面比较欠缺，急需一部逻辑性强的百科全书引领，而目前《辞海》全书逻辑混乱，相当致命，无法担当本应属于它的引领使命。在信息时代，《辞海》如果仍不接受补正意见，坚持粗制滥造，结果一定很快被边缘化，甚至被无情地唾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辞海》“康熙字典”词条载：“此书音切、释义，杂糅罗列，漫无标准；疏漏和错误甚多。”不作肯定，不提优点，恣指不足。历史有秽史一说，辞典也可能存在秽典。但愿《辞海》在一百步笑五十步的时候还能有点方向感而不至于坠入深渊。那么客观地说，目前《辞海》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辞海》很重要，但网络更领先。有些词语，我查阅《辞海》后仍感觉不踏实，还要参考互联网上搜索的结果，而网上往往有最佳答案，只是网上查阅需要一点去伪存真的本领。《辞海》以字带词，集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典于一体，作为固定集合、白纸黑字的书籍，有其特别的稳固性，作为大国文化的象征，还有其他媒体平台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存在价值，况且《辞海》也有逐渐兼具网络化的另一面；尤其是百科知识，《辞海》虽然不是特别专业，但也趋同于某些标准，或作为制订标准的依据，所以很有必要及时补正。

2009年2月5日《新民晚报》报道有业内人士说：“以往每版本的《辞海》出炉后，出版社都会收到很多来信，声称发现谬误。但经考证，有理有据的建议很少，被下一版《辞海》更正的更是凤毛麟角。像《辞海》这样权威的工具书，语词类词条注释稳定，不会轻易修改；社科类、科技类、去世的新闻人物等新词条，还需时间沉淀，不可能跟随网络风潮。”2009年9月21日《新民晚报》又报道：“《辞海（第六版）》……每一个条目都是知识的高度浓缩。出版社收到稿件后，先由编辑初审，再由主任复审，总编辑、副总编辑终审。同时还有18个专项检查组进行专项检查。为了把错误降到最低限度，稿子进入编辑程序后要经过23个环节。编写词条的作者多达2000多人，整个出版社的编辑大部分参加该项编辑工作，还邀请了79位资深编审进行三次通读。《辞海（第六版）》常务副主编巢峰经历了《辞海》前后四个版本的修订编纂工作。编了35年的《辞海》，他感叹：‘每一版都是中国发展的里程碑。’”

自称与辞书结伴而行、矢志于提升《辞海》质量的读者杨新安先生给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信中却说：“《辞海》玩忽职守的另一个重大事故是，我所指出先出的《辞海》‘彩印本’‘缩印本’存在多如牛毛的自相矛盾等差错，《辞海》在其后2010年出的‘普及本’里纠正了一部分，但却忘记了在其‘缩印本’等电子文本里一起纠正！结果在2011年以后各年里所印出的大批量的缩印本，原来缩印本（2010）里的各种差错就全部依然如故了！”从杨先生诸多文章反映情况来看，《辞海》编纂者有过被动地、懒洋洋地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当今尚有刘玉柱、孙柏录、杨新安、霍民起、戴金旺、校对网站长郭明武等一大批人给《辞海》指瑕的。拿前几版《辞海》互相对照，有细微的修正，如1999版《辞海》黏字仅解释为粘的异体字，李老师指出黏为规范字等，全书数千处瑕疵，2009版总算改过来了。纵观各版《辞海》，第七版（2020版）消化不同意见和建议是最多的，但出版社始终没有形成广泛听取修改意见的机制。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徐庆凯、秦振庭先生《辞海论》有“如果读者的意见不对，除个别无理取闹者外，都应耐心地解释”之句。这档事还有无理取闹的人？我不知道无理取闹的人是不是指李老师这样敢于直言的人，从新版《辞海》改动的情况以及他们对李老师态度看，似乎得了便宜还讨厌这样的老头。

通读《辞海》（2009普及本），不难发现还有任意更改、删除旧版内容，任意更改前面形成的规范及使用习惯的现象。辞编不仅潦草，出现校对疲劳，最要命的是缺乏统稿能力，以致《辞海》十年一版的做法基本上是搞形式走过场的，或者说都是毫无愧疚地按老面孔一版一版复制下去——蓦然回首，发现那一版版竟是一蟹不如一蟹的“里程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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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恽寿平《五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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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外史《与〈辞海〉商榷补正》序3

越来越多的《辞海》瑕疵浮出水面，并通过搜索引擎一搜居然都是一大片，我心旌动摇不能停摆，很快我的双脚滃在《辞海》的烂泥里不能自拔。经历漫长的压抑人生，终于在一个耗散结构的临界点上，我这个只有高中学历、没有工资劳保、没有土地的“白卵”农民有了一份深层次的担当。山野村夫，深耕细作是本分；既开犁，破除迷信，勇往直前；手牵牛绳，居然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我自苦自窭在草泽中求生存本来就艰难，开始钻研《辞海》后基本不再为稻粱谋而只能尽量降低费用吃老本。我足不出户，没日没夜拼命地干，以致头发渐稀。我几乎停止一切社交活动，停摆一切兴趣爱好，就像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里的那只船，为了增加机器马力，增加速度，主人公把船上所有可以烧的包括桅杆都放锅炉里烧了，可谓撇开一切，只朝一个生活目标狂奔。电脑散热不佳，严重拖慢运行速度，我把它的底板卸了，加风扇底座，还是不行，只得拿电风扇对着吹，并开大音箱音量以压噪声，无意中却把自己的胃吹寒了。久坐食积，消化系统出问题，胃镜报告单上有“胃腔见大量食物残渣影响观察”“Ca？”，家里人一致认为都是《辞海》害的，从此不准搞《辞海》，再搞就要砸电脑：“命都没有了还辞什么海？”我倒相信自己的生命力，《辞海》的事没搞好，我绝对不会死。到医院里查一查肠胃、开点药就花了好几千元。为了保持敏锐，我决定听从医生建议做微创手术。在被推进手术室前，得知有几份“风险自负”的格式文件要签字，突然觉得自己像一盏随时会熄灭的灯，于是我拿过家人的手机，在其记事本上记下我电脑和备份优盘储存研究《辞海》内容的文件夹名，好像生死离别。后来听老婆跟别人说起我当时除了《辞海》就没别的任何吩咐，我深感愧疚。这次治疗，前期花了我7万多元钱，撇开门诊等前期费用，有希望得到农村医疗保险（简称“农保”）理赔的是住院十几天收费票据合计59055.21元的这笔钱。这笔钱被剥离检查费、手术费（包括该条目下的材料费29455.80元）等几大块费用后，“农保”按西药费、住院费等百分比予以报销12627.67元——原来貌似让人感恩戴德的“农保”竟是中国农民消费多少立减多少（减多少事后看情况而定，核准前谁都说不准能减多少，且解释权归国家）的一个垄断性促销陷阱。钱对我来说似乎越来越重要，欲加快电脑运行速度要更换内存条，考虑几天最后还是省钱用“二手拆货”。而长坐冷板凳最难的是抵御出去打工、经商挣钱的诱惑。有老板说：“你都说三五个月就完成的怎么搞几年还没搞好？你做公益也不能做几年啊，你就算出了书，《辞海》根据你的书修改了，《辞海》也不会给你钱呀。”我回复：“双目失明的李老师在掐日子等出书呢，这事我不能停下来，不过这次再有三五个月真的就完工了，到时候狗尾巴剁了随鹿走，你叫干啥就干啥。另外我们钻研《辞海》也从来没考虑谁会给我钱，如何用最经济的办法合法地把书印出来倒是一直纠结的。”病后研究的速度放慢，还要尽量躲避家人的视线以免受苏秦之辱，最后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我在李老师的《〈辞海（2009）〉勘误表》的基础上补充内容，编撰成表格形式，原文与补正对照，完成500多万字的电子稿，定名《与〈辞海〉商榷补正》，并在新版《辞海》面世后重新编排调整，打算予以公开出版。在编撰期间得到金祎老师赠送的大量语言文字方面的书，也得益于互联网“国学大师”等网站的方便查阅，还得益于淘宝网上大量资料的方便选购。
谈起《辞海》补正的事，许多人只在乎书里有多少错别字，貌似只看田螺不看稻。有人对我们在2009版《辞海》里找出2000个错别字的说法表示严重怀疑，再三提醒别把正确的改为错误的。也有人认识模糊，认为这么多错别字真有其事的话，这几百万字的补正稿大概也是可以相信的。我发现《辞海》大量错别字也很意外。几轮粗略通读之后，在细看《辞海》（2009普及本）下册时，发现465个错别字，其中4000页至5130页竟有380个错别字，平均不到两页半就有一个错别字，最多一页有七个，最多一条目有三个，有些新增的内容明显连四大名著、唐诗宋词、鲁迅文章等随处都拿得到的书都懒得翻一翻校对一下，局部瑕疵严重到扎堆的程度，尤以新增内容为甚，触目惊心，为此多次怀疑这些重灾区是没有经过校对的，连初校都没有，好像有个外行辞编自以为是地改了一通以显有所作为，刷存在感。怎么连那些普通书刊允许万分之一错字率的要求都达不到呢？！如此不堪，岂非害人！看完下册回过头来看上册时，竟发现上册也好不到哪儿去！每三五页也有一个错别字！因上、中册正文比下册多，目前发现的错别字上册824个，中册783个，连同下册465个总共2072个。另有几十个错别因早先没编页码词条（当时没意识到会有许多错别字的）而不好列表，只能以后慢慢再找；当然，还会有新发现，数字不断增加，可谓动态中；另外还有“沈（沉）”“著（着）”“钞（抄）”“份（分）”等大规模的错误还未计在内，部分有疑问、有待考证的也只是把字加黑而未入列。说起来好像是我纠错的水平一下子提高了，其实不是。在《辞海》补正的过程中，除了水平不断提高，套路越来越熟悉外，主要原因是我对《辞海》的越来越不信任，不放过每个角落，着重盯住新增内容。扫地扫角落，垃圾便多了。当然，我们的补正工作远远不止纠正错别字，总体上每天有新进展，并不断回头修改、调整前面的草稿。也许是人脑的混沌算法，我挑《辞海》毛病时间长了，进入一种“专经”的状态，心中似乎形成一道不甚清晰的标准，翻阅某些有瑕疵或缺失东西的地方，常有些异常的感觉，感觉不对劲，便强迫自己追查下去——自然，相关错别字也就裸露了。辞书是不应该有错别字的，很明显，2009版《辞海》全书错别字已发现2000多个，加上没发现的，总数近3000个。《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第五条：“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的图书，其编校质量属不合格。”就单项错别字，《辞海》已触犯普通出版物不合格的铁律。2020版《辞海》纠正了不少错别字，但也删除（或规避）大量内容而成为“残缺版”，而在新增的内容中又新增部分错别字，更糟糕的是新增内容跟历版情况一样都是重灾区；新版《辞海》公布了6位专业校对人员名单，从总量看6位校对人员纠正的错别字尚不及我们发现的三分之一。为此我特地在每册后面另立《错别字订正表》说明，摘录证据，并做些截图以应对质疑。说句实话，我读《辞海》几次拍案而起，都是因为看到错别字扎堆的时候。李老师谈纠错体会时说，自己看到错别字就兴奋起来，这时我也有同感，每天找出《辞海》三五个错别字感觉找到三五枚金币一样。着重拿错别字说事，这可能也是面对强势者先拿无可辩驳的证据说事的一个缺少话语权平民的心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