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检察院答复信访人：漏犯追诉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

修云博主

武汉市检察院答复信访人：漏犯追诉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
十二封举报信，十五个月等待，没有实质性回复，更谈不上实质性解决，谁来追问？

　　“您的信访材料收悉。经审查，从现有材料看，您反映的问题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请您直接向公安机关信访部门反映。”
　　2026年8月13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用这条短信，给了一起涉及近2亿国有资产流失、百名红通人员关联案件、关键漏犯至今逍遥法外的实名举报一个“答复”。
　　控告人看完短信，沉默了整整五分钟。
　　然后他打开电脑，开始写第十二封举报信。
　　一、先说说这是一桩什么样的案子
　　2017年，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鄂0116刑初654号刑事判决。判决书确认了这样一组事实：
　　为了帮助时任黄陂区区长徐进（后外逃，系“百名红通人员”）以每亩3万元的超低价格拿到780.7亩土地使用权，相关人员虚设了土地平整工程项目。
　　湖南北山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标”后，并未实际施工，而是配合虚假施工、伪造工程进度资料。
　　黄陂区财政局将1.9793亿元工程款划拨至北山公司账户。北山公司扣除税款后，将其中1.973亿余元转至指定账户。
　　近2个亿，就这样从财政账户走了一遭，最终落入他人囊中。
　　判决生效了。但有一个问题，像一根刺一样扎在那里——
　　北山公司法人代表兼董事长吴振宇，没有被追诉。
　　判决只追究了程再华等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而作为近2亿资金流转通道的北山公司，以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振宇，被“另案处理”或直接遗漏。
　　近2亿资金从他公司的账户过了一遍，他作为法人代表、董事长，会不知道？
　　这就好比一栋大楼被偷走了承重墙，最后只罚了搬砖的工人，施工队长和包工头安然无恙。
　　谁能接受？
　　二、十五个月，十二封举报信，五家机关
　　从2025年5月23日开始，控告人彭正乐、阮清明踏上了举报之路。
　　十二次邮寄，时间跨度十五个月。
　　第一次：2025年5月23日
　　第二次：2025年6月5日
　　第三次：2025年6月25日
　　第四次：2025年7月29日
　　第五次：2025年11月25日
　　第六次：2025年12月24日
　　第七次：2026年1月21日
　　第八次：2026年3月16日
　　第九次：2026年4月27日
　　第十次：2026年5月12日
　　第十一次：2026年6月22日
　　第十二次：2026年8月13日
　　涉及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武汉市人民检察院、黄陂区人民检察院、黄陂区公安分局。
　　十二封信，寄给五家机关，十五个月。
　　换来了什么？
　　三、两次“回应”
　　第一次回应，发生在第十次举报之后。
　　因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办，黄陂区检察院一位女检察官打来电话。电话里，检察院仍在推责，但至少——有人搭理了。
　　第二次回应，就是2026年8月13日这条短信。
　　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第十一次举报（2026年6月22日邮寄）作出答复：
　　“您的信访材料收悉。经审查，从现有材料看，您反映的问题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请您直接向公安机关信访部门反映。”
　　控告人盯着这条短信，反复看了很多遍。
　　立案监督，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
　　那《刑事诉讼法》第113条，是写给谁看的？
　　四、《刑事诉讼法》第113条，白纸黑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四条：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行政执法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其控告或者移送的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你觉得公安该立案不立案，去找检察院，检察院必须受理、必须审查。
　　这恰恰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
　　控告人正是先向黄陂区公安分局控告吴振宇，被该局以侦查权限为由推诿后，才转而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
　　这恰恰属于检察机关管辖。
　　而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回答是：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去找公安。
　　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抢了，去找警察报案，警察说“这不归我们管，你去找保安”。
　　问题是，法律明明写着“归警察管”。
　　五、其余四家，集体沉默
　　除了武检这条短信，其余四家接收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黄陂区人民检察院、黄陂区公安分局
　　对控告人的第十一次举报（2026年6月22日邮寄），至今没有任何形式的回复。
　　没有7日内程序性回复，没有受理通知，没有任何音讯。
　　全国检察机关信访7日内程序性回复率99.8%，控告人偏偏成了那0.2%。
　　不对，他比0.2%还要惨——他得到的唯一“回复”，是一份法律上站不住脚的推诿。
　　六、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控告人向黄陂区公安分局提交刑事控告后，该局一方面以侦查权限为由推诿，另一方面在控告人通过网络求助后，竟来电要求删除网文。
　　原话是：“如不撤除，责任自负。”
　　举报人的合法权利，就是这样被“保护”的？
　　七、谁在守护法律的底线？
　　十二封举报信，五家司法机关，十五个月等待。
　　结果是一通推责电话，一条违法短信，其余全部石沉大海。
　　控告人说了一段话，读来令人心酸：
　　“自2025年5月23日首次投寄控告材料至今，历时已逾十五个月，控告人先后十二次邮寄控告材料，六家被控告的司法机关累计接收材料达数十份次——除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一纸于法无据的推诿回复外，至今未获任何实质性处理。同一控告事项，十二次邮寄，无一实质答复——这一事实本身，已成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中的一个尴尬注脚。”
　　这段话没有愤怒的控诉，没有激烈的言辞。
　　但每一个字，都像一记耳光，打在“司法为民”这四个字上。
　　八、控告人的请求
　　控告人在第十二封举报信中，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五项请求：
　　一、对黄陂区检察院的不作为启动监督，责令书面答复；
　　二、纠正武汉市检察院“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错误答复；
　　三、如下级检察院仍不履职，上级检察院依法直接受理本案；
　　四、对相关失职人员依法纠正；
　　五、督促黄陂公安分局依法对吴振宇立案侦查。
　　这些请求过分吗？
　　不，这只是要求法律得到实施而已。
　　九、最后的呼告
　　控告人声明：
　　“若此等司法不作为状况持续，一旦引发外媒关注报道，控告人对此概不负责。”
　　这不是威胁。
　　这是一个走投无路者，最后的呼告。
　　十二封举报信，十五个月，五家机关，一条推责短信。
　　如果连最高人民检察院转办都无法推动问题的解决，如果一个公民穷尽了所有法定救济途径仍然得不到任何实质答复——
　　那我们不得不问一句：
　　谁来守护法律的底线？
　　谁来追问那些推诿的手？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监督的权利重在落实。
　　十二次邮寄、无一实质答复——这一事实本身，已成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中的一个尴尬注脚。
　　投诉人：彭正乐、阮清明
　　2026年8月13日

微评：当“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成为挡箭牌
　　一条短信，八个字——“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就这样把一个涉及近2亿国有资产流失、百名红通人员关联案件、漏犯逍遥法外的实名举报，打发了。
　　十二封举报信，十五个月等待，五家司法机关。最终换来的，是这份法律常识都不及的推诿。
　　《刑事诉讼法》第113条白纸黑字写着：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规定第四条同样明确：人民检察院应当受理并进行审查。
　　什么叫“应当”？“应当”就是没有裁量余地，是法定职责，不是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
　　控告人正是先向黄陂区公安分局控告无果，才转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这恰恰是法律预设的立案监督启动场景。武汉市检察院却将控告人推回公安机关，等于告诉一个已经敲过公安大门被拒的人：你再敲一遍试试。
　　如果这条逻辑成立，《刑事诉讼法》第113条就成了一纸空文。
　　一个国家的司法公信力，不在宏伟的法治宣言里，而在每一条信访回复是否经得起法律推敲。一个“百名红通”关联案件的关键漏犯，两亿国资流失的共犯嫌疑，被一条逻辑自相矛盾的短信挡在司法大门之外。这不是个案的程序空转，这是法治信用的透支。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可当监督者本身对法律都缺乏敬畏时，谁来监督监督者？
　　控告人说：“十二次邮寄、无一实质答复——这一事实本身，已成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中的一个尴尬注脚。”这个注脚，写的不只是控告人的困境，更是司法公信力的失守。
　　如果法律只剩下一条短信的厚度，谁来追问那十二封石沉大海的信？
　　正义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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