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高院再审开庭时绕开提起抗诉的省检察院，该作何解释？

修云博主

湖南高院再审开庭时绕开提起抗诉的省检察院，该作何解释？
——一个77岁参战退役老兵的自述

　　我叫罗贻谦，今年77岁，湖南安乡县黄山头镇人，共产党员。1968年4月参军，1972年奉命出国参加抗美援老作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在为一件事奔波——讨回本该属于我的残疾军人荣誉。
　　我是家中长子，参军前体格健壮，是村里出了名的好后生。可退伍时，我已是拖着一身病的残疾病人。因长期受病痛折磨，母亲万分心痛我，在我长期维权无果的情况下，母亲精神重度抑郁，陷入绝望而寻了短见——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如今，我在煎熬中迎来了77岁，距离那个长满野蔷薇花和野百合花的地方越来越近，希望在我未倒下之年，得到我应得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
　　一、我是在战场上倒下的，不是坐在家里病倒的
　　1970年12月，我在执行部队运输任务中突患急性肾炎住院，病还没好，就奉命出国参战。1972年10月，我在战场上猝然晕倒、尿血，被战友送到驻老挝143野战医院，诊断为慢性肾炎。1973年3月，我因病退伍——路过昆明时旧病复发尿血，在昆明兵站接受治疗病情缓解后回乡，第二天又被公社武装部送进了县医院。
　　从此，我年年月月都在和医院打交道。1991年确诊尿毒症前期，1996年确诊尿毒症。我卖了所有家产，借遍了亲友，1997年做了肾移植手术。术后每年要六七万元医药费，终身服药——当时我没有医保。
　　走投无路时，我去省民政厅咨询，接访的陆处长对我说：“民政部门只管吃饭的，不管治病的。你不要闹，闹要作妨碍公务处理。”——我连重话都没说一句。
　　二、我的原始病历和档案都在，为什么不能评残？
　　我的《退伍军人登记表》“身体状况”栏白纸黑字写着“慢性肾炎”。我在291医院和143医院的原始病历也都找到了。《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有档案记载或者有原始医疗证明的，可以补评残。
　　可2006年、2013年、2016年，安乡县民政局三次把我的材料报上去，都被常德市民政局压下来了——没有书面说明，没有正式文件，就是口头一句“因病不能补评残”。十多年啊，我的材料就在市局一个副科长的抽屉里压着，科长吴开清说“全科室都不知道”。
　　2017年，我将常德市民政局起诉到法院，在庭审调解时，吴科长弄清了事情原委之后当庭表态：一个月之内帮我把补评残事宜办好。肖庭长对市民政局的吴科长说：你们民政局没有深入进去，老罗是个老实人——这是法官的原话。
　　三、安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凭什么替我下“不予评残”的决定？
　　2020年4月17日，安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给了我一份《不予评定伤残等级决定书》——说是“代表省厅”下的。我不懂法，但我问过律师，也查过政策。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退出现役的军人需要认定残疾性质和评定残疾等级的，由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认定和评定。也就是说，认定我不够评残资格，这个权限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不是安乡县，也不是常德市。
　　安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只是一个县级单位，凭什么替我下这个“不予评残”的决定？这是故意僭越塞进私货，还是欺我不懂法故意忽悠我？
　　更让我想不通的是：这份“决定书”下来后，我辛辛苦苦交了那么多年的申报材料——原始病历、部队证明、审批表——一样都没有退还给我。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明确规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初审或终审不同意评残申请的，均填写《残疾等级评定结果告知书》，连同全部申报材料，在40个工作日内逐级退还申请人或其所在单位。
　　可我没有收到省厅的任何告知书，也没有收到退回的材料。安乡县这个所谓的“决定书”，既不是省厅发的，也没有退回我的材料——程序全部违法，这不是明摆着剥夺我申请复议和复核的权利吗？一个死刑犯还有判决书、还可以上诉，我这个参战老兵竟然连这个都不如。
　　更可气的是，就在这前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曾于2020年3月18日通知我写申请给我补评残，还安排我到康复医院做慢性肾炎的残情鉴定，鉴定结果为五级。可后来他们又无故停止了，既不呈报省厅，也不给我任何说法。明明鉴定出了等级，为什么又压住不办？这不是自相矛盾、故意折腾我吗？
　　四、省检察院为我提起抗诉了，可省高院开庭却没通知检察院
　　2018年市中院驳回我的上诉，省高院也驳回再审申请。但我没有放弃——常德市检察院提请湖南省检察院抗诉，2020年3月18日，湖南省检察院正式向湖南省高院提起了抗诉。
　　检察院的抗诉书写得清清楚楚：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明显不当”，市中院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
　　可2020年5月，省高院在常德市中院开庭再审时——竟然没有通知提起抗诉的省检察院。
　　我事后打电话给承办我案子的省检察院陈艳霞检察官，她说还没接到开庭通知。当我告诉她省高院的判决书都下来一个月了，她“感到吃惊和气愤，认为高院的判决结果是违法和侵权”。
　　法律规定：抗诉案件开庭，必须在开庭三日前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这是写在《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里的。省高院不可能不知道这条法律。
　　抗诉机关不知道、不出庭，案子就判了——这样的再审有什么意义？这样的判决能让人服吗？
　　之后，我向省纪委第十巡视组反映了省高院的错误判决。巡视组接访后，通知我5月10日下午到省高院，巡视组要求曾昊锋法官处理我的信访。曾法官接收了我的材料，答应研究后给我答复。可一个多月过去了，巡视组在省高院的接访电话已无人接听，我也无法通过电话联系曾法官。我只好写信去问，至今仍无音讯。省高院自己的法官处理我的信访，就这么难吗？
　　五、我签了60万的息访协议，但我现在要的是政治荣誉


　　2024年10月15日，社区和我签了《息访协议书》，给我60万元补助，让我停止信访。我签字了，因为这是一个证据。
　　我现在不提钱，我要的是属于我的政治待遇——残疾军人证。
　　那是国家和人民对我为国致残的认可，是我一生的荣誉。我77岁了，换过肾，一身病，自知去日无多。我只想给苦命的家人一个交待，给这个参战老兵的身份一个名分。
　　六、为什么有人死死卡住我的案子？
　　据我了解，我的案子主要阻力来自已被查处的常德市民政局前任局长龚美爱——有人告诉我，她担心处理好我的问题会扯出她自己的问题，所以她一直压着不办。结果她还是被查了。
　　但除了她，省高院的再审判决本身也存在多处违法和错误，我不得不指出来：
　　第一，诉讼程序错误。省高院因省检察院抗诉启动再审，却未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自行审理，直接违背了《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回避了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
　　第二，身份关系弄错。我是退役军人，省高院的判决却将我作为非军人身份处理，导致适用法律完全错误。
　　第三，权限认定错误。省高院判决认为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权对我的补评残作出结论，这直接违反《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认定和评定权限在省厅，市局只有呈报职责。
　　第四，事实认定错误。省高院在没有重新做医学鉴定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我的慢性肾炎“没有致残”。可市局自己安排的康复医院鉴定明明给出了五级结论，省高院凭什么不采信、不重新鉴定就下结论？
　　第五，证据要求错误。省高院判决说我的档案里没有“负伤记录”。可我是执行任务中因病猝然致残，不是外伤负伤，法律从未要求因病致残必须有“负伤记录”。我的退伍审批表上“身体状况”栏清清楚楚写着“慢性肾炎”——这就是档案记载，为什么不能作为依据？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条文释义里说：“所有的因战因公残疾军人都有评定或补评残的平等权利，审批机关不能因为取证的困难、手续的繁杂就剥夺应有的权利。”
　　民政部优抚司编辑的《伤残抚恤法规政策及经验汇编》里有一个案例：一个退伍军人在部队因胃病做手术成残，起初被定为病残退回，后来调查发现他是在艰苦的军事试验任务中延误治疗所致，最终为他补办了公残手续。书里说：“重事实，不死扣表象，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研究。”
　　我的病是在执行作战任务中患上的，带病参战，在战场上加重的——这不是普通的“因病”，这是因战致病致残！
　　七、湖南高院，请给我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省检察院的抗诉书上写着：常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无权对我的补评残申请作出结论性认定，只有上报省厅的职责。可他们越权压了我十多年。
　　省检察院的抗诉书上写着：市中院的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可省高院再审开庭，不通知抗诉机关——这样的再审，算什么再审？这样的判决，算什么判决？
　　安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一纸无效的“决定书”，既没有省厅的授权，又不退回我的材料，程序违法得明明白白，却至今没有一个部门给我纠正。
　　我一个77岁的老兵，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拼过命，现在我只是想要一张纸，证明我曾经的付出。这条维权路我走了半个世纪，该有一个公道了。
　　湖南高院，我需要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假如我在“理”说不过你们，我不需要你们提醒劝告，会自觉自愿地息访息诉；假如你们拥权任性、以权压人，拒绝给我解释或给出一个不能让人信服的解释，我将拖着老迈身躯继续行走在维权路上，不达目的死不甘心！
　　也请曾昊锋法官看到这封信后，尽快给我一个答复。我年过古稀，体弱多病，只希望在有生之年，把我补办评残的问题处理好，给家人一个交代，给这个参战老兵的身份一个名分。
　　投诉人：77岁参战退役老兵  罗贻谦
　　2026年7月21日

微评：高院再审岂能绕过抗诉机关、无视基本事实？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份再审判决，不仅站不住脚，更令人愤怒。
　　一个抗美援老的参战老兵，档案中白纸黑字记录着“慢性肾炎”，市局安排的鉴定明确给出“五级伤残”结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更是正式提起抗诉，指出市局“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在这样的铁证面前，省高院依然驳回了罗贻谦老人的评残诉求。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省高院竟在未通知提起抗诉的省检察院的情况下，悄悄开庭、悄悄下判。
　　这两个错误，任何一个都不可原谅。
　　第一个错误：公然绕开抗诉机关，程序严重违法。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二十五条写得清清楚楚：抗诉案件开庭，必须在三日前通知检察院派员出庭。抗诉机关是这次再审程序的启动者，是法律监督的法定主体，省高院却将其排除在庭审之外——这是在故意回避监督，还是在害怕什么？检察官陈艳霞得知判决已下时感到“吃惊和气愤”，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愤怒，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公然践踏。程序违法，判决就是空中楼阁；回避监督，再审就失去了全部意义。
　　第二个错误：无视基本事实，实体判决明显不当。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自己安排的康复医院鉴定了残情，结论是五级，省高院却连重新鉴定都不做，直接认定“没有致残”——这不是在审案，这是在强行下结论。《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将评残权限授予省厅，市局只有呈报职责，省高院却判决市局有权“作出结论”——这不是在适用法律，这是在曲解法律。罗老档案里的“慢性肾炎”记载就是法定依据，省高院却以无“负伤记录”为由驳回——这不是在审证据，这是在故意找茬。
　　一个参战老兵，在战场上晕倒尿血，肾移植手术后终身服药，这不是因战致残是什么？一个县级事务局无权替省厅下“不予评残”的决定，省检察院的抗诉书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省高院却视而不见。
　　结论只有一个：这份再审判决，程序违法，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
　　湖南高院，你们欠罗贻谦老人一个真正的再审，也欠全社会一个交代。
　　既然第一次再审已经偏离了正义的轨道，就该果断开启第二次再审，让抗诉机关堂堂正正出庭，让事实和证据在阳光下接受检验。
　　不要让一个77岁参战老兵的生命倒计时，成为司法不公的计时器。正义也许来得慢，但绝不能缺席；再审也许有第二次，但司法尊严经不起第三次失守。请湖南高院拿出担当，重新审理此案，给老兵一个迟来但应有的公道。
　　正义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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