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藤县：一场被“暗箱操作”的死刑判决冤有多深？

修云博主

广西藤县：一场被“暗箱操作”的死刑判决冤有多深？
没有“疯狗儿”的绰号，不是黑社会的骨干，没有指挥过故意伤害，一个曾获政府认可的“纳税大户”企业，为何全员沦为“黑社会”？答曰：公检法先扣帽子再找证据，专案组长后来自己倒成了“黑警”，其必然结果是“打黑”变“黑打”

　　我叫邓剑锋，目前正在广西桂林监狱服刑。然而，无论左看又看、上看下看，我都是一个大冤主。我不愿因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在高墙内度过大半辈子，为此，我决定借助网络发声，将我的案情披露于世，请广大法律界人士和广大观众用一颗公正之心，就司法机关对我的犯罪指控和法院对我的判决，究竟有没有公正可言？
　　2006年，我进入藤县民营企业家秦永健的公司工作。彼时的秦永健，是藤县政协委员、当地有名的民营企业家、纳税大户，公司合法经营，员工数百人。邓剑锋和所有打工者一样，只是为了生计。
　　然而几年后，他被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骨干成员”，与另外两人一同被判处死刑。
　　十六年来，我在狱中反复申诉。2026年5月25日，我写下长达两万余字的申诉状，逐条逐句澄清与驳斥原审判决的每一个“事实”和每一份“证据”。
　　一、“疯狗儿”的绰号，是强扣的帽子
　　我在申诉状开篇即澄清：本人从来就没有“疯狗儿”的绰号。
　　我有理由认为，侦查人员强行给我扣上这个绰号，是有预谋、有目的的——刻意抹黑被告人形象，误导社会舆论，扩大影响，以求达到对被告人定罪、重判的预期效果。
　　这不是一个名字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整个案件的缩影：先有结论，再找证据；先扣帽子，再定罪状。
　　二、一个“合法企业”的员工，如何成为“黑社会骨干”？
　　判决书认定：我明知秦永健组织、领导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内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仍积极参加，担任“锦龙公司”法人代表，是“7.30”金色年华故意伤害案中起组织、指挥作用的主犯，是为该组织“立威造势”。
　　对此，我必须予以层层递进的反驳：
　　第一，秦永健在案发前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记录。
　　他是藤县政协委员，是政府认证的合法企业家，公司通过合法竞标获得河砂开采权。如果说本人进入秦永健公司工作就是明知故犯，那么比我进入更早、职务更高的员工，应该比我更了解秦永健及其公司才对——他们不是黑社会参加者，而本人却是骨干？这是哪门子道理？
　　第二，“宏信公司”的制度哪一条违法了？
　　判决书将公司的奖励办法、财务制度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明确组织纪律”。我不能不反问：检法两院能否指出这些制度中哪一条、哪一款违反了国家哪项法律？“完全没有依据，完全是空证而无凭证。”
　　第三，“检查组组长”和“主管财务”的帽子从何而来？
　　公司有专门的财务领导和财务人员，我无权干涉公司财务。作为部门主管，在单据上签名是正常工作流程。现有案卷证据无法证明本人签字的单据有违法犯罪的动机和行为。
　　三、“7.30”金色年华案：他根本不在现场
　　“7.30”金色年华娱乐城故意伤害案，是本案的关键罪名之一。判决认定邓剑锋是“起组织、指挥作用的主犯”。
　　我想问的是：
　　该案由秦永健在娱乐场所娱乐时突发引发，双方没有任何经济、商业往来，纯粹是一起偶发性案件。
　　案发时本人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并不知道事情的起因经过。
　　在案证据无法证明秦永健在此案发生之前就已经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更无法证明我“明知故犯”。
　　还要指出的是程序问题：根据法律规定，对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且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应由审判人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七人合议庭。但在一、二审的裁定里，我没有看到合议庭的组成内容和陪审员的名单。
　　一、二审法院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明显属于先入为主、未审先判。
　　四、“办事处”威胁案：时间对不上，逻辑讲不通
　　判决书认定：秦永健因故退出“办事处”后，为重新获得经营利益，派人威胁办事处和采砂船的工作人员，邓剑锋参与其中。
　　在这里，我要指出三个致命问题：
　　1、时间矛盾。
　　判决书推算威胁时间大约在2008年–2009年初。但唯一指控我的“被害人”徐石洪，明确说受到威胁的时间是2009年4月。相差数月。
　　2、逻辑荒谬。
　　2006年5月中标的河砂开采权，到2008年5月就到期了。“办事处”开采权到期后已无价值，秦永健威胁它有什么用？要重新获得开采权，只能通过合法竞标。这是最单纯的逻辑，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
　　3、真正的动机是报复。
　　君不见，办事处的王挺等人本身是当地有势力的黑恶势力，与秦永健存在巨大经济利益冲突。2009年竞标中，王挺一方败给了秦永健，怀恨在心。他们实际上是借秦永健因‘7.30’案发被捕之后，对秦永健和本人实施打击报复。
　　五、383万销售收入：只看收入，不看成本
　　判决书用“仅2009年5月至7月，河砂销售收入人民币383.0262万元”来证明公司“获取了巨大经济利益”。
　　对此，我必须逐项拆解成本：
　　采砂船采砂费8元/立方米，运砂船运费8元/立方米，码头费约2元/立方米，铲车装车费1元/立方米，税费约2元/立方米，员工工资、公司租赁、办公费用等约5元/立方米……以上合计约27元/立方米。再加上已付给政府的中标金额、资源税、拍卖金等一次性大额投资，分摊到24个月……
　　把2009年5月到7月的销售收入383.0262万元与成本对照计算一下，该公司在当时到底是盈利还是亏损就全然大白了。
　　我负责任的结论是：公司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公、检、法把一家明明是严重亏损的公司，硬生生说成牟取暴利、获取巨大经济利益——是不顾事实真相，滥用公权，凌驾法律。
　　六、为什么只有跟我有仇的人才指证我？
　　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藤县2009年共招拍5个河砂标段，秦永健只中标了第III、IV、V标段。第I、II标段的“澳鸿公司”和“扬明公司”，投入成本是秦永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如果秦永健真的垄断市场、哄抬价格，这两家大公司应该是最大的受害者和最先投诉的人。
　　但奇怪的是，这两家公司从未投诉、指证过秦永健和我，反而是一直跟秦永健有利益冲突的王挺、吴甲富、梁坚等人，以及象棋镇砂场、红星砂砖厂的人，表现得非常活跃、非常积极。
　　在这里，我不得不细细披露王挺的背景：绰号“屎挺”，藤县象棋镇人，长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非法采矿，与梧州市黑社会性质组织领导者黎健坤关系密切。2008年因河砂利益冲突，曾纠集数百人准备械斗，被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力制止。
　　2009年竞标失败后，王挺等人曾威胁秦永健：要么合作，要么给“红包”，否则中标了也没好日子过。秦永健拒绝了。
　　因此，王挺等人对秦永健怀恨在心。
　　王挺等人收买了秦永健的亲信秦明、秦金文等人，里应外合盗采河砂。我多次发现并制止，甚至开除了违规员工。我还拒绝了王挺等人表态“七八万一个月不成问题”的拉拢。
　　不用说，他们对我早就恨之入骨，曾扬言一定要把我踢出公司。”
　　七、“暴涨”的真相：不是垄断，是抗洪
　　判决书认定：秦永健、邓剑锋等人拦截运砂车辆，导致县城砂价“暴涨”到50、60元，而同期象棋镇、金鸡镇只有20元——以此证明他们操控市场、牟取暴利。
　　对此，我要给出的解释是：
　　金鸡镇的河砂标段正是秦永健公司中标的第III标段。判决书用同一个公司的两个不同区域价格作对比，恰恰证明了该公司没有哄抬价格。
　　那段时间正值汛期，洪水暴涨。 藤县五个河砂标段只有北流河的第III标段勉强可以采砂，其他标段全线停工。
　　在政府部门要求下，我动员全体员工，从金鸡镇（第III标段）装运河砂，运到近50公里外的县城码头，再零售给抢购的客户。
　　请问：这几十公里的路程运输，需不需要付运费？那段时间砂石部上下员工超负荷加班加点，为了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缓解恐慌情绪……本人一千一万个没想到，好心反被雷劈，反被公、检、法和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用作证实我的犯罪证据。
　　暴涨的原因实际就是这样。
　　八、专案组长后来成了“黑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案专案组组长、原梧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陆志光，是“梧州市有名的‘黑警’”，于2014年被判刑。
　　陆志光“滥用公权，互相勾结，权钱交易，专找对被告人不利的人做证人”，还派干警威吓我的家人，特别是身怀六甲的妻子，吓得我妻子被迫搬回娘家，又被迫从娘家搬出到外面租房住，直到分娩都不敢声张。
　　此人虽然后来因其它犯罪被判了刑，但对本案仍有余罪未被揭发。
　　九、没有被质证的“证据”
　　本案的程序问题也不少：
　　证人没有出庭。所有的证人、被害人没有一名出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
　　证据没有真正质证。 所谓的示证，只是高高举起“亮”一会相，但没把内容公布出来。
　　有利证据被忽略。藤县政府、水利局、海事处以及第I、II标段的两家大公司——这些可以证明真相的关键部门，被一概忽略。
　　部分证人本身就是违法犯罪者。我在看守所期间曾向公安机关举报了一批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其中一部分就是本案的“证人”。这些人后来确实受到了法律处罚。
　　十、十六年后的呼喊
　　这篇两万余字的申诉状，写于2026年5月25日。距离案发，已过去十六七年。
　　事实上，本人对原审的认定和判决一直不服……法律仅仅只写在纸上的文字，哪里还有公平正义！谈什么实事求是，谈什么人权！
　　我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依法公开开庭重审本案。
　　我的这份申诉状是否真实反映了案件全貌？那些被指控“虚假陈述”的证人是否有相反的证据？被点名的司法人员是否有回应？第I、II标段的两家大公司为何没有投诉？汛期运输成本是否能解释价格差异？
　　这些问题，也许需要一个真正公开、公正的重审来回答。
　　反映人：正在桂林监狱服刑的冤主  邓剑锋
　　2026年7月9日

微评：邓剑锋脖子上的十六年冤枷谁来解？
　　十六年前的藤县，秦永健的公司在当地合法经营，邓剑锋不过是个为生计奔波的打工者。他从没想过，一份工作、一次恪尽职守，会把自己和家人推入深渊。
　　凭什么纳税大户，一夜间全员沦为“黑社会”？凭办案人员先扣帽子再找证据！“疯狗儿”的绰号凭空捏造，公司财务制度被歪曲为“组织纪律”。2009年“7.30”金色年华案发生时，邓剑锋根本不在现场，法院照样认定他是“主犯”——人不在场都能成主犯，那判决靠什么在支撑？
　　这是有预谋、有目的的判决。
　　更吊诡的是，本案曾由专案组长陆志光一手包办，此人后来因受贿230万元获刑八年，是梧州臭名昭著的“黑警”。曾几何时，多少人举报他滥用职权、威吓证人——竟包括怀有身孕的申诉人家属——他却安然经办如此重大案件。
　　一个带罪之人为人“主持公道”，本身就是最大的公道反讽。
　　公检法联手制造的，不只是冤案，更是一个家庭的崩坏。邓剑锋身陷囹圄时，妻子正怀着身孕——被办案人员吓得搬回娘家，不敢声张，直到分娩都在恐惧中度过。十六年过去了，一个本该由父亲见证成长的孩子，至今只能在监狱铁窗之外看着父亲申诉。
　　公司本来是当地纳税大户，数百名员工各司其职。383万元销售收入被控方断章取义用作“暴利”铁证，邓剑锋一笔笔算清了成本——公司一度严重亏损。这不是垄断市场牟取暴利，这是抗洪运输的成本叠加。但法院不关心真相，只要证据链能闭合就行。
　　一家企业就这样支离破碎。
　　有律师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实生活中极少有司法人员凭良知主动纠正冤假错案，这是所有冤主的悲哀。”这绝非危言耸听。北京大学教授陈永生曾统计了20起重大冤假错案，全因真凶出现或“亡者归来”才得以纠正，没有一起是司法人员自查发现的。这足以说明问题——错案纠正机制，早就偏离了“司法良心”的轨道。
　　在“先审查后立案”模式下，大量申诉滞留在审查阶段“空转”，成功率不足3%。再审启动不是靠证据说话，而是看谁先撑不住。
　　纠错者沦为错误制造者，守护者成为施害者。
　　这是邓剑锋一人的悲剧，更是当下司法纠错机制破碎的残酷写照。当专案组长最终被判刑却只字未触及该案，当“公捕公判”大会上民意被刻意发动成全高高举起的屠刀，当法律已沦为“写在纸上的文字”——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公平正义，谈人权，谈司法公信？
　　邓剑锋在狱中写下两万余字申诉状，逐条驳斥判决中的“证据”。十六年，他没有等来重审，没有等来一个真正公开回应的人。
　　桂林监狱的铁窗外面，这个社会欠他一个交代。
　　正义云声  罗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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