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11个月，湖北三级检察院还在“踢皮球”

修云博主

等了11个月，湖北三级检察院还在“踢皮球”
一个普通公民对湖北省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程序的绝望追问

　　我叫阮清明，湖南人，身份证号430124196702186414。
　　从2025年5月到现在，我一直在做一件事：请求检察机关对一个明显涉嫌重大漏罪的人启动立案监督。
　　这个人叫吴振宇，湖南北山建筑集团原法定代表人。在一起涉及1.9793亿元国有资金流失的“程再华案”中，判决书已经揭示了完整的犯罪链条，同案多人已被追责。我们手上有证据、有线索、有法律依据，五次书面申请，五封发布在网络上的公开信，实名举报，邮寄凭证齐全。
　　结果呢？
　　黄陂区检察院：一个字都没回过。
　　没错，11个月，五次邮寄，没有任何书面回复。不说不受理，不说补材料，不说立案，也不说不立案。就像我们把信扔进了黑洞。
　　那行，上级总该管吧？
　　第一次向武汉市检察院信访：市院2025年12月9日回短信，说已转给黄陂区院，还承诺“七个工作日内回复”。七个工作日过去了，黄陂区院依然沉默。武汉市院呢？没再跟进了。
　　第二次再向武汉市检察院：2026年4月24日，回复来了——“您曾就同一事项向我院信访，我院已向您进行了答复。”意思是，上次我帮你转了，就算完事了，这次别找我了。
　　向湖北省检察院求助：省院回复，“来信材料已转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让我去跟市院联系。
　　你看明白了吗？
　　我举报基层院不作为 → 市院转给基层院 → 基层院不理 → 我再次举报 → 市院说“我已经答复过了” → 省院说“我帮你转给市院”。
　　这不叫监督，这叫程序空转。
　　这不叫履职，这叫用程序性动作抵挡实质性诉求。
　　这不叫维护公正，这叫用司法系统的手，把公民的合法监督权活活掐断。
　　我专门查了一下，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7条，检察院对控告、举报材料应当及时审查，属于本院管辖的要受理，不属于的要移送并通知举报人。无论立不立案，都要告知。
　　法律写得清清楚楚。
　　但现实是，黄陂区院可以不回，武汉市院可以用“已转办”当挡箭牌，湖北省院可以继续转。三级院，没有一个院愿意说一句：这个案子我们看了，我们认为应该（或不应该）立案，理由是……
　　为什么？
　　因为吴振宇涉及的是1.9793亿的国资流失，金额大、关系复杂？因为他是企业法人，不好动？还是因为，在现在的考核机制下，“不办事”比“办错事”更安全？
　　我不知道答案。
　　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连最高检巡视组进驻期间，我们依然只能看到“转办”二字，那普通老百姓的司法监督权，还剩下什么？
　　黄陂区检察院蒋剑伟检察长今年3月刚开过一个会，说要“深化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切实增强监督刚性”、“全力守护公平正义”。
　　我们不求特殊照顾，只求一份书面结论。
　　哪怕只有一行字：经审查，不予立案，理由是……。
　　哪怕是：此案不属于本院管辖，已移送某某机关。
　　我们都要。
　　因为有了这份东西，我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是继续向上级申诉，还是接受结果息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11个月了，悬在半空，谁都不给个准话。
　　中央第十巡视组正在进驻最高检。我们恳请巡视组、最高检纪检监察组和最高检领导，穿透这三级检察院层层“转办”的迷雾，直接问一句：
　　黄陂区院，你到底有没有收到材料？收了，到底查没查？查了，结论是什么？
　　武汉市院、湖北省院，当举报人明确告诉你下级院不作为的时候，你除了“转办”两个字，还能不能做点别的？比如，依法启动法律监督？
　　我们愿意把本案作为一个标本，请大家一起见证：
　　一个普通公民依法申请立案监督，到底要经过多少道“程序空转”，才能等来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
　　阮清明（联系电话：13548959400）
　　共同举报人 彭正乐
　　2026年5月11日
　　（五次邮寄凭证、市院短信回复截图、五封公开信全文，均可提供。）

微评：令人担忧的“破窗效应”和“稻草人效应”
　　曾几何时，老百姓发现红头文件中的“严肃问责”“严肃查处”，往往成为“无人问责”“无人查处”，于是，有人称红头文件中的禁令是不顶用的“稻草人”，随之衍生出管理学中的“破窗效应”：一扇窗户被打破，如果不及时维修，将会导致更多的窗户被打破。显然，这种“稻草人效应”和“破窗效应”，是令人担忧的不该有的效应。
　　湖北省三级检察院，以不作为的方式演绎了“稻草人效应”和“破窗效应”。
　　这不？等了11个月，湖北三级检察院用“转办”二字，给一个公民的立案监督申请画了一个完美的圆——从黄陂区院出发，到武汉市院，再到湖北省院，最后又回到原点。这不是司法程序，这是程序空转的“永动机”。
　　更令人绝望的不是某一个具体工作人员的懈怠，而是整个系统在“不作为”上达成了高度默契：下级不理睬，上级不追问，省院继续转。每个环节都完成了自己的“规定动作”，合在一起，却形成了一个吞噬公民合法诉求的黑洞。
　　我们见过太多文件、太多讲话、太多制度设计中“杀气腾腾”的表述——“严肃问责”“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这些词被反复书写，仿佛有了它们，问题就能自动消失。可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当职能机关本身就不作为时，谁来问责？谁来查处？
　　如果问责的主体就是被问责的对象，如果查处的机构自己就在“踢皮球”，那么再多的“严肃”也只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恫吓，再多的“红线”也不过是田野里吓唬麻雀的稻草人。麻雀迟早会明白：这东西，不咬人。
　　一个系统如果失去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如果上级对下级的“不作为”只有“转办”没有“督办”，如果各级机关都能用“已转”二字搪塞一个公民11个月的等待，那么受害的绝不仅仅是阮清明一个人——而是每一个需要司法救济的普通人。
　　稻草人再多，也挡不住真正的乌鸦。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把那些“稻草人”换成真正能问责、敢问责、必须问责的人。否则，写得再漂亮的“严肃查处”，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正义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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