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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秋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刚接获温州求援报告: 当地大批企业主跑路，已呈蔓延态势，特来求救。
周行长敏锐意识到金融风险扩散的破坏力，提出两种对策：
1）紧急救助，大事化小，将金融风波消灭在萌芽状态。
2）不给钱，给政策，辅助温州自救，但这样做温州有硬着陆的风险。
很快央行确定600亿有条件救助温州，并与浙江省政府沟通，央行的再贷款期限为一年，到期必须归还。省财政为温州快速处置金融风波进行担保。
但央行救助温州的方案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公款私用是否合适成为业界争论的焦点。
浙江银监局激烈反对，认为应该让高负债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倒闭，实现自然淘汰，省政府则选择了沉默与放弃。
待10月初总理率众亲临现场时，温州金融的流动性迅速消失，错过救助最佳时机。
被动的去杠杆变成现实，超过万家企业大面积洗牌，银行业基本确认的损失总额高达1600亿。
温州金融风波与爆发的主要原因，来自企业的过度借贷投机房产。
温州，
浙江东南沿海重镇，浙南闽北的中心城市。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经商传统为温州打下了制造业的底子，自北宋以来温州便是漆器之都，造纸、造船业发达。
1978年，国内经济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同期亚洲的、韩国、新加坡经济在迅猛发展。第一批富起来的温州人就是靠着走私挖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温州的走私非常猖獗，甚至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货源到销路一条龙服务，各种舶来品从这里一点点流到了各个城市。温州当年有很多交易市场，也就是今天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改革开放后，温州成为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市场需求旺盛，而孱弱的产能跟不上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资需求。
一批温州富豪靠着小作坊、小工厂及时满足了市场需求，挖到第一桶金。
温州有很多制造业的本土品牌，如奥康皮鞋、森马、红蜻蜓等，便诞生于此时。
温州涌现出一大批效益稳定的工厂，他们的产品销往全国，逐渐有了自己的品牌。
温州老板们在八十年代就完成了第一波财富积累，当时的人均工资已经不低于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
这些温州老板有钱之后，一部分人走上了企业扩张之路，将小作坊变成大品牌，小工厂变成了大集团，但也有一大部分有闲钱的人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
在九十年代国内很多城市还没有奔向小康时，温州这座城市奢侈、攀比之风已经盛行，珠宝、名包、豪车，最主要的攀比品自然是房产。
温州成为国内最早兴起买房热的城市，在九十年代房价已经超过了大都市上海。
当时上海的房子不仅价格低还有很多优惠政策，买房就能落户，还能解决孩子上学、高考的问题，但上海的房市还没有热起来。
为了加快销售，尽快回笼资金，很多房地产商在全国各大城市打广告，引起最大反响的就是离上海不远的温州。
2001年，为了给上海开发商广告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时任《温州晚报》房产部主任的李海彦策划了一个名为“异地购房”的活动。
李海彦带领157名温州人到上海现场看房、购房，当场成交49套，成交总额达6500多万元。
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温州炒房团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短短三年时间，温州报社就组织了近百次看房团，且场场爆满。《温州晚报》甚至还成立了一个购房俱乐部，会员一度超过6000人。
指引着温州炒房团不断走向壮大的，是高额的回报和疯狂的收益。
2002年初，一位温州炒房客靠着150万的首付资金，在上海狂买了20套商住房，每套约25平方米。配齐家具后以每月每套3500元的租金顶按揭，还净赚2万。
3年后，房价暴涨一倍，房子全部脱手，净赚近千万。
类似这样的操作，成为了此后数年温州人炒房的标准动作——
“干这一行要的是够准够快够狠，无异于刀口舔血，狠赚一把就要离场，寻找下一城。”
伴随着温州炒房团的兴起，一些堪比段子的故事也在市场上流传。
有人腰挂60把钥匙，每天的任务就是挤着公车去收租，一天两户，一个月正好收完。
在温州农村，甚至还有一股神秘的“金融力量”——老太太银行。
他们是村里公认的资金枢纽，讲信用、有地位。谁有闲钱，都会到老太太那去登记寄存，利息高、有保障，信用极佳。
这些没文化的老太太，一度把持着温州农村的金融命脉。
在炒房客的疯狂操作下，温州的房价迅速飙涨。
温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统计，从2006-2011年，温州市区房价从8045元/㎡涨到了34674元/㎡。
这样的模式，更被炒客们带出了温州，迅速攻占上海、杭州。从一线城市杀向二三线城市，从三四线城市杀到县城，
甚至还走出国门，走向了全世界。
在最盛之时，温州炒房团有数十万之众，手握资金超过1000亿。炒作标的，更从房产扩张到煤炭、食用油、绿豆、葱姜蒜.....
温州楼市的疯狂，在2010年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彼时全国限购、限贷政策密集出台，率先崩盘的，就是温州房价。
2011年，还是33000元/㎡的全国高位，到了2015年，转眼就跌到了16976元/㎡，几近腰斩。
杠杆加到极致的温州炒房客由此元气大伤。
恐慌的集中抛售之下形成了“踩踏”，加剧下跌。
无数人的资金链，在一夜之间崩塌溃败。2011年的一个深夜，一对温州夫妻光着身子跳楼自杀，成为无数炒房客走投无路的缩影。
2013年8月底，温州当地媒体整版整版的房产处置广告密集刊出，温州大量断供房公开拍卖。
断裂的资金链，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席卷了整个温州，抛房还贷，豪车甩卖，企业主跑路，炒房客跳楼，整个温州陷入了惨淡的愁云。
那段时间，各地富人都喜欢去温州，
上到法拉利兰博基尼，下到奔驰宝马，通通甩卖。5折、4折、3折……疯狂的折扣，让人仿佛置身即将倒闭的清仓大卖场。
过去十几年的房价飙涨之下，炒房客横行、产业结构畸形、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房地产行业，已经变成一个击鼓传花的财富游戏。
“房价不会下跌”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曾和温州一样疯狂的燕郊，在北京楼市调控之后，房价腰斩，成为炒房客的覆灭之地。
从个体来看，炒房大V“深房理”因为涉嫌房产众筹和代持、违规套取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等被调查；昔日的“炒房天王”欧神也被曝亏了1500万，到处“借钱还月供”。
过去数年，也正是在这堆钢筋水泥上，有人炒出身家千万实现财富自由，有人炒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而在暴跌房价波及之下的，还有温州骤降的出生人口。
多年以来温州人口超越省城杭州，是浙江最敢生、最能生的城市。
然而自2016年之后，温州出生率已经出现了连续“四连降”，到了2020年温州出生率环比下降了19.01%。
一向秉持“多子多福”观念的“东方犹太人”群体，也生不动了。
过去，温州长期是浙江省的超生重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生干部仕途的“终结地”。
据2008年新华社报道，当年温州一市总人口约占浙江省的六分之一，但违法生育人数却占全省1/2左右，特别是富人、名人超生现象突出。
乐清的一个土豪企业主就为超生缴纳了101万元的“天价”罚款。
根据统计数据，从2007年至2017年，温州的平均出生率高达13.05%，冠绝全省。
在20世纪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温州人先知先觉，发展起民营经济，率先积累了第一桶金。
住房市场化后，敏锐的温州人开始组团出击，暴击全国楼市。无数人的财富在一片争议中扶摇直上。
温州语言独特，自成体系，宗族文化又保留得比较好，自然没有辛苦钱交给外人管理的道理，所以续香火的传统观念格外突出。
只要有房产价格涨，温州人就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浙商精神，鼓足干劲地生。
富人罚着生，穷人偷着生。天皇老子也拦不住温州人的“洪荒之力”。
新生人口拐点，出现在2011年6月。
由于欧债危机发酵出口承压、房地产调控持续收紧等因素，温州的民间高利贷泡沫连环破裂，房价雪崩式下跌，直接蒸发了20%—40%。第二年，出生人口也开始应声减少。
温州的出生人口与房价走势两条曲线高度吻合，微妙而巧合。
2011年6月之前，温州房价一路上涨，市场预期好，资产的不断增值膨胀给予大家充足的信心，温州人敢生能生。
2011年6月之后，温州楼市一地鸡毛。
此时，所有人都债务缠身，就算房价“低至”两三万元也算高，成为生育路上的拦路虎。
曾经以为上涨的房价抑制了生育，但温州证明了下跌的房价依然如此。
房价成为最好的避孕药，没有房产证别拿准生证。
温州走出金融危机用了整整五年，国有银行业成了最大的损失承担者。
2013年温州坏账核销总量占到全国银行业的28%。大多数银行吐出了以往二三十年在温州赚取的所有利润，重回技术性破产。
本地民间金融暴雷无数，更有数十人跳楼自杀。为这十年房产欢愉，众多温州人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
然而温州绝不会是终点。
看看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居民的住户杠杆率，想想被称为中国炒都的几大科创城市，
谁会是下一个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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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4 14: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