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包产到户第一人走了！6月20日上午10点31分，这一噩耗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传出时，66年前曾率领燎原人首创中国“包产到户”的温州市离休干部戴洁天老人走完了传奇人生，享年100虚岁。
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戴洁天出生在瑞安下川村（今瓯海区丽岙街道）的没落地主家庭，6岁丧母，11岁移居温州城区在瓯江小学读书，13岁考入联中（今温二中），受进步学生、补课老师启蒙，先后参加进步学生读书会、抗日学生联合会、战时青年服务团等进步组织。1947年，考入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又投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
1948年，戴洁天回到温州参加由瑞安县委领导的隐藏在温州城区的一个地下组织，并接受做好迎接浙南游击纵队解放温州和迎接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后成为永嘉青年工作队队员。瑞安解放后，又返回瑞安，被分配到第一期小学校长训练班工作，结束后到省立温师温州小学部担任政治课教师兼生活指导主任。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由团市委输送浙江干校第四期土改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温州地区参加土改，经地委分配到永嘉县土改工作队。
点燃燎原之火
1955年，中国农村正兴起合作化运动高潮。33岁的戴洁天作为永嘉县委农工部青年干部，被县委委任为工作队队长，到潘桥集体农庄帮助小社并大社，初级社升高级社。他在集体农庄做了一段时间后调研后，发现合作社并没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还有商品不流通，市场缺位。此时，他开始思考了，还买来了很多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管理的参考书后，惊讶地发现即使在苏联，对于集体农庄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集体农庄的生产组织》书中清晰地写着：“”把土地拨归社员个人负责，不但不削弱队或小组的力量，反而使他巩固了”。
1956年5月，当时归属永嘉县三溪区雄溪乡任桥、凰桥、曹埭三个村(今属瓯海区郭溪街道)的近千农户，办起一个农业高级社“燎原社”。作为一名机关干部，又是读过新闻专业的知识分子，戴洁天深入燎原社的田间地头，与农户吃住一起，劳动一起，接触频繁，觉得农村的生产关系太脱离实际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受到挫伤，出工不出力。戴洁天查阅政策文件以及外地的新尝试，逐渐形成“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称为“包产到户”，把收益与农户的劳动积极性直接挂钩。
戴洁天把调查报告上报给县委。同样来自农村的县委书记李桂茂、分管农业的县委宣传部长（后提任为县委副书记）李云河，与戴洁天的想法居然惊人一致。5月21日，包产到户的办法在县委常委会上通过了，开始在燎原社试点实施。他们将5482亩水田和130亩园地的田间作业、工种工分和计划发包的产量，全部落实到788个有劳动底分的劳动者身上，做到土地丘丘有主、产量人人有责。燎原社的这个经验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到1957年，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1000多个。1957年4月，实行“包产到户”后的第一个丰收季节来了，燎原社85%的农户都增加了收入，单季春粮增产40%。这一试点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温州地区1000多个合作社推行了“包产到户”。
戴洁天在燎原社试点的十个月里，白天与社员一起下田劳动，夜间开会研究，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并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后来，有人从燎原社的老屋里找到几只大木箱，里面装满当年试点留下的资料，有设计方案、谈话记录、测算数据、总结材料，还有他们编印的油印小报《我爱燎原》等，总共1000余公斤!白纸黑字、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这些材料，都是试点干部的心血结晶。实践结果给了戴洁天的最大支持，他在给浙江省委的报告中用坚定的笔触写下结论：“生产责任制是可以深入到每个社员身上，能够发挥广大社员的创造性，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还用心血写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史上在集体经济中建立联产责任制即实行“包产到户”的系统总结一一《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的话说，这次试验开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
被错判为“路线错误”
“包产到户”很受农户欢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此提高。但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也伴随而来。问题反映到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直至中央农村工作部。浙江省委分管农业副书记林乎加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杜润生都予以肯定。但是很快包产到户成了“路线错误”，《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说永嘉的试验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1957年10月，《人民日报》等中央的新闻单位也纷纷加入批判，一场风暴降临了：县委书记李桂茂被定为“中右”分子，降级到瑞安塘下公社担任副职；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戴洁天遭受的打击最大，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分子，县法院以“首创包产到户”的罪名判处“3年管制劳动”。
1958年11月，戴洁天被押送回原籍瑞安农村执行管制劳动。谁也没料到，管制劳动一“戴”就是22年，一个家庭活生生被拆散了22年：爱人陈小梅因不接受离婚动员、“敌我不分”被开除团籍下放劳动，后来又被调出机关，下放农村小学任教。4个儿女被取消城镇户口，落户农村，断绝了受教育、找工作的机会，10来岁就上山放牛拾柴。还有好多亲属因为戴洁天影响入党、提干、子女入学和工作分配。
这么多劫难没有动摇戴洁天的意志。戴洁天回乡不久，农村就陷入另一场的“狂潮”，连累加饿，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两臂不能平伸，双腿疼痛继而僵硬麻木，夜间连床都爬不上去。深陷苦难之时，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人民的命运。当戴洁天被押回原籍时，暗自将燎原社“包产到户”资料整理随身带出埋在地下，使这一珍贵资料得以完整保存。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在支持。我的回答是“信念”。
春风又绿江南岸
1979年，一纸平反书结束了戴洁天的戴罪生活，但他复职之后心如静水，从不宣扬，对一些失实的报道也不争辩澄清，以致很长时间里很多人不了解他与“包产到户”的不解之缘。但在燎原社推行的“包产到户”比距温州千里之外的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试点早了整整22年。
戴洁天的冤案平反之后，他实现了入党的宿愿，调进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继续从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硏究，后扩大到对经济领域里“温州模式”的研究。而他倾注心血和希望的“包产到户”星星之火，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里形成燎原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1981年，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首次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农业战线上这场延续25年之久的大辩论方告一段落。此后，相继主持起草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燎原社因首创“包产到户”而蜚声全国，充分肯定燎原社“包产到户”首开全国先河，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首开全国包产到户先河，肯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品质和“敢为天下先”的燎原精神。1994年12月，《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永嘉包产到户的实践》，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2003年3月，戴洁天撰写的《燎原火种——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始末》，由新华出版社出版。2011年，“包产到户”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4年3月，瓯海区档案局编《中国燎原社》，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成为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
记得1998年7月27日，正值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杜润生第四次来温，参加纪念包产到户改革42周年座谈会。他动情地对戴洁天等与会者说：“今天，历史出了头了，他出来作证。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我们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知悉正在筹建燎原社纪念馆，他亲笔题写了“燎原社史陈列馆”七个大字。 当年，“燎原社史纪念馆”落成后馆内有戴洁天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第一份包产到户总结材料在内的300多份图片、资料等。
长期以来，戴洁天像当年在农村搞调查一样，经常下乡走访农民、供销员、个体户、专业户，并接待全国各地参观者。新时代给了他观察和思考的新空间：“包产到户的意义不仅仅在农业领域，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播下了市场经济的种子，进而孕育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
2005年5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到永嘉岩头视察，特地听取了戴洁天40余分钟的汇报，并语重心长地说：“1956年的那场实验是永嘉县的光荣，是温州地区的光荣，也是浙江的光荣。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人民办好事。”
今天，这位令人敬仰、爱戴的百岁老人虽离我们而去了，但温州人民永远铭记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 |
|
发表于 2022-6-20 16: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