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

马津龙

      按：这是多维新闻网去年8月对本人的采访。今天发日前的采访，发现去年没有发（好像当时正骨折手术），现补上。

  导语

      穷则思变。40年前，在结束“文革”沉闷期后，中国各地都在酝酿着改变。1980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东南沿海地带率先掀起了经济狂飙，崛起了诸如苏南、温州、晋江、海南等现象级经济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40年中，它们有的黯淡下去，有的脱胎换骨，而有的则正在经历挣扎和蜕变，寻觅着新的方剂。 在中共建政后的长时间内，浙江一直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最薄弱的省区，甚至不及全国一半水平。1978年前后，受制于地贫人多的局面，潜滋暗长的个体小商贩和小作坊成井喷之势，并最终奠定了今天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力的浙江模式。从1978年的124亿元人民币起步，浙江省GDP先后在2004年、2008年超过一万亿、两万亿，此后每三年突破一个整数关口，2017年成长至五万亿，全国排名由1978年的第12名到如今连续多年保持第四的位置。 而给予浙江经济持续动力的个体私人经济中，温州模式恐怕最具有代表性也最为人熟知。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其酝酿、诞生、发展、衰落必然有着其独特的故事和发展逻辑。马津龙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在温州模式的诞生和发展阶段，他先后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等地方党政机关研究部门负责人，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可以说是推动甚至是护卫着温州模式的发展。可以说，对于这个话题，马津龙应该是最具有话语权的人之一。以下为采访文字整理，文字采访将分上中下三篇发布。

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上）

      多维：首先能否简单介绍一下，1980年代温州模式是在一个怎样的国内背景和环境下出现的？

      马津龙：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发动的。但改革究竟是要改善、完善原有的体制，还是摈弃原有的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在哪里，最初其实是不明确的。当时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90年代之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

      当然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只限于经济领域，但就经济制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过，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经济是否属于计划经济都难说，计划经济虽然是不好的，但中国有时候可能连计划经济都算不上。典型的如1958年大炼钢铁，原来国家计委提出的钢铁的产量是535万吨，后来毛泽东觉得不够，决定产量要翻一翻，变成了1070万吨。可以说535万吨是计划经济，但是1070万吨就是胡闹经济了。

      实际上改革开放前我们总体来讲是计划经济，但经常表现出是胡闹经济的形式。 改革开放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的这场改革与诸如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明治维新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同。改革对错先不说，这些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但中国当时仅仅意识到原来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有人意识到要改善它，完善它，或者也有人觉得要改变它。然后具体的改革过程，是由地方各自去实施的。

      由于温州本地的种种原因，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范式。为什么温州会做了这么一个选择？这实际上有种种说法，也不见得每种说法都对，有些说法很牵强，任何一种说法实际上都存在很多不同意见。

      例如有说法称温州是逼出来的，因为贫穷落后，但是中国当时贫穷落后地方很多，仅仅这个原因是不够的。又如，有说法认为温州历史上有的商业文化、商业文明的基础，但上海在更早前就有股票市场，建国以前完全是市场经济，宁波的市场经济基础也比温州好。还有说法，认为温州的这种选择与温州历史上的永嘉学派有关，尽管温州人都这么说，但我觉得可以作为一说，但还是很牵强的。

      温州的选择也与人事相关，即与领导人相关。温州的80年代初期，我先后经历了多个市委书记，第一个叫袁芳烈（1981年11月至1986年1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第一书记、书记），第二个是董朝才（1985年12月至1990年2月任温州市委书记，）。在这个层次的领导干部当中，他们并非一开始就解放思想，但是相对说来他们的思想比较解放，如果说换了其他领导，可能情况就不见得是这样的了。温州的现象不仅与温州本地相关，同样跟中央也有关系。如果说没有一种支持温州改革的力量，或者这种力量不起作用，也不会有温州模式。

      中国曾有大邱庄模式、南街村模式、华西村模式。石家庄有个县级市叫晋州市，晋州市现在还存在人民公社。如果没有坚持计划经济、坚持人民公社的力量的存在，南街村和晋州的人民公社本身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很显然是中国支持人民公社的人在那里起了作用。我去过晋州，很显然这种模式是得到外部坚持人民公社力量的特殊关照的。中国地方的文化是有所不同，但是差异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都脱离不了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包括计划经济。只是后来这种差异在种种作用条件下，被人为放大了。从经济学上说，一开始的选择会约束后来的选择，甚至会强化最初的选择，存在路径依赖甚至锁定的作用。

      温州的确有一点不同，即国家原来投资少，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如果改革开放前温州纯粹是国有企业，也根本不会存在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由社队企业演变和改制过来的，有一定基础，有些地方甚至本来都不错。但温州原来就没有像样的社队企业，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家家户户很快都在做家庭企业、家庭作坊之类的，形成了温州的民营企业。可以说，温州的民营企业几乎没有哪一家是改制过来的，都是从头开始的。而苏南上规模的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不可能消失掉，只能改制，如今那些知名的社队实际上前身都是乡镇企业改制的。这一点与温州不同。

总的说，中国的改革既然要走向市场经济，那么它总要形成一个市场主体，严格意义上来讲，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而在温州，尽管最初是家庭企业、家庭作坊，这些个人层次很低，企业水平也很低，但是它可以算是一个市场主体。所以，温州实际上是中国最早形成市场经济民营化意义上市场主体的地方。              后来2009年中央电视台评选中国十大最具活力的城市，当时温州被评上，对温州颁奖词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这句话用来描述温州还是很准确的。

      实际上温州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民营的、民间的、市场的。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尽管现在温州也大不如前了，其他地方发展起来了。如果一个地方的改革过程，根本就没有民营企业现象，乡镇企业怎么会想到向民营企业这里改进呢？其原因主要是有人先在这个路走出来的，证明的这条路是正确的，它才会往这方面改制。

      多维：就如你所讲的，温州模式可以说是必然性和可能性综合影响的结果。

      马津龙：对，说不定一个并非重要的因素改变了，结果也会不完全一样。温州模式是老百姓自己走出来的，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的。但如果温州当时不是一个思想相对比较解放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可能就会不同。因为尤其在中国这种制度下，最高领导人个人实际上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会影响到整个地方党政部门干部的倾向。另外包括地方参与改革的思想相对解放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地方最高领导人支持，也不可能起较大的作用。

      当然，某个地方的改革对整个中国改革是向前推进的、停滞不前的，还是倒退的，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中）

      多维：能够简单对温州模式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进行一个阶段描述，以及某一个时期里都有一个不同的特征，又有哪些特殊的因素去影响？

      马津龙：很多产业都是从家庭企业、家庭作坊开始，其中一些企业不断扩大规模，从而提高了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但家庭作坊、小微企业不管到什么阶段它始终是存在的，并且在数量上是最多的。但是典型的形式应该是变成了公司类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其间在温州还出来一个所谓的股份合作制，这是在当时“姓公姓私”争论条件下产生的。人们把这种形式说成是带有合作的因素和集体因素的模式，算作公有制。这跟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如果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作用，不见得会出现所谓股份合作制的这种说法。事实上现在也没有这种说法了，然而曾经一度主要的形式是股份合作制。

      多维：这是一种怎样的争论？

      马津龙：争论压力最大的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当然，政治意识形态争论几乎伴随整个改革的过程。表面看来，1980年代争论最激烈，但同时也是思想比较解放、改革进展较大的年代，也正因为改革进展较大才会引致较大争论，实际上中国改革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的12月18号到22号为期5天的会议，实际上在这之前中共中央开了一次会议，公开称是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叫民主生活会，在10月10日到11月15日召开，持续36天。在36天当中，主要有一份邓小平的报告，题目就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可以说，当时虽然提改革，但怎么改、目标在哪里？其实是不明确的。仅仅有一点明确，即原来的那套不行了，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这是中国比较缺乏的。1980年代胡耀邦当总书记时任命了中宣部长朱厚泽，他是中国很难得的一个中宣部长，提出了“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只有“三宽”的环境下才有可能解放思想，才有可能创新。

      1980年代末之前的那四五年时间里，中央有关部门及各地的领导经常到温州来调查研究，我参与接待比较多。他们对这种模式很感兴趣的，回去就发表文章，肯定这里的模式。当然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那几次是带有清查性质的，对温州模式压力很大。我知道或参与的比较大的有四次。

      1989年4月，当时浙江省石油化工厅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说“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资本主义影响也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人民间贫富悬殊，多数为投机倒把致富……而山区贫苦农民仍多”，“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查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

      当时打报告的人有的是，只是这些报告此前没有人理。然而1989年下半年之后的报告往往引起高度重视，可见报告仅仅是个由头。当时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派了个局长等四人，8月下旬来调查。这次我没有直接参与。

      我参与的第一次是1989年的8月份，有个时任总理李鹏批示的国研字[1989]第12号文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全国性的“关于研究10年来阶级阶层变化”的调查，任务分到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温州被作为典型调查的对象，先后两次派人到温州。我当时是体改委的“第二把手”，主任是宋文光。我主要负责材料的提供，当时写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材料，宋文光和我还一起把这份材料送到省里。之后这篇文章发表在《改革纵横》杂志上，人大复印资料也进行了转载。1990年4月，上海的章琦来温调研，对我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与江有点私交，于是将我这篇文章推荐给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他说江的秘书一定能交到江的手里的，并给江写了封肯定温州改革发展的长信。

      李鹏这次批示的调查以调查问题为主，但我的这个材料基本上是从积极的角度肯定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政治态度。当时江泽民说到上海的个体户时，提到都是劳改释放的人，说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这四个字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仗义执言，不能不为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说话。

第二次是1989年10月份。当时有一个叫“吴金侯”的给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三位政治局常委打了一份反映“温州模式”问题的“小报告”。认为“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我们将这种报告称为“小”报告，不是因为报告的内容在说温州模式的“坏话”，也不是因为报告形式的非公开，而在于它采取了比匿名更“小”的假名的方式。这位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吴”兄，或者是“吴”、“金”、“侯”3人，或者是与“吴金侯”3字毫不相干的什么人，哪怕在温州模式基本上处于被否定的情况下，始终没有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针对这份报告，时任总理李鹏批示“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于是，国务院研究室黄家全、李小明2人于10月25日至11月1日来温。

      这些人来之前先发了十个问题，来了之后让我们进行汇报。当时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在场，现场气氛严肃。我当时负责第一至第五个问题，第六至第十个问题让当时的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负责。后五个都是具体问题，我的是带点理论性，跟温州模式都直接有关。其中第一个问题是：“温州模式”是理论界的学术概括，还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对于第一个问题，在有意否定“温州模式”——否则没必要借题发挥、大动干戈——的背景下，如果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那就是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了。汇报提纲根据浙江、温州省市领导的内部指示和公开言论，表明他们对“温州模式”的提法，始终持保留和谨慎态度。

      这次调查对温州影响大的原因在于要做出结论，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的模式。我们提交的材料有理有据，对温州模式进行分析。最后报告实际上是以送阅件的形式，给某几个领导人审阅，而不是国务院的正式文件。送阅件第一段最后一句，“不能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李鹏对此又做了一个批示，还要进一步对股份合作经济再做具体分析。因为判断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模式，关键决定于温州的公有制是不是主体；而公有制是不是主体当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份合作制是不是公有制。因为股份合作制在温州的工业总产值当中占到一半以上，这一半以上的东西算公有制，那公有制就是主体；一半以上的不算公有制就不是公有制为主体了。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李鹏敏感的。对此他在批示中提到，这些股份合作制是不是员工都有持股。李鹏的意思显然是，如果员工都持股，人人持股甚至平均持股，那么说这是合作还说得过去，可以算是公有制，如果员工不是都持股，就不能算是合作经济，不能算公有制了。

这个进一步的调查其实并没有人过来，仅仅是要我们提供材料，李鹏在批示中肯定这次调查比第一次更深刻。我们在材料中说明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有多种形式，一种是人人持股甚至平均持股的，也有是部分人持股的，包括多数人持股或少数人持股，或者也有一些是个别人持股的。领导部门和媒体舆论似乎有向人人持股、平均持股方向引导的。实际上温州人人持股、特别是平均持股的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媒体上说来说去就是几个人人持股的个案，这都作为样板了，实际上那些案例都是失败的，真正能够存在下去的实际上都是个别人持股或者一家人持股的，如夫妻两个人，父亲、母亲、女儿、儿子等。上面要是调查，追查股份合作制是不是人人持股，我们的材料都说是多种形式的。

      最后一次事情比较大，是1991年5月，《人民日报》编发的《每月总汇》刊登了署名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生、离休干部许岳林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一文。据说这个人过去还曾经打成右派。他举报温州老板

“骑的本田王，穿的‘阿迪’王，睡的弹簧床，抱的‘虾儿’（温州方言妓女的意思）王”

      这个报告的“重视”程度最高。王震的批示是“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派清查团，本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温州市早有所闻的严重丧失革命政权乱无法纪，诸多后果查处，不然将大乱”。7月4日至16日，国务院研究室沈柏年局长等四人来温调查，并撰写了《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考察报告》。报告经国务院和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人来回传阅后，以“决策参考”的形式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

      还记得1989年事件之后省委开了一次针对温州模式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印象中是7月11日，包括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顾问委员会等几套班子都在场。温州去的是市委书记董朝才，市长刘锡荣。我们几位随从的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后排，在董朝才、刘锡荣后面。整个会议上虽然没有直接说是批判温州，但气氛非常压抑。第二天会议最后是董朝才表态，董讲到最后既有些伤感，又有些无奈：“……我们这些人在下面累死累活，如果领导理解，我们心甘情愿；如果不理解……”后面听不大清楚，似乎是“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当时的气氛下，董不可能理直气壮，这已经是态度非常不好了。

      董朝才是在1990年初调到省里任省体改办党组书记的。董之前、之后的温州市委书记，基本上都是省委常委，副省级配置。而当时的浙江省体改办可能是全中国人员最少的省级体改办，只有15个人的编制，不到38个编制的温州体改委的一半，起初董还不兼主任。之后与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合并改名体改委，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董调省里前后两次当面提出让我去省体改办工作，当时我对改革也已经信心不足，就没有答应。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之后改革的形式就急转直上。原来1980年代我们到处发文章、做报告，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少了，但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我们又忙了起来。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似乎又进入了一段徘徊阶段，之后则是长达10余年的“国进民退”，改革没能深化下去。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文字上来看，本身应该说是很到位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落实。

      实际上改革到后来很难从局部突破，需要全面深化、全局推动，要有明确的目标。改革刚开始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转型初期也摸索了十几年。现在应该明确，改革目标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应该是民营企业，而早年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是受到批判的，市场化就是“自由化”，民营化就是“私有化”。“自由”现在被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敏感词。

      事实上早在1988年，我就曾公开发表文章《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最后一段提出，“摈弃传统的公有制形式，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民营化的微观基础”，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当时理论界也不乏这样的声音，但我们都是人微言轻，最后还得靠邓小平拍板决定。

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下）

      多维：30年多年前的1988年，很多人就已经看到了民营经济是中国发展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目标，后来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对公有制经济，是否可以给予一个直接的否定的结论？

      马津龙：也不能简单地这样说。只能说中国原有的所谓“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以及所谓集体经济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失败的。至于经济学上所谓公共物品部门，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也是公有或者说共有的。即使像教育、卫生这些理论上属于私人物品的部门，许多国家也是免费的。美国好像没有收费的厕所，也没发现没热水的厕所，而中国有的地方极其简陋甚至很不卫生的茅厕也有收费的。

      尽管深受计划经济所害，改革也改了40年，可悲的是至今仍未能形成普遍、持久、坚定不移的市场化、民营化共识。甚至不少人特别是过来人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不知是记忆的自我美化还是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作用。

至于我本人强烈的市场化倾向，既与理论修养有关，也与实践经历有关。我是温州市区人，尽管也有过二三十年吃不饱的经历，如果没有对广大贫困地区民众生活状况的切身体会，我至今仍然对当年的耳闻目睹记忆犹新，对计划经济弊病的认识很可能是肤浅的。

      多维：从90年代开始，中国改革开始陷入相对停滞的状态，事实上温州亦如此。尤其是这几年，温州模式越来越给人以一个比较负面的形象出现。我们曾看到一个资料，对于温州模式中的民营经济的成功经验，概括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赚差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是找市场先机的阶段；第三个是退化成炒市场阶段，例如炒煤、炒楼房。你是否能同意他这个描述？

      马津龙：有必要将温州模式和温州后来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切割。温州模式指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向新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温州做出的民营化、市场化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主要是在传统经济制度的边际和外围进行的，中国经济的核心部门至今大都仍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垄断，如金融、证券、能源、通讯、铁路、航空以及国家电网、高速公路等部门。

      至于温州经济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温州企业、温州人向外发展造成的对温州经济的影响，实际上与温州模式无关。 关于温州人炒房，那是具体产业选择的问题。后来温州经济发展不行了，并不代表温州模式不行了。事实上温州模式已经过去了。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好坏是跟这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地方党政部门的服务都有关系。

      当然就温州产业发展来说，无论是党政部门的，企业的、民间的都有值得去反思和总结的方面。拿炒房来说，温州当然比较典型，但反过来中国难道不是这样的吗？中国现在最大的一批企业相当多的都是和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如万达、万科、富力、恒大……怎么能说仅仅是温州现象？而美国或者其他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最知名的企业有几个是搞房地产的？美国的大企业如苹果、微软、谷歌、思科等等，他们谁是房地产公司？不用说美国，就说台湾，台湾知名企业又有几个房地产企业。所以这是中国现象，而且这跟温州模式没关系。

      多维：所以所谓的我们今天谈的温州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产生在80-90年代这样的一种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马津龙：是的，这是当时温州的一个现象和经济发展方式。而且时间主要在1980年代，1990年代后就不典型了。因为后来温州范围之外的地区也做了这个选择，也就不存在独特的温州模式了。所以，温州模式必然是存在于特定的制度变迁下，特定的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早期的理论家尽可能回避所有制问题，例如当时上海社科院袁恩桢写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还包括董辅仁、费孝通的一些文章著作，当时的文章多多少少都回避所有制问题。事实上当时被称为温州模式，认为这是农民的致富之路，是脱贫致富的道路，但是从所有制角度去看，就是私有化模式，是无法通过的。从这个角度去说，温州模式也是当时回避敏感问题的一种提法。尽管前些年温州党政部门也曾经大张旗鼓地重提温州模式，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一条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温州之路。拿中国模式为例，中国模式不管我们怎么看待它，也不管它的对错和将来是否成功，它确实是区别于别人的，是既跟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又跟东欧、独联体国家不同的一种模式。相关阅读 温州奇迹祛魅：冒险与保守的性格冲突[图集] 资本主义奇迹邂逅社会主义象征历史巧合抑或必然[图集] 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上）多维：所以回到温州本身的发展路径上看，按照你刚才的逻辑，温州从90年代后走的是一条很典型的中国式路线，已经失去这种模式化的东西？马津龙：对，可以说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引领中国民营化改革意义上的区域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当时有非常大的争论，但是这种制度的先发优势给这个地方带来非常明显的脱贫致富的效应，这个是无法否认的。后来温州发展相对滞后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国先易后难、局部突破式改革已经没有多大余地，核心部门不改，改革的全面深化就谈不上。温州当时能够神奇般崛起，与制度上的先发优势有很大关系，而当这种制度优势弱化了，甚至荡然无存了，温州当然只能回归到本来应有的状况。

      多维：面对现在回归到原有状态的温州，你如何评价温州本地的发展。

      马津龙：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合成推理谬误，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提及到。意思是一个地方选择了某种模式成功了，但所有地方都是这种模式的时候，这个模式就不可能独具优势。就如有一个人站起来后，视野开拓了，但所有人站起来看时，就没有这个效应了。其实无论是温州在GDP上落伍了还是中国在GDP上超越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创新能力。这方面可以看看日本的情况。虽然日本这几年衰弱了，但在汤森·路透评出的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去年评出来的结果是美国39家，日本34家，前年日本更是以40家高居榜首，力压美国的35家，后面才是欧洲的国家如法国10家、德国4家，差距非常大，美国日本遥遥领先。 而且，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非常大。虽然中国GDP总量第二，但是日本在外的经济实力比中国大，日本很多企业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举足轻重，中国这样的企业就非常少。就在外投资来说，温州与日本有些类似，当然温州没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温州在外的这一块是比较大的，相当多的温州人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投资，虽然出去的企业并没有太多了不起的，仅仅是分量非常大。

      多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在今天回头在看这段历史的话，尤其是看温州模式，它会对我们今天或者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启示呢？

      马津龙：中国所谓渐进改革的方式决定了，改革不可能核心引爆、全局推进，而只能外围启动、局部突破。在中国改革的目标、路径模糊不清的转型初期，温州改革独具一格的民营化模式，以其毋庸置辩的成功和神奇般的崛起，对各地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发挥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从而为体制外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正是温州模式引领中国最初的改革走上市场经济的正道。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依然任重道远，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完善。但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从而市场主体的民营化，始终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所做的政策选择、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