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十问-2006-5-16

马津龙

按：《温州十问》系《浙商》杂志编辑部主任董树荣针对近年来人们关于温州的种种议论，采访温州有关专家后撰写的文章，发表在2005年5月号《浙商》上。在关于“温州人精神是什么”的第9问中，本人特别强调了历来认为的“温州人精神的核心是自发、自然和自由”的观点。
      [原编者按]温州，常常成为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近日，这种议论又潮涌而起，有责难，有疑问。人们惊奇地问温州，今天你又怎么啦？你又招惹了谁？
　　带着人们的疑惑，记者来到温州，向温州发出“十问”——
　　1 温州为什么又受责难？
　　近一段时间，有几篇议论浙江商人和温州经济的文章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而温州鞋在俄罗斯被扣，温州房价被某家杂志社称为全国最高，温州的商人在辽宁、山西等地承包经营的煤矿一再发生矿难……，诸如此类的事件，使温州及温州商人又一次被推向舆论的焦点。
　　有些舆论是这样指责温州的：“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它们的私营企业为将短期内的利润最大化而毫无顾忌，同时地方政府对它们的这种行为又不加约束。这样的经营行为使市场经济不再增进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而是对广大群众造成巨大的伤害。”
　　包括一些主流媒体在内，在对发生在辽宁、山西的矿难报道时，特意点出经营者是温州商人。应该说，这也没有错。但是，它又会让读者产生这样的印象：因为是温州商人经营的，所以才发生了矿难；如果不是温州商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灾难了。
　　于是，指责温州似乎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温州市社科联副主席洪振宁说：“温州从来没有清静过，从来不缺乏骂声。但温州就是在一片指责和批评声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有一位温州企业家甚至调侃道：“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很少，但全国对温州的批评很多。也许，这些批评就是全国对温州发展起的促进作用吧。”
　　我们知道，有的城市和有的地区的人，对外界的指责很是过敏的。就在今年年初，有一个城市因为一位温州人的批评，竟然在网上发出对文章作者的“网络追杀令”。尽管这是一场闹剧，但可见这些民众的狭隘心态，相比温州人对外界批评所持的大度，不得不令人敬佩温州人。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温州会被一再妖魔化呢？
　　长期以来，外界对温州的批评、指责，一直没有断过。按照洪振宁的回忆和分析，25年来，围绕着温州的争论有四个方面：一是姓社姓资的所有制之争，说温州的改革“改到对岸去了”，认为温州是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的“典型”；二是假冒伪劣产品之责难，指责温州的夹克衫是假冒的，温州的皮鞋是硬纸板做的，导致许多地方明令抵制温州产品；三是“模式之争”，是所谓的“温州模式”有前途还是“苏南模式”有前途的争论；四是对温州游资的指责，一方面指责温州人炒房、炒商铺、炒车、炒煤，另一方面又指责温州大量资金外流，会造成温州本地经济的“空心化”。
　　温州，就是在外界这样的吵吵嚷嚷中发展过来的。在这20多年里，温州、温州经济、甚至温州人，一再地被指责，甚至有时被妖魔化，但温州最后还是以自己的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不断创造巨大的财富，赢得了全国的尊敬。
　　为什么舆论界总不放过温州？偏在东南一隅的温州，本不该成为中国诸多城市中最为人关注的。洪振宁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温州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比别人早一点，并且都触到了旧体制和中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中的痛处。
　　温州人以经济为手术刀，无情地解剖着旧体制、旧观念中的多种病灶，并努力地从各个部位将它们剔除。因此，有人不无夸张地说，温州一动，全国疼痛。疼痛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就会引来人们捶胸顿足的喊叫和剑拔弩张般的怨恨。
　　
　　2 应该怎样看温州？
　　在温州采访，记者听到许多人说到这么一个观点：温州这地方，本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温州能迅速崛起并不断发展，在常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是一种非常态。当地的一位资深记者就说：“我们冷静想想，在中国经济版图里，温州这样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的城市，能够崛起，是不正常的；能够25年保持高速增长，更是不正常的。”
　　洪振宁就明确表示：“如果说过去温州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的话，那么，今后温州经济回归到平稳的增长，才是一种符合经济规律的必然。因此，前几年温州经济的增长幅度趋缓，引得国内媒体一片惊呼，是很可笑的事。”
　　翻开中国经济版图，温州既不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更不属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尽管她处在瓯江入海口，但瓯江只有800里长，不足于独立成为一个强劲的经济区域。
　　洪振宁形象地说：“北方的冷空气到了温州就不冷了，南方的热空气到了温州就凉下来了。温州是连风也变异的地方。她的经济、政治、文化，本不该成为泱泱大国的一种主流。”
　　温州当地的一位作家说：“历史上，温州一直处在主流文化的边缘。温州第一次进入中国主流舞台，是在西汉年间，那是东瓯国国王提着八王之乱头目吴濞王的头颅才被中原文化接纳的。这个历史故事，对于温州很有一番象征意义。今天温州商人以资本的力量为全国所关注，也有点血腥味。我说这番话，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要以一种常态来看温州，不要再给温州以太大的压力了。”
　　温州市服装商会副秘书长郑旭峰说：“温州一直是出是非和经验的地方，但中国改革开放已经25年了，还要由温州来出经验，还有许多关于温州的是是非非，就很有点不可思议了。从这一点来看，能否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还不能说是成熟的，似乎还需要草莽英雄去拼杀。”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马津龙教授认为：“温州的意义，在于她在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她的经济区位，决定了她不可能成为经济中心，也不可能成为了不起的经济城市。”
　　洪振宁认为：“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温州实际上会进一步回归到她的边缘化地位。但媒体和理论界似乎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总是要温州来承担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任。实际上，这样的重担，温州是挑不起的。”
　　在温州听到的这一类话，笔者首先感觉到的是，如果说温州经济有非理性的成分的话，那么温州人反倒是十分理性的。温州人的自我认知、自我评价，不得不让人深思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看待温州？
　　一百个观众眼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百个读者心中有一百个林黛玉，那么在一百个外地人眼中也必然有一百个温州。温州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标本。对这个活标本，由于她内在的丰富性，决定了她往往被夸大，被歪曲，被神化，被亵渎，被赋予不切实际的期望，也被随意地摆上祭台。
　　温州人在外界的颂扬或贬损中，没有陶醉或者自责，他们只是按照他们既有的逻辑，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一位温州企业家说：热闹是他们的，我们有我们的态度。温州人目前的一个态度就是，希望外界还一个真实的温州。
　　但对于温州，25年来的经济行为和舆论描述，温州的真实已经被层层色彩所包裹。要找到温州的真实绝非易事。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温州，仅仅是温州而已。　　
　　3 温州的产业离天花板有多远？
　　在温州，记者看到，这里没有重化工业，也缺乏高科技产业，有的还是20多年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皮鞋业、服装业、泵阀业、低压电器业、印刷业、眼镜业、剃须刀业、打火机业、塑料制品业、制锁业等。只不过现在不再是前店后厂了，也不再是老板骑着三轮车送货了。但是产业层次低、低价竞争，还是成了外界对温州经济的最基本判断。而西班牙火烧温州鞋，俄罗斯强拉温州货，就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判断。
　　温州的产业层次确实还比较低，低价竞争也依然是不少温州产品的基本策略。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温州的产业已经碰着天花板了，说温州经济就没有发展空间了。郑旭锋说：“如果说温州产品在本地消化，那么温州产品早就碰着天花板了。但问题是温州产品面向全球，拥有十分庞大的国际市场。只要世界上有这类产品的消费者，温州产品就远没有碰到天花板。”
　　洪振宁更是从国际产业分工的角度来分析，他说：“一个产品的商业价值，由研发、生产、市场三个环节组成，生产的环节最为微利。但目前，在全球产品价值链中，研发和市场两头基本上都掌控在发达国家的手里，中国企业只占据了生产这个中间环节。我们温州企业是这方面的典型。在这一环节上，中国产品、温州产品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我们抗衡的。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不能因为只占了最微利的一环，就眼红别人，就必须自责。要知道，不久前，我们连这一个环节也没有占据呢。产业的发展规律是这样的，只有先掌控了生产环节，才有可能向前后两端发展和延伸，到最后掌控研发和市场。从这一角度看，温州产品即使不改变产业结构，也还远没有到达天花板，因为温州产品在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了生产环节的绝对地位后，必然会向上下游发展的。外界对温州产业的天花板问题的担忧，实在是多余的。”
　　“我们不否认温州的产业层次低。”当地的一位学者说，“但在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中，像温州这样一个基础薄弱、高层次人才匮乏的城市，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去选择高层次产业呢？设想一下，如果温州发展IT产业，能有前途吗？只要产品有市场、有市场竞争力，产业层次的高低，不应当成为主要问题。温州把产业层次低的产品，做到全球最有竞争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瑞士的手工手表，就一定说是高层次产品吗？不见得。但他们的竞争力就很高啊！我觉得指责温州产业层次低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对温州产品低价竞争问题，这位学者认为，这是温州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没有了低价竞争的优势，也就没有了温州产品。但温州的低价竞争，并不是说温州产品就不好。相反，目前在中低档产品上，温州产品的质量已经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的同类产品相媲美。这对全球消费者来说，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那么，温州产品如何能做到价廉物美的呢？关键是生产组织形式，也就是温州的产业集群优势。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都有专业的配套生产厂家进行专业化生产，把每个零部件的成本都压缩到最低，这样，一件成品的价格就自然低下来了。劳动力成本低、管理成本低、运输物流成本低、资金占用成本低，整个产品成本就自然低了，但质量没有低，于是就拥有了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上世纪三十年代，“东洋绸”打败“本土丝”，也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较量，还得从低价开始。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产品在质量和品牌上没有优势，却非要去采用高价策略，国际市场上会有中国产品的地位吗？　　
　　4 温州人是“经济蝗虫”还是“经济益鸟”？
　　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温州人到全国各地做生意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后，温州人是带着资本出击全国了。
　　温州资本出击全国，既有去开商场、办企业的，也有去炒房、炒楼、炒商铺、炒车、炒煤的。特别是炒房炒楼，温州资本指向哪里，那里的房价就迅速上升。至今，杭州人还在说，要不是温州人来炒，杭州的房价就不会这样疯狂。
　　于是，民间开始痛恨温州“炒房团”，有学者拿温州“炒房团”写书，有些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抵制温州“炒房团”，媒体把某地成功阻击温州“炒房团”作为重要新闻。
　　在高房价成为政府无奈、百姓痛恨的经济现象时，温州人又一次背上了把房价“炒”高的黑锅。于是，就有学者站出来劝告温州人：“温州资本出击，要做经济益鸟，不要做经济蝗虫。”
　　对这样的劝告，温州人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说温州资本是经济蝗虫，这个判断很值得怀疑。即使温州资本真的是经济蝗虫，如果吃掉的是计划经济肌体中的病灶，那不是一件好事吗，那不就成了益鸟了啊！
　　历史已经证明，温州人出击全国，极大地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把市场经济克隆到了全国各地，出现了“哪里有市场，那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那里就有市场”的局面。因而，当温州资本出击全国时必然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冲击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一直被外界诟病的“温州炒房”，它的起因，不是资本投机，而是因为体制问题引起的。温州人告诉我，我们炒房纯粹是在一个偶然中摸到的巨大商机。温州的第一代创业者，获取了第一桶金后，苦于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就设法给子女找个好学校。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决定着一个人的出生地与他将来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上海的学生高考录取分数线就比浙江的低很多。当时，上海等大城市房地产启动不了，就出台了在城市里购房能安排子女落户的政策。这样，温州商人就到上海等大城市里买了房子，子女的户口也就进了城。几年后，子女考到了外地，在那个城市里买的房子没有用了，于是温州商人就把房子出售了。一出售，发现房价已经涨了许多倍。这时，温州人才发现房地产里藏着的巨大商业利润，于是就出现了“炒房团”。
　　回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政府为了启动房地产，曾经花了多少心思，出台了多少政策。是谁首先撬动了房地产？还不是温州人吗！但现在房价进入了一个难以控制的高速车道，就反过来一味责备温州人，说温州人搞乱了房价。当然，在这过程中，温州“炒”房也确实有变异的情况存在，出现了规模不小的“投机行为”。但这仅仅是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而已。如果早有相关的规范制度出台，这种“投机行为”是能控制的。所以温州人说，如果用一点历史眼光来看，首先要给温州人记上一功，同时也应该规范和引导，倘若是一再责备，温州人就感到有点冤了！
　　不仅仅是房价，还有像所谓的“炒煤”。当时，煤资源产地的煤矿全面亏损，当地政府就大量到温州招商。温州商人去了，亏损的煤矿就活过来了。温州的一位企业家给笔者算过这样一笔账。他说，他们原来的煤矿，挖100斤煤的成本是1.3元，而煤的销售价只有1元；而温州商人经营的煤矿，每百斤的成本只有0.3元，能够获利1元整。当然也不可否认，有的人为了追逐利润，忽视劳动条件，不重视矿工安全，以致造成许多惨痛的矿难事件。对这样的老板，不管是不是温州商人，温州人也一样非常痛恨。他们认为，在提高经营者素质的同时，要采取法律等有效手段进行强制性规范。而在这方面，政府任重道远。
　　由此可知，要使温州出击的资本能成为“益鸟”而不变成“蝗虫”，不仅仅要靠温州商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还更需要制度的刚性制约。   
　　5 价廉物美怎么招惹了国际市场？
　　在西班牙，温州皮鞋被烧；在俄罗斯，温州皮鞋被拉走；在罗马尼亚，温州服装被扣；在尼日利亚，温州产品被没收；在阿根廷，温州眼镜被反倾销立案调查；在土耳其，温州水龙头、门锁、笔等被实施保障措施；在欧盟，新的普惠制将实施……
　　国际市场的危机信号一再传来，温州产品频频遭遇贸易壁垒。那么温州产品是怎样招惹了国际市场？
　　温州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处处长周小平一语道破天机：虽然各种贸易壁垒接踵而来，那些国家提出来的理由以及表现出来的抵制方式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动机是很明显的，当成本低、价位低、款式新的温州轻工产品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国外厂家的同类产品无法在价位上与其抗衡时，便会以种种借口设置国际贸易壁垒。
　　价廉物美，是消费者最想购买的商品。但是，温州商品因为其价廉物美，竟然成了频遭国际贸易壁垒的罪魁。这真有点匪夷所思。但事实就是如此。温州就这样招惹了国际市场。
　　温州缺少高科技，没有国际一流的高端品牌。他们传统的轻工产品，在国际上能够取得竞争优势，靠的就是价廉物美。“能够把小产品做到国际同类厂家都怕，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啊！”郑旭锋说，“但在国际市场上，各国都有自己的保护政策，在WTO的框架下，要制裁你好像更容易了。这样，温州的低成本优势很可能就转变成了劣势。”
　　那么，如何改变这样的格局，既能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又不招惹其他国家的反感呢？这成了当前温州经济的一大难题。
　　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温州产品再也不能搞低价竞争策略了，要实施高端战略，要转变产业结构，要提升产业层次，要发展国际品牌。
　　话是没有错，但温州老板们听来觉得别扭。他们说，谁不想走高端产品之路啊，但要转变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发展高端品牌，谈何容易！国际上的高端品牌，哪一个不是积数十年之功才创立起来的？而我们发展经济才几年，有品牌意识更没有几年啊！
　　一位观察家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惹恼了全国市场，有的商店打出了“本店不卖温州货”的牌子。这对当时的温州，真是一场极大的危机。但经过几年整顿后，温州产品的质量上来了，不仅征服了国内市场还征服了国际市场。现在遇到的国际贸易壁垒，不是因为温州产品的质量问题，而是国际市场竞争和国际贸易博弈问题，这对温州来说，又是一场危机。而要度过这场危机，不单是一个产品质量和产品档次就能解决的，它的背景极为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单靠企业、单靠经济行为是难以解决的。说穿了，这涉及到国际贸易中的公平原则问题。但目前公平不公平，常常是人家说了算。
　　正因为温州商人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们还是采用一贯的理性务实姿态，一方面不放弃“价廉物美”和“低价竞争”策略，他们说，如果轻易放弃这一点，那么温州产品在国际上就什么也没有了；另一方面，他们更注重品牌意识了，而且开始与国际品牌对接，像服装与意大利乔治白合作，低压电器与美国GE合作等等。“借国际品牌之船出海，是温州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方便之门。”一位温州地方官员这样说。　　
　　6 温州劳资关系紧张吗？
　　2月20日下午，在金温铁路温州黄龙段马坑隧道口，面对呼啸而来的列车，路过此处的河南籍打工青年李学生飞身救出一个穿越铁道的男童。当他再次冲上铁道救另一个女童时，被飞驰的火车迎面撞飞，不幸牺牲。
　　当我们在为李学生的壮举而感动时，也听到这样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温州市大肆宣传打工英雄李学生，是为了掩盖温州老板压榨工人获取巨额利润的事实。
　　在有些人眼里，温州资本的积累是原始的、血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温州的劳资关系是极为紧张的。
　　记得15年前，一封反映温州老板使用童工的材料一级级上报，并广为散发，有一位理论家由此得出结论：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沿海出现了，如温州等沿海地区。为此，中央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温州调查。
　　中央调查组在苍南县金乡镇调查时，镇干部这样汇报：我们山区的家庭，一般有三个孩子，如果三个孩子都在家里，那么就都不能上学。现在有一个大孩子出来打工，另外两个就能上学了。以一个孩子的牺牲换得另外两个孩子的发展，是不是值得？
　　今天，温州的打工队伍绝大部分是外地人了。他们在温州企业里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笔者在一家店门口避雨，遇到一个也在避雨的安徽籍打工者。他姓孙，今年40出头。他说他打了15年的工了，去过深圳、广州，也到过北京、上海，在合肥也做过3年，最近5年在温州。按照他的说法，其他地方的老板有的太抠门，工资少得可怜，劳动强度大得惊人；有的地方骗子公司太多，做了半年，突然老板失踪了，拿不到一分钱，而且生活成本太大，挣的钱不够一个人花；而有的内地城市，好企业不多，经常没活干，你要不断地换企业，重新找工作。他在温州，只要不生病，肯干，活总是干不完的；即使是有个把月的淡季，老板也给你基本生活费，自己还可以找些其他活干。这位姓孙的安徽人，在一家皮鞋厂里已经干了5年，没有换过厂。他说：“我这个老板不算大，但有职工公寓，还给我上了养老保险。我目前的工资有一千多。我老婆儿子都在温州了，一家子都是打工的，生活很是可以了。”
　　温州一位企业家说：“过去，我确实没怎么重视工人这一块，但现在不同了。从量化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如果我的企业总资产是10个亿，那么工人占的份额就是一个亿。”笔者问他：“那么其他九个亿是什么？”他说：“还有中层干部、高层管理、技术人员、固定资产、品牌价值等等吧。”由此可以看出，工人尽管只占这位温州企业家总资产的十分之一，但毕竟已成了十分重要的一块了。关键的一点是，在温州老板的眼中，工人已经成为企业构成的重要因素了。
　　怪不得去年年关，德力西老总要乘飞机到内地打工者家里拜年；奥康的老总被重庆公司的员工视作明星，以能够和他合影为荣。
　　当地的一位观察家说：“从全国视野来考量温州的劳资关系，可以说是最好的城市之一。这里没有大规模的劳资纠纷，更没有听说过因劳资关系紧张引发的工潮。有人说李学生的出现是一个偶然，这尽管没有错。但他的背后是有很扎实的社会基础的。”
　　而3月11日发布的胡润版“2005年中国慈善榜”，温州有王振滔、胡成中、钱金波三个企业家和正泰集团一家企业当选。温州成了中国慈善富翁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温州企业家道德素养的提高，也能充分说明，温州的劳资关系正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7 温州人是聪明还是傻子？
　　民间有言，说温州人头发芯都是空的——精明透顶了。外地人看到温州人总是商机无限，创富不断，说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
　　但是，记者在温州听到这样的说法：“温州商人实际上很傻，傻透了，但不知不觉间竟然赚了大钱。于是，外地人就说我们温州人天生聪明了。”
　　那么，温州人到底是聪明透顶还是傻气十足？
　　温州人从商，不是有准备地去从事这一行业的，而是被生活所逼，是在没有办法情况下的办法。他们把“脸皮”放下，丢在家里，就出去闯荡世界了。郑旭峰说：“当时，有哪个地方的聪明人能够把‘脸皮’放下来？只有我们温州人，像傻子一样不要‘脸皮’，就匆忙走到外面去经商了。”
　　洪振宁说：“当时的温州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而且温州方言很难懂，与普通话相差很大。他们几乎就像一群傻子闯进了一个聪明人的世界里。”
　　一个经典故事广为流传，说的是温州人在城市里开始做生意，说的话别人听不懂，就被轰了出来。于是，他们第二天再去，但这时手上写着一行字：买我东西，回扣20%。看到对方有点心动了，温州人就在计算器上拨弄了一番，算出回扣的金额。对方一认可，他就从袋里掏出这个数目的钱，交给了对方。一位目前企业做得很成功的温州商人回忆道：“当时我给对方的回扣费，还是借来的呢。”对方见温州人如此诚恳，就把生意给了他。他马上给温州打电话，要求发货。
　　洪振宁评价这个故事时说：“显然，这样做生意，是违背生意场上的规则的。只有傻子才敢这样做。外地人也是见温州人傻得可爱，才与温州人做生意的。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傻子与聪明人之间的游戏。聪明人以为自己占了便宜，但最后却是傻子成就了事业。”
　　马津龙教授认为：“温州人在创业之初，就是凭着一股子傻劲，才撬开了计划经济的大门，才对原有的经济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一位温州资深记者说：“与外地人相比较，我看不出温州人有哪方面特别聪明的。相反，他们从来不自以为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他们只是凭着一股傻劲，认定经商这条路，努力拼命地赚钱罢了。”这位资深记者说：“要说温州商人聪明，只有在一点上能反映出来，就是他们好学。创业之初，他们在经商实践中学，在失败的教训中学。他们不怕失败，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经商能力。这一点就比别的地方的人聪明。这种好学精神，加上不轻易言败，温州商人就越做越成功了。”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价，说温州商人没有文化，素质低。但是温州人并不认同，他们说：“确实，温州商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他们没有学历，但有深厚的学识；没有很高的文化，但有很深的智慧。”而且，这是第一代温州商人的普遍现象，对于第二代、第三代温州商人，这个评介也不正确了。现在年轻一代的温州商人，最令人感动的，是抓住一切机会和时间，到大学里、到各种论坛和培训班里去读书学习。在杭州、在上海、在温州本地的MBA、EMBA班里，人们总能看到温州商人的身影。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
　　一位温州人说：外地人都说温州商人没文化，但我相信不长时间后，外地人又要说温州商人太有文化了。如果你能零距离接触一下温州那些知名企业的掌门人，就会相信我的话不假。　　
　　8 温州如何从“情感社会”突围？
　　温州人很讲感情，温州人很讲同乡情谊。温州，是中国商会组织最为发达的城市，不仅仅温州各行各业有自己的同业商会、同业协会，而且散布在全国和全球的温州人，不管到了那个角落，都要成立温州同乡会或温州商会。
　　郑旭峰说：“各行各业的商会、协会，对温州经济发展的作用，太大了，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如果从我国要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角度去看，这些商会或协会的意义，还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商会组织相比较，温州商会则带着明显的小团体、小圈子色彩。一位在上海发展的宁波企业家就说过这样的话：“温州商人就喜欢搞自己人那一套，太重老乡观念了。老乡就抱团，不是老乡就竞争，这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也是他们很致命的弱点。”
　　而一位省领导到欧洲考察侨务工作后回来感叹：到了欧洲，简直是到了温州，听的是温州话，吃的是温州菜，谈的是温州人生意，参观的是温州人开的菜馆和办的企业。
　　温州当地的一位资深记者说：“温州是一个情感社会。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认识温州。”
　　温州人做生意，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先交朋友，后做生意。”他们觉得，是朋友就能做生意；不是朋友，生意就不好做。所以有人说，温州人在酒桌上说的话都算数，但东北人酒桌上说的话日后就难“算数”了。
　　情感第一、朋友第一。这样的经商原则，必然会发育大量的“潜规则”。温州商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经商或办厂，都要设法结交当地的政府官员。他们的经验是：“与当地的政府官员交上了朋友，就有了很好的人脉，有了很牢靠的社会关系，投资进去，心里就踏实了。”而与地方政府官员交朋友，必然会有不正当的东西出现。于是，有人就讥讽温州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确实高人一头。”一位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转移了财富的分配形式罢了。
　　其实，温州“情感社会”的产生，是文化和历史的必然。温州话是一种特殊的方言，而20多年前的温州创业者，大多说不好普通话，因此同说温州话就成了人际联系的重要纽带；从历史上看，温州是被正统儒家文化边缘化了的城市，建国后又因特殊原因成为国家投资极少的城市。因此，温州人在外人面前首先是很自卑的。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温州人内部就不得不抱团，不得不形成“情感社会”。这种社会基因被温州商人们应用到了生意场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大量存在寻租空档的社会里，就自然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情况。
　　洪振宁说：“温州商人为什么总是要去与政府官员结交？关键一点，还是政府掌控着太多的资源。资源掌控在政府手中，也就是商机掌控在政府手里。温州人要从政府手中获取商机，不从官员那里着手，还有其他途径吗？我们在责备温州商人善于搞官商勾结的时候，也应该反思政府的作为。”
　　当然，温州商人要转型，必须从“情感社会”中突围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指出，目前温州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是十分必要的。它不在于能引进多少外资，关键是要用外来的资金、管理、文化，打破温州的“情感社会”。中国要建设成为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温州作为市场经济的先锋，就必须从情感社会中突围出来。   
　　9 温州人精神是什么？
　　走在温州街上，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淹没在商铺里，一条街接一条街，除了店铺还是店铺；与温州人在一起吃饭，你会觉得他们的话题非常广泛，从一个盲人要登喜玛拉雅山到台湾人赴大陆祭祖，从苏丹红一号到亚洲国家反对日本谋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几乎无所不谈，对什么话题都津津乐道，但有一点可能会令外地人惊讶，他们在谈这些新闻时会时不时地问上一句与赚钱有关的话。
　　经过了25年的磨练，温州人的商业细胞已经异常发达，一个外地人感叹道：“在温州，空气中漂浮着的几乎都是商业气息。”
　　显然，今天的温州，离开了商业就不成其为温州。因此我们要讨论温州人精神，实际上就是要揭示温州人的商业精神。那么，温州人的商业精神是什么呢？
　　对于温州人精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过多次讨论，有的还成为一段时间内的共识。比如，1993年下半年提出的“四自精神”——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但民间补了一条，叫“自讨苦吃”。到了1998年10月，温州官方在报告中这样定义温州人精神：“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而在民间，大家对温州人精神说得最多的是“四千精神”。洪振宁认为，这些无论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的说法，都是对创业阶段温州精神的概括和提炼。在新时期、新的发展阶段，温州人精神已经远远超越了以上的各种说法。
　　作为温州本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马津龙先生对温州人精神有他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在计划经济年代里，中国人普遍地存在强烈的等级观念，但温州人这样的观念比较弱，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意识。正是这样的意识，才能使温州人家家户户特立独行，前店后厂，发展起个私经济。也是这种精神，使温州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能够保持一种强烈的创新精神，包括企业的管理、技术、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创新。
　　马教授还认为，中国许多地方，碰到问题喜欢争论，要先解决意识形态问题之后再开始干。但温州人不这样的，他们把问题放在一边，很理性很务实，干了再说，干出成就后让事实来说话。理性务实的价值取向，是温州人最可宝贵的。他们原来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在实用的价值取向下，他们特别善于学习。所以，温州的好学精神，与他们的理性务实有关。理性务实了，就能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去经商办企业，就能按照利润最大化去发现和捕捉商机。温州人的商业精神实际上没有秘密可言，就是自然而为，遵循人性的自然，遵循经济规律的自然。
　　马教授特别强调，温州人身上，有一种最了不起的精神，就是对自由的追求。在人类所有精神中，自由精神是最崇高最伟大的。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温州人天生爱自由，这是温州商业文化最内在和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对温州人自由精神的理解和认识，就看不清温州精神的实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足以证明，一个地方的经济繁荣度与这个地方人们对自由的自觉追求有关。温州人崇尚自由，自觉追求自由，所以经济就发展起来了。
　　最后，马津龙教授概括道：“我的观察是，温州人精神的核心是自发、自然和自由。”   
　　10 温州的未来可以设计吗？
　　理论家的最大本领是思考和设计未来。所以，25年来生机勃勃而又相当混乱的温州，一直吸引着许多经济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他们在温州转了一圈后，总有一番宏论发表。而这番宏论中，不乏对温州未来发展的指点。
　　然而，回顾25年来各路理论家们对温州阐述的各种理论，只有对当时温州经济的现象的描述还有些可圈可点之处外，对于温州未来发展的设计和预言，绝大多数被温州发展的现实抛弃了。
　　说温州的改革要“改到对岸去”的预言被证明是荒谬的；要把“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争个高低是没有必要的；说温州经济将随着资本“外逃”而要“空心化”的说法也不再有市场；说温州产业已经碰着“天花板”的论调，更被蓬勃发展的温州经济所击破……
　　温州，简直是一个神秘的生命体，她有自己独特的成长发展的路径和逻辑。
　　温州本地的一位作家说：“温州人以资本为文字，以利润为主题，独自写着自己的精彩华章。外界的担忧也好、批评也好、设想也好、预言也好，与温州本身的发展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温州人并不是只顾埋头拉车，不看方向的人。他们对自己城市的未来，有着比外人更清醒的认识。
　　温州市政府多年来一直在争取“较大城市”的待遇，而在本届政府的发展纲要里，也高举起“富民与强市相统一”的旗帜。但记者在温州民间感受到，温州人似乎对这个“强市”的提法并不热心。他们更多地认识到，温州要成为一个经济十分强盛的城市不太可能。他们更愿意倾向“温州成为中国最富足的城市”。
　　但这不是说温州的影响力会削弱，相反，更多的人认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温州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其原因在于，温州经济已经不再局限于温州市的经济了。温州人早已经遍布全世界，温州经济的内涵已经事实上提升到“温州人经济”了。随着温州人在全球范围的经贸活动的展开和进入当地的主流文化，温州的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必将逐步扩大。当地人认为，温州的未来就是“温州人经济”。
　　有一位本地专家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温州的未来，他说，尽管目前温州的绝对贫富差异十分大，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温州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占比最高的城市。温州很可能最早成为中国稳定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城市之一。他对这一发展前景充满期待和憧憬。他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那就是温州对中国的又一大贡献。
　　另一位不愿披露其名字的温州本土专家，说了他对温州未来的期待。他说，尽管外界说温州人是“经济动物”，但实际上温州商人十分关注和懂得政治。他们关注政治，并不单纯是要从政治里寻找商机，他们还有很强烈的政治诉求。前年温州市政府搞的“效能革命”，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实际上是经济和企业主的推动。因此，要我预测温州的未来，她有可能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作用。当然，至于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以及何时发生，我就不好说了。我不是预言家。
　　温州的未来不可设想，但温州的发展却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