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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无闲阶级的机会成本》发表于2002年5月16日的《温州日报》，发表时的标题改为《无闲的烦恼》。
在中国人中，温州人恐怕是最忙的了。而在温州人中，企业家尤其个个都是大忙人。据说南存辉几年前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中途曾经请假去了一趟美国，高天乐今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请假回上海公司则是笔者直接遇到的事，周成建更是常年打着“飞的”在各分公司之间穿梭。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在竞争的市场里，没有企业休息的地方。
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从忙碌中获得的巨大回报，却不知他们为此付出了放弃闲暇的高额的机会成本。而闲暇恰恰是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从亚里斯多德将闲暇视为“对必然性的摆脱”，认为“闲暇乃是全部行为之首要” ，到马克思强调“闲暇时间是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很重要的财富标志”，伟人们无不对闲暇推崇备至。
这里所说的闲暇当然不是清净无为，而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正如清朝《幽梦影》一书作者张潮所说，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
闲则能读书，书非闲不能读也。温州商报作过企业家智力投资的报道，其中藏书最多的周成建达4000多册，简直汗牛充栋。据说这些书的原值为15万元，不清楚在美特斯邦威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净值是多少。一些企业家的礼尚往来也喜欢选择高雅的书籍或者书画的形式（“高贵”到王天义的程度另当别论）。日前，南存辉送人的是斯宾塞·约翰逊的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长江电工公司董事长刘建国送人的是成功学大师拿破仑·希尔的《经营你的一生》。其实，藏书、送书并不难，难的是能读、能记。张潮说的“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难就难在有没有闲功夫。毋庸讳言，企业家的藏书大都只是一种摆设（附庸风雅总比媚俗要好），即使偶尔用到查阅一下，严格说来也算不上读书，更不可能获得古人读《论语》读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外国人读卢梭作品象受到电击那样的感受的。读书读到这种境界，非有闲适的环境不可。被金圣叹视为人生一大趣事的雪夜闭门读禁书，正是由于雪夜为读书提供了一个不受干扰而又诗意盎然的环境。日理万机的企业家岂能有这样的乐趣的？
闲则能游名胜，名胜非闲不能游也。旅游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钱，但更离不开闲。安庆大观亭那副著名的对联这样写道：“莽乾坤能得几人闲？早安排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好风月不用一钱买，休辜负青山红树，送爽气西来”。企业家因为生意上的事天南海北到处跑，但很少有时间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以便使尘心渐息、俗气潜消。即使匆匆“到此一游”，也是绝对达不到优哉游哉状况下所能体验到的游兴的。张潮认为奇境以粗游了之、良辰以酒食度之，是大失造化本怀的。正所谓“良辰美景奈何天”。
闲则能交益友，益友非闲不能交也。梁实秋说过，友谊需要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地洗炼才能铸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朋友是时间的积淀。拜丽德公司的郑秀东董事长曾对笔者感叹，因为忙，连朋友都没有了。而郑秀东还不是最忙的企业家。
闲则能饮酒，尽管笔者缺乏亲身经验，但闲散文人大都与酒有关，则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笔者对茶情有独钟，深知闲能饮茶、茶非闲不能饮之道。与咖啡不同，茶只有细细品尝，才能品出个中三味——那是比咖啡更加“好极了”的味道。每年新茶上市，笔者总要邀上三五闲友，到雅博茶坊泡上半天，吟诵着苏东坡“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的诗句，那情景，比起辛弃疾“闲饮酒”之后的“万千潇洒”是毫不逊色的。忙得席不暇暖的温州老板难得有这样的雅兴。个别与笔者算得上半个茶友的企业家，如华仪的陈道荣、骊谷的钱伟、安吉尔的李鹤曾等，也不大有纯粹为喝茶而喝茶在一起闲暇一番的机会。
闲能著书，书非闲不能著也。温州民营企业的神奇般崛起，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经验，这些经验完全可以成为大学工商管理的绝妙教材。而最能反映这些经验的，莫过于企业家本人。可惜因为忙，不大有人亲自著书作文，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上再创精神财富，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当然，在逆水行舟般的市场竞争中，在“经济崇拜”、“效率崇拜”的环境里，企业家事实上是难以摆脱繁忙的“必然性”的，他们不得不为企业的成功付出丧失闲暇的机会成本。那么，作为无闲阶级，企业家们是否只能永无休止地推动着那块西西法斯的石头，是否也能享受到闲暇的无穷乐趣，哪怕只是后天下之闲而闲的乐趣呢？也作为“温州悬念”，且容下回分解 。
（写于200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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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