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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发表于1990年第1期《改革纵横》，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第4期《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管理》转载。该文是根据李鹏总理批示的国研字[1989]第12号文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的全国性阶级、阶层调研的分报告之一。1990年5月经有关渠道被推荐给江泽民总书记。
1989年下半年，对个体、私营企业主流行着种种指责，高层有引起误解的“倾家荡产”的说法。温州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主因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担心而停业，甚至逃到国外（如当时市区知名度较高的私营企业家潘挺宇）。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不顾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是提供“问题”的要求，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仗义执言。
就经济状况，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是改革中率先脱贫致富的利益群体，从而顺理成章地证明了个体、私营企业主是改革的支持力量（尽管当时事实上存在否定改革的倾向，但至少表面上不大有人公开反对改革）。
就政治态度，本文强调“他们的政治态度在主流上是健康的、积极的”。针对当时认为个体、私营企业主中劳教、劳改释放人员较多的说法，本文以事实说明在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并非由素质相对较低的某些特殊身份社会成员所组成”；即使是那些不享有身份特权的农民、无业市民甚至包括受过政治、刑事处分的人员最先选择个体、私营职业，也不应该对他们采取身份歧视态度，否则将“为渊驱鱼”（在经省里审查上报国务院的材料，以及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原稿中的“为渊驱鱼”被删掉了）。
当时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文件特别要求说明个体、私营企业主在“动乱”期间的表现。本文如实反映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不支持“动乱”的态度，并分析了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
如果说本文作为上报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材料还只是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辩护，那么，将此文于1990年1月公开发表，并通过有关渠道推荐给总书记，就不仅仅是为温州，而是为中国的个体、私营企业主说话了。
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
10年改革以来，个体、私营经济的崛起，使温州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已经成为具有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的社会利益群体或利益阶层。因此，分析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对于正确估量该群体或阶层在今后的结构变迁、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一、改革中率先脱贫致富的利益群体
温州长期以来是浙江省比较贫困的地区，全省5个贫困县，温州就占了3个。不仅永嘉、文成、泰顺等山区县贫困，连平阳、苍南等沿海县的一些乡镇(例如金乡、宜山)，也曾以百姓逃荒要饭闻名遐迩。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品经济异乎寻常的发展，使温州人民特别是温州农民迅速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温州城市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1981年为422.6元，1988年提高到1419.2元，平均每年增长18.9%；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113.5元，1988年提高到832.0元，平均每年增长22.0%。在共同致富的基础上，一个先富起来的利益阶层在温州逐步形成。
l、个体、私营企业是温州商品经济早期发展的组织载体
家庭企业是温州发展商品经济最初的组织形式，购销员是最初的市场经营主体。1984年时，温州就涌现了10万家庭企业和10万购销员。与此同时，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雇工经营的私营企业。近年来，则在个体、私营企业的基础上普遍发展起“股份合作企业”。据统计，1988年全市已有股份合作企业22833个，其中工业企业13469个，工业总产值2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4。这类企业的股份资本按股共有，而企业税后利润中有一定比例作为归全体职工共同所有的公积金。因而既有股份因素，又有合作、集体因素。从发展的趋势来看，股份合作企业正在日益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当然，在目前阶段，由于这类企业股份、合作形式的不规范、不完善，以及基本上以自然人为终极所有者，因此其中相当部分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合伙企业的特征。
1988年，全市有个体工业企业15万户左右(包括“农兼营”)，从业人员约40万人；私营工业企业l万家左右，从业人员10万余人。个体、私营以及股份合作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40.7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4.2%。全市有个体、私营商业网点75139个，从业人员89436人，分别占商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数的91.76%和69.53%；个体、私营商业的经营额为20.30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6.4%。全市个体、私营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38000多人，有机动客车5103辆，货车12553辆，分别占全行业总数的87.7%和78.2%;客运船只2739艘、货运船只4309艘，分别占全行业总数的94.2%和91.2%（船舶客位数只占38.3%，吨位数占78.2%）。
正是个体、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缓解了温州历来异常尖锐的就业矛盾，为上百万新增的和从务农队伍中游离出来的劳动者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使温州广大农村特别是率先发展商品经济的沿海地区，呈现出一派家给人足的富裕景象。例如，永嘉县桥头镇附近的壬田村，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62元，]984年增加到1515元，6年间增长了23倍；瑞安市鲍田区的鲍洋村，1979年人均收入只有60元，1986年跃至4227元，7年间增长了近70倍；柳市区是一个有33万多人的大区，该区1980年人均年收入113元，1987年已达2280元，7年间增长了19倍。
2、部分个体和私营企业主成了先富起来的既得利益阶层
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是一种面向全国实行大规模交换的开放性经济，与这种所谓“小商品大市场”格局相适应的，是一种在户与户、村与村，甚至乡与乡、区与区之间实行专业化分工的生产技术体系；同时，多数小商品的生产或经营的环节很少存在足以产生垄断的进入壁垒，因而往往出现在一定的区域内家家户户都按照分工需要生产某类产品的现象。这正是温州沿海地区“万元户”早已比比皆是，而“百万富翁”在私营企业中的比重却比其他许多地区低，更没有出现已经在有的地区崭露头角的“千万富翁”的重要原因。因此，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本身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显然较低，即收入分布比较均匀。例如，号称“东方最大钮扣市场”的永嘉县桥头镇，“万元户”早就高达80%以上，但“百万富翁”至今还只有一家。另据有关部门对瑞安市的韩田、邵宅、霞霖、鲍洋等几个“超级富翁”较多的专业村的调查，在总共2281户中，万元户有1862家，占81.6%；10万元户有115家，占5.0% ；30万元户有23家，占1.0% ；50万元户有8家，占0.4%；而“百万富翁”则只有4家，仅占0.2%。
一般说来，在个体、私营经济中，个体工业、零售商业和饮食服务业经营者收入的悬殊不大，其中虽有不少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但特别富裕的并不多。有关部门对金乡镇家庭工业企业和温州市区木杓巷小商品市场230个个体商业户的调查比较真实可靠，并具有代表意义。金乡74户家庭工业企业1986年年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有21户，占28.4%；5000—10000元的有23户，占31.1%；3000—5000元的有10户，占13.5%；2000—3000元的有8户，占10.8%；1000—2000元的有4户，占5.4%；1000元以下的有8户，占10.8%。其中年收入最高的家庭为45495元，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在5000—10000元的区间内。在木杓巷的230户个体工商业户中，1985年资金在4万元以上、月收入在600元以上的有6户，占2.6%；资金2--4万元、月收入400—600元的有40户，占17.4%；资金1—2万元、月收入200—400元的有152户，占66.1%；资金1万来元、月收入100—200元的25户，占10.9%；资金几千元、月收入100来元的7户，占3.0%。
对于个体、私营企业主来说，由于生老病死、衣食住用几乎完全依赖货币性收入，基本上得不到其他阶层享有的福利待遇，因此，即使号称“万元户”，实际经济状况也未必已经比其他阶层优越，更何况还有收入微薄乃至亏本、破产的。但也有一批个体、私营企业主，或者因为经营有方，或者由于市场机会而财运亨通，也有的主要凭借各种非规范甚至非法手段而成为暴发户，从而捷足先登地进入所谓“中产阶级”的行列。
这个先富起来的阶层主要包括4类人。
第一类是私营企业(包括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中雇工较多的企业主。对这类人的收入分别于1985年与1988年进行了两次调查。1985年调查了31个雇工在30人以上的“大户”，1984年平均每个企业有固定资产7.19万元，最高者为45万元；流动资金1.2万元，最高者为50万元（企业负债比例不一，但固定资产多为自有）。当时企业主收入一般没有“工资”和“利润”之分（税收通常按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征收），平均每个企业的利润为3.62万元，最高者为15.2万元。1988年调查了50个私营企业。这次调查名义上为随机抽样，并非如1985年那样专门针对所谓“大户”，但实际规模显然高于全市1万余家私营企业的平均水平。这50个企业1987年平均每个企业的固定资产为13.64万元，比1984年的平均数增加了6.45万元；固定资产最高者为133万元，比1984年的最高数增加了88万元。平均每个企业的流动资金为15.57万元，比1984年的平均数增加了3.57万元；流动资金最高者为120万元，比1984年的最高数增加了70万元。1987年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已区别为“工资”收入和“利润”收入。企业主年工资收入1200—2200元的占10%；2400—5000元的占32%，7000—20000元的占8%；平均年工资收入为4300余元，少数企业主一年还有240—1440元不等的“奖金”或“津贴”。50个企业的平均所得税后利润为6.63万元。包括“工资”和“利润”，企业主平均收入为7.06万元，但通常利润的70%以上转化为积累基金。
第二类是部分神通广大的购销员。温州的私人购销员是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的经纪人，其收入来自按一定比例提取的购销合同业务费。1985年对全市各行各业的147名购销员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这些人中1984年年收入在1000—2000元的有32人，占21.9%；2500--5900元的有31人，占21.2%；10000—20000元的有18人，占12.3%；20000—50000元的有25人，占17.1%；50000--100000元的有2人，占1.4%。我们发现，在高收入的那部分购销员中，有的是几名家庭成员合伙，因此实际家庭收入是问卷调查结果的倍数。
第三类是建筑工程队的经营者即包工头。温州有39万多劳务输出的人，其中就有在各地承包建筑工程项目的。据调查，1984年全市出省的施工队共有685支，3万多人。平阳县1985年有建筑工程队147支，共1.5万人。同时，温州这些年小城镇建设突飞猛进，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发展到1988年的111个。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1年多的时间里就有面积达135万平方米的建筑物拔地而起。这些都为建筑包工头开辟了发财致富的门路。根据1985年对40户所谓“经营大户”的调查，其中建筑包工头的平均年收入为6万元。上述永嘉桥头“百万富翁”企业主，原先就是建筑包工头。
第四类是从事民间信贷的金融大户。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对民间信贷的需求，于是出现了经营各种“会”的会主、作为借贷中间人的“银背”，以及开钱庄的金融专业户。这类人的年收入可达数万元。由于这类低层次的民间信贷得不到法律的正规保护，后来普遍陷入债务危机，加上国家对私人从事金融业的严格限制，于是较高层次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逐渐成为民间金融业的主角。在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中，城市信用社具有较规范股份制形式和较高的宏观可控性，企业真正确立了法人地位，股东不得退股，分红率受到限制，企业50%以上的未分配利润作为集体共有的公积金，不能记入股东名下。全市有28家城市信用社，最大的一家是鹿城信用社。鹿城信用社发起时的股份资本为31.8万元，股东5人。后来股东增加到68人，股份资本扩大到40万元；5位发起人的股本金占79.5%。办社2年后，自有资本即股份资本和公积金共达到156万元。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所有者不是企业资产的直接占有者，其个人货币收入也大大低于私营企业主，但作为财产的终极所有者，其资本财富的增殖比起上述私营企业主或独立经营者来，却是毫不逊色的。
二、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态度
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以来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尽管该阶层的高收入引起人们的非议甚至侧目而视，但在身份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福利制度被打破之前，由于人们选择个体、私营职业的机会成本很不相同，因此，很少有人愿意放弃已有或可分配到的干部职业、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职业而去“屈就”个体、私营职业，从而最先选择个体、私营职业的，往往是那些不享有身份特权的农民、无业市民甚至包括受过政治、刑事处分的人员。但如果因此而在政治上对整个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采取身份歧视态度，其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而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特别是像温州这样个体、私营职业已经成为安置就业的主要出路的地区，该阶层的人员素质、政治态度．就带有更多的地区特色。
1、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构成和素质
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农民首先进入的非农产业为家庭工业和购销业。家庭企业开始很少有技术复杂的，一般农民都容易经营，但购销业对人员素质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购销员往往是农民中文化水平较高、有经营头脑和见过世面者。根据1985年对147名购销员的调查，年龄在20—40岁的占70.8%，文化水平初中以上（包括2名大专水平）的也占70.8%。在147名购销员中，共产党员有31人，占21.1%；共青团员11人，占7.5%；复员退伍军人有19人，占12.9%；村干部有20人，占13.6%；民办教师有3人，占2.0%；还有1人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最初经营私营企业的，相当部分就来自购销员中积累了必要的原始资本的人。根据1985年对31家雇工大户的调查，除了购销员以外，企业主还来自社队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以及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和复员退伍军人。另外，根据1985年对金乡镇雇工企业的调查，在全镇包括雇工7人以下的495个雇工企业中，雇主为中共党员的就有56人；党员雇主企业占企业数的13.3%，党员雇主占党员数的27.3%。
在城市，由于历来国家对温州投资较少，依赖国营企业以及大集体企业根本解决不了城市居民的就业需要。因此，个体、私营企业以及小集体企业就成了供新增劳动力选择的正常的就业门路。根据鹿城区工商局1989年10月对市区18902名个体从业人员的调查，其来源构成是：待业青年7286人，占38.5%；破产倒闭企业职工4904人，占25.9%；退休职工380人，占2.0%；留职停薪人员3435人，占18.2%；刑满释放人员56人，占0.3%；退职人员504人，占2.7%；菜市场农民商贩2337人，占12.4%。
由此可见，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并非由素质相对较低的某些特殊身份社会成员所组成，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没有出现所谓“人力资本的歪曲导向”。特别是在农村，毋宁说首先是对高质量人力资本的开放。随着科技人员直接或间接向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转化和渗透，该阶层的文化科学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根据1986年的调查，全国共有上千个科技单位和大专院校的10余万名科技人员为温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服务。本市的民办科技机构到1988年已发展到132个，从业人员1000余人。几年来，民办科技机构共完成各种开发课题120多项，研制成功新产品400多种。在个体、私营企业主中，还涌现出一些出类拔萃的科技专家。例如，乐清县象东乡的个体医生赵章光发明的毛发再生精，1987年10月在布鲁塞尔尤里卡博览会上获“一级骑士”勋章，1988年4月在日内瓦国际新技术发明博览会上获“尤里卡”奖，1989年5月又在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获“产品金牌奖”。瑞安市永久机电研究所(私营)所长温邦彦发明的各种电磁阀也荣获日内瓦国际发明金质奖和布鲁塞尔世界发明一级骑士勋章，还先后取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9项发明专利权，并获得一项美国专利权。
2、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态度
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其艰难的成功，在温州群众中确立了能获得应有尊重的地位。多数人不再有低人一等的自卑感和自暴自弃的行为。他们的政治态度在主流上是健康的、积极的。
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除了科技协会、信息协会和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组织遍布温州城乡外，有些地方还有比较健全的党、团和民兵组织。全市共有21个个体户党支部和27个私营企业党支部。温州市区个体劳动者建立的党支部和团委，有党员25名、团员125名。根据最近有关单位对全市88家民营企业(私营、股份合作企业)的问卷调查，在回答“希望参加何种组织”的时候，36.4%的人表示希望加入共产党。市区还建立了4个个体基干民兵连，开展军事训练和配合巡逻、“扫黄”等活动。个体、私营组织还经常开展各类志愿活动和举办各种比赛项目。市区个体团委几年来共出动1200人次开展免费服务活动。每逢儿童节、建军节、教师节和“七一”等节日，个体劳动者总少不了为学生、军人 (包括烈、军属)、教师和老干部等免费服务或赠送礼品。对支援灾区、筹集教育基金等活动，不少个体、私营企业主常常一掷千金。只有l万余人的金乡镇，1986年个人捐资助学就高达100万元。市区个体户今年已为教育基金会捐资15.5万元，为亚运会捐资2万多元。最近，私营企业主金扬琮又在《温州日报》发起全市性的“一人一元，一企百元”为教育捐资的倡议，引起各界热烈响应。
在温州，不少个体、私营企业主还当选为各级人大、政协的代表和委员，被评为省和全国劳动模范。1989年温州市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8人中，个体、私营企业主除上述在国际上多次获奖的赵章光、温邦彦外，还有乐清县柳市繁兴农场南士木、瓯海县朱明春养鸡场经理朱明春。温邦彦还曾荣获全国经济改革人才奖和全国十佳科技实业家创业金奖，并被评为1988年度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态度，在动乱的关键时刻表现得尤为鲜明。温州是“文化大革命”乱得出名之处，但在1989年4—6月份发生的这场波及全国的动乱乃至暴乱中，温州的局势却相对比较稳定。在个体、私营企业主这个也许被人们认为不大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阶层中，在本市至今尚未发现有人参加过支持动乱和暴乱的游行等活动。当少数学生到市区环城东路小商品市场为支持动乱募捐时，122个摊位个个“一毛不拔”。 6月5日，有的地方“示威”活动闹得甚嚣尘上，温州市区松台街道个体劳动者协会即致电北京戒严队指挥部表示拥护“平暴”。中央电视台播放崔国政烈士遇害情况后，市区妙果寺商场和永嘉桥头镇的个体户分别给烈士家属汇款1100元和2000元，表示慰问。全市个体、私营企业共向北京戒严部队指挥部和烈士家属汇款五六万元。
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反对动乱和暴乱的直接原因是，动乱和暴乱对他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如不及时平息，不少人将要倾家荡产。动乱以来，许多企业原材料运不进来，产品发不出去，资金被拖欠，生产被迫停顿。6月初，动乱在市民中引起了挤兑风潮，城市信用社首当其冲。6月6-8日，温州市区13家城市信用社在3天内共减少储蓄1111.4万元，其中鹿城城市信用社减少310万元，东风信用社减少238万元。局势若非及时得到控制，城市信用社以及其他不少已经无法正常运转的私营企业，难免遭受灭顶之灾。因此，对个人财产的关心，确实成了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关心现实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直接原因。
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反对动乱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对10年改革成果的珍惜。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政治地位，他们的处境都与改革息息相关。在经济上，他们没有其他某些阶层对改革中利益变动所产生的不满情绪；在政治上，改革正在日益消除着人们对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身份歧视心理，使他们逐步获得了事实上平等的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10年改革的确是一次恩泽无量的解放。因此，当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闹折腾，并将矛头指向中国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之父”时，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理所当然地就要加以反对了。
（写于1989/9/23）
附件：章琦同志致江泽民同志的信[1]
尊敬的江总书记：
最近我到温州地区调查研究。通过近10天的实地考察，将我心中的疑团消除了。过去我听说，要看资本主义，就去温州。其实不然。事实是，温州人民和各级领导，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创造出了一条独特的致富之路，实践证明，行之有效。这种做法决不能妄说成资本主义复辟，它首先符合小平同志所设计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温州除了走这条路，别无选择。近10年，温州的经济发展是惊人的，在国家和外省市无投资的情况下，完全依靠政策的威力、人民的勤劳，使全市国民经济总产值翻了两番多，很多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难道不应该予以肯定和赞扬吗？贫穷决不是社会主义，广大人民不能再容忍贫穷和愚昧，这是当前全国人民的心态。中国如此之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能强行推行某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既然一国可以实行两制，那么，一国也可以实行多种经济发展模式。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能够使人民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能够使社会稳定，就应该允许各地实行适合当地的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措施和办法，而不应该拿着放大镜和卡尺，去看一看、量一量是姓资还是姓社，这种做法使我们已经吃够了苦头，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应该再犯这种错误，不知您认为对否？
在温州我与很多党政干部及人民群众交谈，他们对以您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是信赖的，寄予厚望的。温州的人民真诚地希望，您能在适当和方便的时候，到温州去看一看，好的坏的都可以看。我想，这对您制订我党的经济决策，无疑会有很多帮助的。
今年春节后您到齐齐哈尔去视察[2]，非常关心齐市与上海的联合。由于您的支持和关怀，两市的联合近几年已有很大发展。5月份，齐市市长刘霖季将到上海主持召开一个齐齐哈尔与上海经济技术合作成果汇报会。事实生动地说明，横向经济合作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封闭式的画地为牢式的做法，只能窒息经济的发展。这次到温州，看到一篇文章，很有启发，作者系温州市体改委副主任兼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年纪较轻。文章观点鲜明，论据有力，特寄给您，供您参考。
致以
崇高的敬礼！
章琦
1990年4月28日晨
[1] 章琦同志现为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企业发展论坛执行副主席。1980年代与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工作和私人关系上有一定的联系和交情。
[2] 章琦同志“支边”时曾在齐齐哈尔市工作，返回上海之前曾任齐齐哈尔市驻沪办事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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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