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州模式”的若干问题——向国务院研究室调查组汇报的提纲-2006-5-31

马津龙

按：《关于“温州模式”的若干问题——向国务院研究室调查组汇报的提纲》作于1989年10月下旬。10月初，浙江省1150信箱一位署名“吴金侯”的给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三位政治局常委打了一份“小报告”[1]，反映“温州模式”的问题，认为“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根据李鹏总理在这份报告上的批示，国务院研究室于10月下旬派出调查组来温调查，事先给温州传了一份“调查提纲”（见附件）。针对“调查提纲”的10点内容，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人要求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我负责起草其中1—5点内容的材料（我将其归并为3点），6—10点由时任政研室主任的郑达炯负责起草。
这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温州几次调查中关系最大的一次调查，因为这次调查要作出“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结论。国务院研究室的调查组于1989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来温调查，温州市领导高度重视，积极提供材料（《提纲》只是材料的一部分）、陪同考察。12月2日，调查组以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的形式向有关领导提交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所幸的是，“送阅件”所下的结论是“不能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温州的改革者总算松了一口气。

关于“温州模式”的若干问题
——向国务院研究室调查组汇报的提纲

    1、“温州模式”是理论界的学术概括，还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
多年来，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理论界和各级党政部门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反映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文章、讲话、文件和书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但是，把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这条新路子作为一种“模式”，显然是理论界的学术概括，而不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同志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温州模式丛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温州模式’是理论界对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新路子的一个概括的提法。”莅临温州考察的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多数人都对温州农村的改革与发展给予较高的评价，但没有人把这条路子上升到作为“发展方针”的“模式”的高度。一般情况下党政部门的领导人连“温州模式”的提法也不大使用（个别同时是理论家的领导者除外）。1986年6月中旬在温州召开的“温州农村经济模式理论讨论会”期间，浙江省委秘书长马瑞康还专门来电话转达省领导意见，不要提“温州模式”。后来，王芳、薛驹等同志也都多次表示不要提“温州模式”。温州市的党政领导人也不主张提“温州模式”。
与党政部门对“温州模式”的提法有些近乎讳莫如深的态度不同，理论界的人反而喜欢用“模式”来概括温州这种经济格局。两者对“温州模式”提法的不同态度，既有对“温州”看法不同的原因（党政部门的人持保留意见的相对较多一些），也有对“模式”理解不同的原因。党政部门的领导人往往认为既然号称“模式”，就具有普遍适用的含义，甚至可以照搬照套；而理论界则认为“模式”是多样性和变动不居的。这些年中国理论界所概括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两江模式”乃至小到乡、村范围的“耿车模式”、“大邱庄模式”等，就多达数十种。陆立军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农村区域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一书中，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本质内涵作如下概括：“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规律的理论概括，是所有制模式、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机统一体。”[2]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所谓“模式”，是适应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梯级结构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地经济现状与历史传统的差异而形成的各种区域经济模式。这些“模式”是对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则的抽象概括。由于一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则有其典型区域，因而往往以区域命名，但模式不限于典型区域，不能认为是区域概念。
    2、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研究的情况。
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从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但在1984年之前，除了王小强、白南生同志于1983年12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题为《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新动向》的调查报告，王南、刘丽冬同志于1984年1月23日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过《温州农村商品生产的一个窗口》的报道文章以外，还没有人独具只眼，将温州的做法上升到“模式”的高度。
虽然在1984年到1985年上半年，“温州模式”已经开始成为一些来温考察的专家学者们的“口头禅”，但使这一提法首先见诸报端的是《解放日报》1985年5月12日刊登的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以及题为《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
    此后，关于“温州模式”的文章和书刊便大量涌现。影响较大的有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袁恩桢等同志1986年上半年考察温州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以及1987年2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袁恩桢主编）一书；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董辅仍、赵人伟等同志1986年上半年来温考察后发表在198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教授考察温州后发表在《了望》（1986年第20—22期）、《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4月21日）、《群言》（1986年第6期）上的文章；著名经济学家林子力考察温州后发表在1987年第1期《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的《温州商品经济研究报告》；陆立军同志主编的《中国农村区域经济模式比较研究》；等等。
    既然是论述“温州模式”的文章和书刊，当然要表述“温州模式”的涵义，但由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又没有权威的定论，因而未必有统一的、正式的解释。
    袁恩桢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第2篇的标题即为“温州模式的内涵”。这一篇用3章共65000字来描述温州模式的内涵，简单概括起来即为：“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3]。
    董辅仍、赵人伟等同志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一文中，认为温州模式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4]。
    费孝通教授则认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5]。
    林子力同志认为温州模式是“以家庭工业和民间市场为主要特征”而独树一帜的[6]。
    陆立军同志在他主编的《中国农村区域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中指出：“现阶段的温州模式的本质规定，表现在所有制上，以家庭经营为农村致富的起点形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上，以初步的市场机制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以系列小商品为主导，带动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7]在这里，“现阶段”3字是耐人寻味的，它表明陆立军同志无意给“温州模式”概括出永久性的规定性。
    3、“温州模式”提出依据和目的。
如前所述，农村经济模式是农村工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运行规则的抽象概括。因此，“温州模式”提出的依据，便是温州农村事实上已经形成的别具一格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温州农村的这种经济格局，在运行模式上，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农民购销员为骨干，初步形成了完整配套的、全方位开放的市场体系；通过生产城市工业无利可图但人民生活却必需的系列小商品，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与这种“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相适应，在家庭、私营和股份合作企业间形成了专业分工的生产技术体系和密切社会化联系的企业大群体。在体制模式上，由于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起步阶段是以能工巧匠、经商能人为人力资源的骨干，以家庭或个人为基础实现要素的积累与组合的，因此家庭企业是发展初期最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由于家庭企业是从农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农业的双层经营就自然地延伸到非农产业之中，产生了挂户经营这种使千家万户的家庭经营既能与社会化大生产联系起来，又能与当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非农业双层经营制；由于市场空间范围不断扩大，经济过程日趋复杂，节约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要求与“袖珍型”的企业形式的矛盾逐渐突出，于是独资、合伙雇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便应运而生，其中股份合作企业已经成为现阶段温州农村最只要的企业组织形式。
对于温州人来说，他们无意使温州成为大寨第二，提不提“模式”无所谓，只要人们对温州的现实能够理解、认可就得了。至于理论界的人们提倡“温州模式”，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对温州的关心。在这里，我们剖析一下费老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同志们“垂青”温州模式的目的。
费孝通教授主要是从流通体制的改革、市场机制的发育，即从运行模式的角度对“温州模式”另眼相看的。费老认为，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市场问题是个关键。温州之行使费老“看到了当前在我国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大市场’”，他认为这个“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成功运行，“为流通体制的改革创造了新鲜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问题树立了一个标本”。费老指出，温州模式“在商品流通环节上取得的经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也是值得其他地区结合当地实际予以借鉴的”，“从这一特点看去，‘温州模式’就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8]。考察温州之后，费老在同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谈话中，还“提议在温州这里搞一个‘实验区’”[9]。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农村调查组的同志们则更多地是从探索不发达国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即从发展模式的角度肯定温州经验的普遍意义的。他们认为，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不发达国家打破农村自然经济的低水平循环，发展商品经济的唯一途径，而国际上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所谓变“二元经济结构”为“一元经济结构”的“二元发展模式”，是循着这样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过程进行的：通过城市工业的发展，吸收农村人口进城→原有城市在膨胀的同时，向新的生长点（新镇）投资扩展→吸收更多农村人口与工业要素组合→不断推进工业化和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实践证明，这是以牺牲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为代价，并且在多数不发达国家不能成功地实现二元归一的模式。而中国现存乡镇工业化模式，在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上走出了一条别具一格的发展道路：农村人口主要依靠自身的积累兴办规模小、技术简单的工业企业→通过一定的发展向小城镇集中（或集中形成小城镇），吸收更多的农民离土与工业要素组合→工业企业向大规模、较高技术发展，其载体小城镇也向大中城市发展→不断推进工业化并从而实现城乡现代化。而所谓“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不过是从各地实际出发对“同一条道路的不同走法”。在这样的意义上，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都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10]。
    当然，也许有人提倡温州模式的“醉翁之意”在于体制模式上的私有化，但这种情况既不代表理论界的主流，也不符合温州农村的实际情况。
                                                    （写于1989年10月）
    附件：调查提纲
一、调查了解的主要内容
1、关于温州模式的表述和提法有哪些？请提供这些表述和提法的出处（包括文章、讲话、文件和书刊以及提出的时间）。
2、温州模式的涵义是什么，有无统一的、正式的解释。
3、温州模式是一种学术概括还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或是二者兼是？
4、提出温州模式的目的和依据是什么？
     5、温州模式的实际发展情况怎么样？是否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温州模式的发展格局？
     6、温州模式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引致了什么样的变化？
     7、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这些问题与温州模式的关系怎样？
     8、各方面（包括党政部门、综合部门、专业部门、理论和研究部门。企业、干部、职工、群众等）对温州模式的看法和意见是什么？
     9、根据实际情况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分析，对温州模式应作何评价和结论？
     10、市和省党政领导部门对温州今后的发展作何打算？对温州目前存在的问题准备如何解决？
   （下略）


       [1] 我们将这种报告称为“小”报告，不是因为报告的内容在说温州模式的“坏话”，也不是因为报告形式的非公开，而在于它采取了比匿名更“小”的假名的方式。这位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吴”兄（或者是“吴”、“金”、“侯”3人，或者是与“吴金侯”3字毫不相干的什么人），哪怕在温州模式基本上处于被否定的情况下，始终没有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2] 陆立军：《中国农村区域经济模式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第13页。
     [3] 袁恩桢：《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1987年2月出版，第11页。
    [4] 1986年第6期《经济研究》。
    [5] 1986年第21期《了望》。
[6] 1987年第1期《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7] 陆立军：《中国农村区域经济模式比较研究》，第14页。

[8] 费孝通：《温州行》，《了望》1986年第21期。

[9]《中央和省领导同志有关温州经济工作的讲话汇编》第137页，温州档案馆编。

[10] 董辅仍等：《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1986年第6期《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