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温州离姓“资”还有多远？-2008-6-4

马津龙

按：在《温州论坛（703804）·散讲温州》上看到“首席评论官”的《温州离姓“资”还有多远？》一文。尽管我不同意“首席评论官”（即论坛的版主之一“紫禁城主”）的观点，公开发表出来还是有利于对问题的思考的，特予转载。对于并非计划经济既得利益者但又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苦难的年轻人来说（我估计“首席评论官”属于这样的人），老一代回避计划经济的问题是导致至今仍有人留恋计划经济的原因。就像回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难免导致对“文革”的模糊认识一样（“首席评论官”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层面上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有效的”，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不是年轻人的错，而是过来人回避历史问题——不仅是计划经济和“文革”——造成的结果。
顺便附上“首席评论官”在该论坛的《马津龙黔驴计穷了吗？》一文。

转载：温州离姓“资”还有多远？
参加此次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温州籍代表总共12人，其中温州私营企业主占据了5个名额。政协委员更是成了私营企业主的一统天下。这仅仅是近年来，温州经济乃至政治严重右倾，温州的改革开放过于极端冒进的又一事例。
    从多年前各种温州国有资产私有化，各种公益事业私利化，各种公共设施私营化，到大量资本家热衷于参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乃至小小村官，大量资本家以共同私利为纽带组建协会商会，结成利益同盟企图影响温州政府的政策走向和执行力度，再到如今的温州人大政协几乎成了温州资本家的一言堂，将其他阶层的政治诉求排除在外。不禁要问温州还剩下多少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20多年前的那场关于温州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在当时看来一场解放思想的艰难突破和温州走向大发展的开端。但是今天来看，这场争论有可能演变成为资本家登上温州政治舞台的历史转折点。因为在这之后，温州的资本家被政府无限制地美化、神化，温州资本家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被一次又一次地被拔高、拉伸，直到如今在温州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历史表明，在政治上任何一个阶层独大都是危险的。
    温州的资本家们像贪婪地攫取经济利益一样，正垂涎欲滴地挥刀杀向政治利益，纷纷圈起自己的政治领地。1992年《经济日报》撰文《温州姓社不姓资该肯定了》，指出:“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证明温州经验是正确的，路子是走得对的”。那么1992以后的10年甚至20年，温州经验是否正确，路子是否走对？这是一个有待历史回答的问题。但就实现共同富裕，消灭剥削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终极目标而言，温州经验是不正确的，路子是走得不对的。1992年以来，温州经济的特征与发展轨迹，和资本主义经济有着相当惊人的相似。同时温州的政治属性，在越来越多的温州资本家登上政治舞台后，充满了不确定的变数。
    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特征是：一是经济上以私营经济为主。二是政治上资产阶级掌握政治资源。
    对于前者，毋庸置疑温州经济基本上满足了如下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即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用雇佣劳动的方式剥削无产者，生产的目的是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以使用机器的大生产为特征，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多年前，马津龙教授认为衡量温州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是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而不是经济成分组成和占有量的多少。的确，1992年之前的温州经济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接下来的10几年，尤其是最近几年温州经济在实现“三个有利于”的道路上裹足不前，甚至与“三个有利于”背道而驰。或者说温州经济在最近时间段内的表现，所符合的是资本家的“三个有利于”，而不是人民的“三个有利于”。
    首先是温州经济转型迟迟不见成效。未来规划重点发展的几个产业仍然是镜中花水中月。现代服务业缺乏核心竞争力、高新产业缺乏高端技术人才、石化工业没有先天优势和国家扶持、旅游业遭遇环境恶化和旅游资源人为透支，经过了失败的经济突围以后，温州经济依然靠着低小散的“三高”轻工业，维持仅有的脸面。直接的结果是温州综合实力的迅速下降。经济总量跌至全国的27名。综合实力排名从19跌到26。上世纪80年代“温州模式”叫响以来，全国各地到温州考察取经者近百万人次。然而最近几年，一批曾经排在温州后面的城市，正在赶上甚至超过温州。同时来温州的取经者也日益稀少。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甚至比“山海(山区与沿海)协作工程”的扶持对象丽水还要低。由此可见温州经济在后15年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和综合实力的提升已经不再像前15年那样显而易见。
    再次，温州人民在改革开放前20年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在后10年经过通货膨胀和资本家利益集团的掠夺，生活水平蹒跚倒退。昂贵的消费成本，高企的物价，远远超过同类城市的生活代价，直接造成民生的艰难。虽然这种情况全国普遍出现，但温州却尤为触目。与此同时却造就了温州资本家财富的瞬间膨胀。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资本家剥削社会劳动生产力和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造成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拉大，最终两极分化严重。
    温州城镇居民收入居全省第一，但农民收入却倒数第三。2003年，温州收入最高的2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的2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高低“两极”收入之比为7.1：1，这个比值近年又有着明显的扩大。30年来名噪一时的温州模式创造了领先全国的民富，同样也创造了领先全国的贫富差距，而这正是温州的模式无法克服硬伤，而且到目前为止没人出来解释曾经异样风光的温州模式为什么和共同富裕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包括马津龙教授自己。其实答案就是温州模式根本就是一个资本主义本质和家族式经营交媾，诞生的一个怪胎，这类似于意大利模式。但在商业道德和资本家素养上又远远不如意大利模式。
    可见温州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已经距离共同富裕渐行渐远。事实上，温州模式的资本主义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社会主义的目标上走的更远。如果说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它可以披上“允许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外衣搪塞民众允许剥削是为了先富带动后富，那么现在的一切都表明，温州模式还在变本加厉地提倡血淋淋的赤裸裸的毫无节制的剥削。它过去30年的辉煌，只不过是数字游戏上的平均主义掩盖其无法调养的内伤，这符合温州商人利益集团的所希望营造的歌舞升平景象，以继续他们毫无廉耻的剥削。
    温州资本家深切的体会到要得以继续剥削的最有力保障就是登上政治舞台，掌握政治资源。这其中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谋求人大政协的当选。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温州的资本家非常热中于任何的一个芝麻小官的角力，乃至不惜施以千金。于是也不难理解为什么30年来温州各级人大政协之中资本家的数量以几何式增长。
    对于资本家特有的自私性贪婪性，温州政府应该给予高度的警惕，而不是借以扶持私营经济为名，肆意给予超国民待遇，更不能让温州的资本家过分染指政治。类似这次全国政协委员全部为资本家的现象是及其不正常的，它让温州的工农，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等各界在政治上失去了自己应有的声音。这不仅仅不利于推进政治民主的进程，而且容易造成温州资本家获取过多的政治资源和多大的政治权利为自己牟取私利。这不仅令人担忧，而且违背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重要性质。
    公民财富被资本家利益集团大量掠夺的今天，农民工生产力被资本家利益军团大量压榨的今天，公众资源被资本家利益集团大量占有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再重新审视，温州在经济建设的道路上是不是走过头了？政府是不是给予资本家，尤其温州寡头资本家过高的社会礼遇和政治待遇？温州经济是不是超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要求的范畴？是不是犯了右倾主义路线，走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领地？现在温州媒体已经开始回顾这30年的改革，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总结具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在于过分强调或者神化资本家在温州社会建设中所做的贡献，而对于温州的工农知识分子等其他阶层的贡献则几乎没有只字片语的褒扬甚至肯定。
    因此这样的总结毫无意义，它不过是吻合了温州资本家利益集团的道义需求和未来意愿。从另外一个侧面，温州的主流媒体如此为资本家不遗余力地鼓噪和造势，让公众不得不猜疑资本家在温州是不是完全掌握了话语权？温州以及温州模式在改革30年后还姓“社”吗？这才是30年温州改革开放以来最值得总结的问题。

附：马津龙黔驴计穷了吗？
2008年5月11日，马津龙在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创新温州模式座谈会”上发言称只要温州找准突破口，在某些领域独辟蹊径、独占先机，温州就可能再领改革开放的风骚。而马津龙所谓的支撑温州未来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是通用航空、私募投资基金（以下称PE）以及温州民营的跨国化。在洋洋洒洒地近千字的论证性发言中，马津龙没有提供哪怕任何简单的数字或者材料依据，在很多文字的立论上，马津龙的逻辑显得相当混乱而变得语无伦次，只剩下苍白无力的大话套话空话。有些描述甚至不符合生活常识，经济常识，或者说是对某些事物的认识一知半解，停留在表面。综观马津龙三十年的经济理论研究，犯下这么多有悖常理，有违常识的错误是非常罕见的。
一、通用航空、PE以及温州民营的跨国化是温州独辟蹊径、独占先机的领域吗？
    温州人有个毛病，动不动说自己敢为天下先，动不动说自己第一个吃螃蟹的。马津龙称“乐清的万鹏通用航空公司及其飞行总会的成立，是一项有可能使温州率先成为中国通用航空城的制度创新”。殊不知，民营经济并不发达的长沙早就有远大集团成立了通用航空公司，并且也是中国第一个购买飞机的民营企业。当然长沙人是不会在政府大会提议要把长沙发展成通用航空城的。他们显然知道或者预料到在国内比长沙更适合发展或者有实力发展通用航空的城市何止一个？南京的若航公司已经把机场建设到苏州、南昌、合肥、杭州、盐城等地，并且已经投入使用。西安作为中国航空技术中心城市之一，有着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通用航空技术和通用航空人才优势。请问马津龙，通用航空是温州在国内独辟蹊径、独占先机的领域，这是哪个朝代发生的事情？
    在PE领域，温州更是处于幼齿阶段。国内PE发展最成熟的城市是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最近以天津的发展势头为最猛，被国家钦定为PE之城。不知道无论是资金、人才、投资环境都匮乏的温州有什么资历在PE的舞台上叫板国内巨头，还大言自己如何独辟蹊径、如何独占先机？至于民营企业跨国化的独辟蹊径、独占先机只不过一个企业发展作大的必尤之路，这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能动规律，怎么会成为一种优势呢？难道早出去的企业就一定比晚出去的企业优秀？再则，温州民营企业也并非走出去的“始作俑者”和“独一无二者”，况且从温州走出去的民营企业与其他城市的民营企业比，无论产业层次还是跨国化力度均不占据优势。
    在马津龙的发言里到非洲的乌干达、尼日利亚办个工厂继续剥削第三世界人民的黑非洲兄弟，或者收购一个意大利小服装公司，那就是了不起跨国企业。却从来不把视线扩大一点点，看看其他城市已经有多少民营企业在欧美设立分公司或者研发基地了。杭州仅一个阿里巴巴都已经把红旗插到小日本的心脏了，温州的企业有这样的能耐吗？我真不知道马津龙所谓的这种所谓跨国民营企业的独辟蹊径、独占先机从何谈起。难道在马津龙眼里联想、海尔、阿里巴巴都从地球上消失了吗？我真想问问马津龙，你除了温州的民营企业，还了解多少其他城市的民营企业发展情况。
二、马津龙为万鹏公司鼓噪的目的是什么？
    马津龙在政协会议上讨论温州发展通用航空城的时候大谈特谈万鹏公司。甚至不惜找些非常荒谬的理由辩称温州必须发展通用航空，诸如“温州与日俱增的汽车拥有量与公路用地的尖锐矛盾”，而空中交通则能缓解地面交通的紧张。然后又说“普通通用航空飞机包括维护费用并不高于高档豪华汽车”，后来又说通用航空是一个贵族运动。接着提出“温州有条件进入通用航空消费层次的大有人在”，但是又没有明确说明大概有多少人能消费的起这样的消费。最后适时地向领导隆重推荐万鹏公司。马津龙的以上论述观点充满了主观武断的论调，丝毫不见任何数据左证和任何权威研究证明，跟此前他在媒体上动则上万字严格求证，甚至不惜身体力行的严谨态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这一切要从万鹏公司说起。万鹏是一家成立于2001年、具有飞行资质的公司，曾经的主要经营业务是航拍。后来被乐清人许伟杰收购。许伟杰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设计专业，毕业两年后,他放弃教师职务奔赴湖北孝感创办长兴工业园。据说，许氏家族在乐清是一个大家族。单许伟杰母亲一脉,光表舅舅就多达22人,当中身为大型集团公司老总的就有6、7位。早年曾为部队工程兵的许父毅然下海创办了一家小锁厂。由于产品专门出口美国,由此为许家打下经济基础。这些都为许伟杰后来的经商铺平了道路，以至于许伟杰刚毕业不久就拥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有人说许伟杰从小就充满了经商的才能。但是从对万鹏公司以及乐清飞行总会的运做上来看，无非是温州商人那套老得不能再老的一套：打政策擦边球，钻政策空子，当然这期间是否有挈篮子的行为也非常耐人寻味的。
    之所以耐人寻味是有足够的原因的。首先许伟杰成立的乐清飞行总会是一个未经过任何部门登记的组织，即非法组织。其次，2005年5月，“乐清飞行总会”以公司名义在工商登记注册后，规定的经营范围是航空器械服务。但许伟杰表示旗下的公司目前正在开发一批房地产项目，他也很想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乐清飞行总会”会员将得到的别墅，就是他正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再次，因为万鹏公司具有飞行资质，却莫名其妙地连带“乐清飞行总会”也因此获得了航空飞行的资质。第四，万鹏公司的空域使用权，早在2005年就到期，却能依旧在温州上空非法飞行。温州空管站也称“乐清飞行总会”的活动未接到任何批复文件。对于以上的事实，有关部门也没有丝毫处罚甚至表态，不让人觉得不耐人寻味都难。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马津龙知道这一切吗？马津龙称”万鹏公司也早已拿到温州有关县（市、区）的11个起降点批文”。对此许伟杰进一步解释说，总会的11个起降点已经通过空管部门的审批，正在加紧建设。但温州空管站一位负责人说，对于温州境内的临时起降点，目前该站还没有接到任何批复的文件。在政协会议上，马津龙也只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温州商人的自由飞行前景。但有关飞行资质，飞行安全，飞行监管方面却没有做丝毫的解答。也许从马津龙和许伟杰的那张合影上就回答上面的一些怀疑了。
    在后来的温州了望周刊上，马津龙再次把万鹏公司按步照搬地拿出来“广告”一番，只是把此前飞行总会的会员数从万余说到了只有几千。自相矛盾，以至于如此。古人说，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名者，身份也。那么马津龙以何种身份来为万鹏公司鼓噪的呢？如果马津龙是以学者的身份，那么我只能说近年来，马津龙的学术水平基本没有长进。如果是以和许伟杰利益共同体的身份，那么我只能说马津龙已经不适合做什么经济研究了，因为一个经济学家站在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立场上研究出来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些误国误民的学术垃圾。
三、温州的商人适合PE吗？
    众所周知，2008年中国的PE出现了极大的泡沫。“风险投资(简称VC)PE化，PE泡沫化”，这是中国私募基金目前发展态势的真实写照。温州的PE同样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虽然温州的PE没有公布各种投资业绩，但是云杉投资的负责人胡云耿坦言压力很大。这是因为温州的PE资金就像温州人以往的投资理念一样喜欢快进快出的谋取利益最大化，对风险有着天然的抵触。所以温州PE的特点是拼抢拟上市投资项目、谋求快速致富。温州商人所进行的PE说白了其实就是股权价值套现。但由于“短、平、快”的战略投资项目高度稀缺，自2007年以来，中国私募参股项目的估值水平在庞大热钱的哄抢下一路高企，其投资估值已经呈现明显的泡沫化特征。一般来说PE的股权市盈率定价在6-7倍之间才是正常，但目前目前PE的股权估值水平普遍在10—12倍，有的甚至已经达到30倍。
    当前的形式是中国股票市场在此间出现了雪崩式的大溃退。上证指数从历史高位6100多点一波三折地跌至3000点，动态市盈率从年初的35-40倍一路下滑至目前的17倍左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惨烈不忍目睹。在全球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今天，连黑石等老牌PE都出现了亏损。温州的小PE就可以想而知了。我们不知道温州的PE是偏股权投资还是偏实业投资，但是无论是哪种投资，都离不开对拟投资对象发展前景及内在价值的理性判断。从估值角度看，中国PE股权投资与股票市场投资并没有实质性的隔阂。
    也就是说PE的投资过程不是温州商人可以掌握的，更不是温州商人所擅长的。当然温州的PE可以聘请金融领域专业人士进行投资管理。但马津龙显然不知道PE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金融投资，实业投资占据了PE的很大一部分。因此PE还要熟悉某个实业发展的整个流程的专业人士。比如正泰集团成立的云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胡云耿及其领导的团队成员“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以及投资银行、咨询、法律、财务等领域的专业工作经验”，但是他们在实业方面的投资能力值得怀疑。按照资历，他们只能算金融投资者，还没有达到战略投资者高度。战略投资者通常比金融投资者的投资期限更长，因为战略投资者进行的任何股权投资必须符合其整体发展战略，是出于对生产、成本、市场等方面的综合考虑，而不仅仅着眼于短期的财务回报。目前而言温州的PE考虑的就是短期的财务汇报。当然这于温州商人的短视心态有着极大的关系。
    另外相对于PE，中国的传统产业更需要VC。中国有4万中小个企业需要资金，但是这4万个中小企业中能上市的凤毛麟角。因此在中国或者说在温州VC比PE更有前途。但是温州的商人肯定对传统产业的VC没有一点兴趣。到目前为止，温州PE的活动主要是关于上市前的操作而不是创业初期的投资。创业初期的投资见效慢，最后的获利也不一定达到预期。因此这项投资不适合温州人的投资理念和习惯，在温州商人里面是没有市场的。这也就失去了PE在温州的发展基础。总之，PE是金融业的一个好东西，它能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企业。但温州的PE只是为了套现股权，这样的PE注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所以马津龙的设想到最后只能是海市蜃楼。
四、马津龙了解了多少新经济知识？
    我认为此次马津龙的发言是让人失望的。有些观点甚至不敢想象是出自号称大学教授和经济学家的马津龙口中。张维迎之流虽然无耻到家，但起码还能自圆其说，故做高深。但是现在的马津龙呢？就像刚刚学完经济学公开课的理科生被老师叫上讲台，憋足地论述什么是经济学基本原理，却说了半天也说不清楚的样子。我们不知道马津龙是江朗才尽还是别有用心，总之经常和温州的财阀们握握手，喝喝茶，做做访谈的人是迟早要被日益翻新的学术淘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