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互联星空博客视频：与王志纲的访谈-2008-2-14

马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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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纲做客温州电视台《马津龙财经会客厅》(转自王志纲博客)

    编者按：2007年6月2日晚，王志纲老师借出席由温州当地有关方面举办的“温州新经济模式下的旅游地产与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之机，应邀参加了温州电视台经济科教频道《马津龙财经会客厅》栏目的一期人物专访，这是一次含金量很高的专访活动，录制过程中节目主持人、温州当地著名经济学家马津龙教授与王老师就温州经济、城市发展、商帮、知识分子等话题进行了精彩的对话，以下是具体内容：
[/I]    马津龙(温州电视台马津龙财经会客厅主持人,以下简称马）：王老师，这次来参加“旅游地产与城市发展高峰论坛”应该是您第三次来温州了吧，我记得第一次是92年，而后96年我第一次看到您的书，是当时《南风窗》的副主编谭启泰先生送给我的，就是这本《谋事在人》，介绍您策划实录的这样一本书，我现在还记得这本书上写道“民间启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温州人走出了一条自己解放自己的脱贫致富之路”，您认为“如果假以时日，气候不变，我深信中国未来世界弄潮的好手不在广州，而在温州”，您认为“温州会生出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从民间小老板长成的大企业家”。应该说这是您在第一次来温州后得出的结论，早在十几年前你为什么就会有此预见呢？[/url][/I]   
    王志纲老师（以下简称王）：非常感谢！你拿出这本书我就感慨万千，这里面要多说几句话，十一年前出版后不久，这本书的作者谭启泰先生，这本书出了以后不久他就英年早逝了，所以你这本有他签名的书更加珍贵。这本书在当年卖了一百多万册，不仅轰动中国，我后来到美国去，不少华文书店也都有卖，当时影响非常大，很多人说因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最近我们出了一套十本的全集，这本书也收录在里面，我在这本书前面专门写了篇再版序，以此悼念谭启泰先生，真是千金难买回头望。
    现在回到本题上来，马老师你是当地专门对温州经济、温州模式进行研究的权威人士，谢谢你专门找出这本书，并把有关温州的段落找出来，这段话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自豪的，因为像我们这些做战略的人，必须具有预见力。如果今天你挑出来的是一个预见错了的东西我可能会无地自容，而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温州这片土地，回忆起十几年前我初次来到“兵荒马乱”的温州，感受她的活力，预见到她将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未来，同时对当时如日中天的广州持一种相对比较悲观的判断，对于我来说确实感到自豪和欣慰。
    马：经历了十五年的考验，就是说十五年前您说的话后来实际上证实它基本上是正确的。
    王：当初正是温州的神奇吸引了我，我在温州呆了近十天吧，认认真真地把温州的几乎所有的热点都跑了一遍，瓯江两岸，龙岗的农民城，还有苍南，包括那些各种各样的市场。因为我是学经济学的，而且也一直参与了广东的市场化过程，所以跑完以后就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刚才马老师念到书中的那几句话。我认为温州别看现在是个丑小鸭，但即将成为白天鹅，而且甚至有可能在中国产业化的过程当中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实业家。这是我的判断，现在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今天在中国有很多已经长成，不能说是参天大树，但至少是作为中国民族经济的脊梁的企业是出自我们温州。
   马：您说到温州将来也许会产生中国松下幸之助，当然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温了一批像做工业电器的南春辉、服装业报喜鸟的吴志泽、鞋业奥康的王振滔等中国知名企业家，这些人物都成为了中国民族经济在各自行业中的领军人物。
   王：《谋事在人》的作者可以说十分敏锐，能够在十多年前把这段文字摘录下来，说明他确实是一个非常老道的新闻记者。记得我当时每天采访，不仅现场记录，晚上回到住处还会写日记，93年我在《南风窗》上发表了五万字的调研日记，叫做“中国一个夏天的访问”，主要是结合邓公南巡后整个中国出现的惊天之变，其中有一段很详尽的文字就是记录温州的，没有想到今天成了一个历史的记载，而且今天坐在温州再谈这段话，非常感慨的是温州终于用自己的实践证实了自己。
    马：对，应该说温州当时刚刚开始脱贫，但是您能够有这样一个预见。您第二次来应该是两年前了，我记得您当时与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还有过一段对话。
    王：是的。当时是什么背景呢？我正好在帮一个温州的非常优秀的企业——红蜻蜓作企业战略。我们与红蜻蜓的渊源也很有意思。记得三年前在杭州参加了一个商帮论坛，作主题发言，阐述商帮文化的来龙去脉，把粤商和浙商进行了一次比较，发表了关于中国商帮的一个东西，这次发言后来成了一部很重要的文献，经济日报全文转载了，我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影响之大，对整个中国商帮的崛起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接着很多省市都成立了商会、商帮。
   马：现在上海的《第一财经》还专门搞了一个“中国商帮”的电视栏目，我前不久还参加了关于温州商帮和宁波商帮的比较的主题的一期栏目。
    王：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刚发言完毕，就有三个企业家追到前台来围着我，后来我一打听这三个企业家都是温州人，一个是红蜻蜓的钱金波，一个是人民电器的郑元豹，还有一个是王振滔，这非常有意思，所以后来我就在反思：为什么温州的老板会这么生猛？这跟他们的敏锐、好学有很大关系。像在这种场合，他们完全可以很矜持的，让他们的助手去联系，但他却完全是一种急不可待的状态，就跑来了。
    而且这里面最活跃的就是红蜻蜓的董事长，后来我们进行了很深刻的交谈，结果他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他说，“王老师，我要请你帮我们作战略”，我说，“为什么你要找我们呢”，他说，“不瞒你说，在此之前我们找了国内、国外的很多著名的咨询公司”，我说，“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找呢”，他说，“今天在台下听你讲演时，我的脑海里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我就像开着一辆汽车正在找高速公路的入口，高速公路就在我头上，但我就是找不到入口上去，但今天听完你的讲演后我眼前一亮，我认为这个人肯定能帮我带上高速公路的入口，所以我急不可待的就跑过来找你了！”
    马：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和他提过你。温州的企业家每年都评年度人物，点评是叫我写的，我在给钱金波写的时候就用到了您的这本书里第一章开头的这句话：统治世界的是想象力。他当时就问我这句话是哪里来的，我说这句话是《谋事在人——王志纲策划实录》这本书里第一章的开头。
    王：很有意思，后来我问他怎么知道工作室的，他说他读过《谋事在人》。后来我和他说，“你这句话阐述的非常好”，他说，“我现在做了一、二十个亿，我可以做的更大，但是就是找不到上高速公路的入口”，最后我毫不客气地讲了，“这样吧，冲这三条我们可以考虑合作：第一，你是温州企业家，因为我对温州也一直在进行研究；第二，冲你这句话我就明白你对战略的理解；第三，我们的确也是做这方面的”。后来就是很顺利的合作了。
    前年，他们十周年大庆，希望我来和余秋雨先生作一次对话，便有了第二次温州之行。后来王建满书记听说我来了便请我吃了顿饭，大家在一起进行了一次比较充分的交流，这次交流非常有意义，涉及到对温州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考虑，这是与温州的第二次缘分。
    马：第三次您是参加“新经济模式下的旅游地产与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主办方浙江工贸学院准备在侗头搞一个叫“东方迪拜”的旅游房地产项目，所以也是把您请来。
    王：这次来也是经过了很多周折，他们通过一家中介机构来找我，可以说我拒绝了不下五次，一是没时间，二是很多信息也不了解，但后来还是打动我了，有这样几条：第一是这个话题，就是旅游与城市，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温州一直是一个工业立市的地方，你说她是“小商品经济的海洋”、“民营经济的大本营”、“制造业的基地”都不为过，最缺少的就是所谓的旅游休闲，因为温州固然不是人们印象中的一个旅游城市，但在这个时候当地会提出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反映了温州人的敏捷，的确有意义……[/I]
   马：当然温州现在主要的产业还是制造业，什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等三十三个我们把他称之为国字号的金名片，温州这个地方无论是她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还是原有的经济、科技、教育基础都不行，也就是说按照本身的条件是不可能形成今天这样的制造业的，她是当初改革开放时借助市场化、民营化的先发优势形成了这样的一些产业，但是从长远来说，温州毕竟是在某些制造业发展上条件欠缺，但温州这个地方旅游的资源应该说非常丰富，有将近80%的山地，有很多江河、海洋资源，而且像侗头是由一百多个岛屿组成的一个县，也就是说从观光旅游到休闲旅游再到体验旅游这样一个长远发展的过程来看，温州发展旅游、发展旅游地产应该说还是有道理的。
    王：非常赞同你的分析和判断。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的确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事情当人们在选择发展道路的时候，没有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的，只有什么最合适，所以这里面会出现一个“反弹琵琶”的过程，前锋当后卫、后卫当前锋，按照常规来说浙江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大省，而温州更是得天独厚，有海岛、有江河、有人文、有生态，应该适合做旅游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旅游不能够帮这个地方迅速形成原始积累，也不能帮这个地方迅速的改天换地，所以温州人选择了一种实业立市的独特之路，居然走成了。这个成因与马老师说的很相近，就是温州靠的是人和，其实在天时的背景下没有地利，靠的人和，观念的突破、解放，从而适度超前，获得了一个新的契机，这点的确很令人敬佩。但是第二问题，像你刚才说的很精彩，就是伴随她实现了人和、实现了脱贫致富甚至具有了相当的财富之后，温州继续向何处去？她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这就要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了，就是作为发展工业她的条件是很有限的。所以前年我来又一次重访温州的时候，专门到了那些工业项目、企业去看了一下，当时就在琢磨一个问题：按道理，作为工业化，温州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但为什么还能够继续成为一个平台，企业家还能在这里乐此不疲？后来我感到恐怕是因为软成本很低，老乡之间做生意，省去了相互的猜忌和磨合过程。
   马：是的，温州人有一个遍布全国的关系网络，弥补了在地缘上的不足。
   王：对！就是人缘、血缘、乡缘。其中有两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中国整个信用缺失的背景下，温州靠乡缘、亲缘所形成的信用成本是最低的，这点非常了不起！
    马：说到信用，早期由于种种原因温州的企业都是家庭作坊，利用的是边角余料、废弃物资，设备是手工或半机械化的，再加上当时管理上的不规范，所以造成产品上出现一些问题，但温州人在信用上是做得非常好的。我告诉王老师一个事例：前不久，温州瑞安市的一个家庭并不富裕、比较困难的老百姓，千方百计还了他爷爷辈欠文成县一个农民的钱。他爷爷在1936年到1938年间借了对方的爷爷6个银元，他爷爷死的时候交待儿子一定要想办法还了，他儿子死的时候又嘱咐现在瑞安的这个人将来要把这笔钱还了，但已经都不知道对方是谁了，而且自己本身家境也不富裕，但就在前不久终于找到了，对方已经都不知道了，最后还是还了四千块钱。另外我还了解到温州有一个企业家，搞眼镜的，破产了，后来自己跑到国外，朋友的企业给他担保的，按理说这种担保都是有限责任的，他在意大利赚了钱以后把他朋友当初给他担保的1500万块钱都还了，当然从私人关系来说肯定要还的，但是从法律上说这个企业是有限责任啊！
   王：这非常了不起，所以我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温州密码”，就是老乡之间信用度高，减少了很多商务交往过程中的软成本。
   马：实际上是减低了信用风险。
    王：对，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在外面的世界走，连自己都深受其害，我借给所有人的钱从来没有一个人还的。
    马：是啊，中国现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但温州人在“欠债还钱”上普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的。他们互相之间连条子都没写，就是一句话，先拿去再说，当然有个原因，因为是本乡本土相对容易约束。
    王：所以西方经济学家搞不懂，按照他们的说法温州应该是她的产品没钱赚的，但还有钱赚，而且那天我和一个西方经济学家开了一个玩笑，我说温州模式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零储备”，她是“负储备”，这些都是在东方、在温州这样的地方才能够产生的。
    这次来也是想通过这次讲演再关注一下温州的变迁，而这次最大的收获是感到温州人已经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了：就是在完成原始积累甚至挣到大钱的同时，怎样才能够活得更好？在自己活得更好的基础上，我们的城市怎样才能更加美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契机，如果把握好这点，凭温州人的智慧和实力，使温州“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回归到真正的山清水秀、宜居宜游，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这一步走出去了，温州搭建所谓的现代服务业平台，吸引天下的人才，就有可能了，而这个可能性一旦成为现实，温州的第三次创业也就成功了。
   马：王老师，您是有很多身份，因为最初您是学经济学的，所以是学者；因为你在新华社干过，所以是记者；好像您还作过电视纪录片，是电视人；现在您应该说是中国头号的战略策划大师了，还是商业思想的提供者，当然现在大家普遍知道的是策划方面的。但不管是这种身份还是那种身份，我觉得您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我倒对您的第三种生存非常感兴趣，毛泽东曾经说知识分子以前要依附资产阶级，现在要依附无产阶级，你是毛，要依附到一张皮上，但您却既要独立于官场又要独立于商场，也就是说您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状态存在的，您是怎样定位在第三种生存这个状态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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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马老师看来是有感而发，对我的情况做了研究。第三种生存的确是我的生命状态，也是我的追求，因为我自信凭我的智商和能力，要解决一个体面的生活是非常容易的，但是要追求一个有尊严的生活，而且要按照自己的愿景去生活，这的确是不太容易。

    马：中国历来只有权力的尊严、金钱的尊严，很少有知识的尊严，知识只能依附于权力或者金钱。您通过王志纲工作室实际上是维护了知识的尊严。

[/url]    王：非常感谢你的评价。当时我在离开新华社的时候，的确在南中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包括谭启泰先生也写过一篇文章——“王志纲告别昨天”。因为我没有犯错误，而且在新华社是第三梯队的重要成员，所以当时要离开时，很多人对我放弃一切下海当时不少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当时走的时候有个夙愿，就是马老师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好多人问我，“你这么好的条件还下海，你不怕下海后饿死吗？”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要走向富裕和繁荣离不开知识分子，我是知识分子中优秀的一员，如果连我下海都淹死的话，就说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救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救的话，死掉我一个又算什么呢。”所以我坚信知识有用，就按照这个思路下海了。这是当时说的，在报纸上都登载过的，当时人们把它叫做“第三种尊严”。

    马：而且要能真正称得上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觉得独立的人格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也很难有独立人格，只能依附于别人。

[url=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    王：马老师，你这个话我可能要稍微补充一下，它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你必须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不用催眉折腰事权贵，这是第一个，但是可能还有第二个，你像我下海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挣到钱了，但这个时候很多老板就抛出橄榄枝来了，先后曾有几个老板有这种意思：王老师，我很敬重你，干脆这样吧，凭你的智慧，你和我绑着干，我给你股份，以后你挣个上亿没问题，何苦在外面自己折腾呢？我的回答是：第一，我这个人是鹰只有飞得高才有价值，如果让我在老板手下打工，我的优势就丧失了；第二，我的价值就在于我的超然，如果我跟某一个老板捆在一起，中国可能会多一个二流亿万富豪，但却失去了策划这个行业的探索者，我游离于任何企业之外，才可以服务更多的企业。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开始我就很明确，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如果金钱是目的，那就不是知识分子了，成为纯粹的商人了。而作为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天职就是赚大钱，不挣大钱是不道德的，他就是利润为王嘛。但作为知识分子是影响为王、教化为王、希望能良性地推动社会发展。所以我一次次的拒绝诱惑，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走，最后人们从不理解到理解，到今天，当我们帮成百上千的企业家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们终于认识到了我的特殊价值。包括浙江商会、广东商会等等都请我去当总顾问，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平台，能够更多更好的了解动物王国里面这些动物的各种特性，从而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们提出一些警醒和忠告，反而带来了叫做“财智双赢”的局面。这就是第三种生存背后的含义。所以三年前我写了这本书，当初我的助手们还担心说会不会得罪一些老板，我说不会的，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不会在乎这个的，果然当这本书出来后，有老板上百本地买。其中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老板，突然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应该给我奖励，我买了你至少五百本书！”我问，“那本书啊？”他说，“《第三种生存》”我问，“你买这么多去干啥？”他说，“我送给了很多朋友，包括各种关系人物，的确写得太精彩了！对我们这帮人的生存状态和缺陷解剖得很深，读了以后非常感慨。”



    马：你在工作过程中出了一系列的书，我最感兴趣的正是《第三种生存》，因为到现在为止，温州包括全国都一样，官场上下来的一般也是知识分子或者知识界的人，原来也都依附于官场，下海后则依附于企业，当然他可以为企业出谋划策，这也可以，但是很难形成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独立的生存方式，如果中国没有形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的生存方式的话，知识分子就很难有能够真正成为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王志纲工作室倒不是说为您自己解决了第三种生存方式，而是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够走出一条独立生存的方式树立了榜样。

[/url]    王：很感谢你的鼓励。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在探索这条路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也不理解，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些人在报纸上跟我发生论战，说“驳回王志纲，王志纲算不上是知识分子”，他们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这里面有的人自以为是知识分子，就是刚才马老师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一个人在经济上不能自立的时候，很难做到人格的独立，这种知识分子可谓是孔乙己式的知识分子，用一种愤青的方式批判一切，表面看起来很清高，但转过背去却比谁都猥琐，两面人格，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文人。

    马：像书里讲到的，“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工作室实际上不仅是搞策划，而且在搞研究，对策划本身在研究，也不断的著书立说，演讲等。而且不单是说说，实际上每次都有具体的案例，有您的商业思想的传播在里面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倒不是你通过工作室赚了一些钱，来维持自己的独立生存，而是在维持独立生存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研究，没有降低自己的品味，没有将知识分子变成商人了，实际上还是知识分子，而且在知识分子的道路上会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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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正是因为你只是把挣钱当作顺带的结果，兴趣在于利用商海里的有利条件，观察研究老板，观察研究社会经济深层次的东西，像达尔文一样观察研究野生动物，去观察河马交配、龙争虎斗，最后写出了《物种起源》。大多数人都是在前台看戏，而我有机会在幕后看戏，看出门道，最后的结果是商人们反而更加敬重你，这就使你的尊严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所以这时当我们在中国做战略策划，都是我们选择客户，而不是客户选择我们。当他们找上门来的时候我就在观察了，对方是否是好的合作对象，他成功的各种要素是否齐全，他能不能成为转世灵童，他的成功有没有示范意义，当这几个条件都具备了再帮他，结果是在人家成功的同时，你也获得了第一手的标本，然后再顺带的把自己的感受沉淀在著作里面，最后也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而且自己有了一个源源不断的案例库和一种与时俱进的能力，这时当然你的尊严感就更强了。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这方面没走出来呢？很重要的原因是要么太着急，想一口吃个胖子，要么是受不住诱惑，今天我随便翻到一位经济学家讲到一个观点说：我们成天讲要有操守、讲道德、要拒绝诱惑，其实西方的哲学不一样，叫做“远离诱惑”，就是说人是拒绝不了诱惑的，亚当、夏娃都没能拒绝诱惑，造成了原罪，而我们却说拒绝诱惑，当然真正的拒绝是圣人，但我看到的99%都没能拒绝，特别是金钱的诱惑，因为金钱就意味着成功，就意味着拥有一切啊！这些年一路走过来，我感慨特别深，因为看到很多人这个也堕落了，那个也堕落了，现在重新理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三句话，贫贱不能移还好办，威武不能屈也不难，富贵不能淫恐怕是最难做到的。因为腐蚀拉拢你的人可以用种种手段，最后让你觉得很体面低、名正言顺帝接受他的好处，在你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拉你下水，很多官员就是这样中招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面，作为我们来讲，也真是要向孔老夫子所说的，“吾将三省其身”啊！当然我不一定做的好，但我尽量朝着这个方向去做，这样你才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尊严，获得真正的尊重。

    马：王老师，您这个工作室是搞了十多年的策划了，中国也有过类似机构，但经过一段时间也都消失了，但你的策划却始终在中国受到很多企业，尤其是现在很多城市都竞相邀请，那么这次来到温州，您对温州民营企业、对温州这个城市能不能简单说说您的一些策划心得和意见？

    王：马老师又让我来预测了，因为没准备不知能不能行啊。温州这个地方现在的确发展到一个节骨眼上了，这个节骨眼可以这样来表述：

    第一，这个平台在常规的、传统的经济形态下已经装不下已经长成中等身材的企业家了，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个亿的企业可以在一个地区布局，就是一条产业链，一体化，用眼睛就可以看得住了，靠血缘、亲缘、乡缘；十个亿左右的企业必须在全中国布局；如果是上到七八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企业，那就要在全球布局，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要不然你装不下他。所以当地政府在担心因为他们远走高飞而使温州空心化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儿大当婚、女大当嫁，孩子长大了肯定要远行，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温州的企业家现在长大了，肯定要远行，你应该鼓励他，所以这里面要有个心态的调整，你把他拽住了这个孩子永远长不大。



温州的制鞋业已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第二，其实温州经济现在已经成了温州人经济，（马：温州人在世界有几十万，在国内有几百万）所以现在我们要换一种思维，当温州经济变成温州人经济时，怎样使她打断骨头连着筋，就是血浓于水的东西，继续在反脯故土这个层面上发挥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而这里面又有最值得我们借鉴的，就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亚洲当时有很多国家也都开始开放，但因为6"4事件，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很多人认为俄罗斯完了之后就到中国了，老狐狸基辛格说过一句话，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西方人不懂中国，你们只是从意识形态来看待苏联解体，下一个将是中国，其实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是两回事，回头看看，其实中国人是极具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是很务实的人。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说白了，就是对华人、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开放的，真正第一波接棒的都是全球的一些华人、华侨，他们不强求法规的健全、不在乎游戏规则的模糊，就是凭着乡情乡缘、凭一个口头的契约就回来投资。温州今天的状况有些相似，既然整个中国的开放首先都是靠华人、华侨反哺故园，为什么温州人不能够强化这个东西，考虑如何让温州人经济来反脯温州本土呢？这可能是第二个要思考的问题。



温州步行商业街,许多专卖店都是温州当地的品牌

    第三，当我们在靠温州人经济法反脯的时候，再靠开工厂已经不现实了，靠什么呢？我认为温州必须成为温州人最美好的、值得自豪和留恋的家园。首先必须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使他能够落叶归根，而且是首选归根之地。要宜居必须要重建生态，而要重建生态就必须腾笼换鸟，就是鼓励那些低端的制造业迁出去，只有麻雀迁出去了，才能把凤凰引进来。在这种背景下面，温州的人文、温州的生态、温州的自然、温州潜在的旅游休闲风光都可以获得极大的发挥和发扬，在宜居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才能吸引高端人士进来，高端人士呆下来了，知识经济、创意产业……等，就是题中应有之意，这时温州就不是自我辐射、自我循环了，而是辐射更广阔的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当四海的温州人归心而来，温州的经济就不敢小看了！



温州洞头千岛之县

    我是非常希望温州能够在这方面闯出一条路来，这样就符合了胡锦涛总书记的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追求质量的发展模式。温州是有这个条件的。这些年我们在帮很多城市做这种事情，就是所谓的打造软实力，而不是比拼GDP，比拼GDP温州肯定是恶性循环，打造软实力温州就有可能实现腾笼换鸟、升级换代，意义非同一般，潜力无限。

    马：王老师，温州属于长三角的外围、边缘，温州在长三角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王：五年前上海搞了一个长三角城市群，最后按照地缘划分的时候温州没有挤进去，据说温州后来根据自己的特殊性挤进去了，算不算？

    马：广义的也算，但16个城市里没有温州，温州要相对边缘一点。



    王：所以我觉得温州人应该觉得自豪，在一小时和两小时经济圈里面没有温州，因为离上海要起码五个小时，但就在这样一个边缘化的地位上面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下一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整个中国将会形成三个高地和节点，以后一线的竞争将会在这三个地方产生，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个是以香港和广州为双核的珠三角，一个是以北京和天津为双子星座的环渤海，这就是整个中国在面对世界竞争的国家队。当然温州和别人还不太一样，她已经开始超越于长三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发展了，但作为温州这个板块、区域和城市，必须要在长三角城市群里面寻找到自己的亮点和制高点。今天我看到了有很多的温州企业家把总部迁到了上海，我觉得这一点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指责他们，因为孩子长大了肯定要找一个更好的平台，他能够到上海去而且站住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现在我倒觉得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温州怎么能够在城市战略、城市形态上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真正实现腾笼换鸟，如果能够实现，在此基础上再打造宜居城市和形成软实力，温州凭借之前培育和抚育的这么多轻工业企业就能够支撑的住像设计、创意、品牌甚至营销这些软性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再发挥好温州的民间信用传统，把这个信用变得更加科学化和国际化，温州成为一个辐射和服务长三角的、以浙江特别是温州商帮为基础的现代服务业平台是有可能的。如果这个能做的好，温州可能又给中国做贡献了。

    马：非常感谢王老师，希望您继续关注温州，而且为温州企业的策划、城市的策划能够多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