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再思考和再创新-2008-10-28

马津龙

按：2008年10月27日参加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浙商研究会承办的“创业创新·浙商之道”高峰论坛，下午在之江饭店多功能厅的“商帮文化和浙商特质”分论坛上，作《温州模式的再思考和再创新》演讲。
温州模式的再思考和再创新
马津龙
一般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但当时对改革的理解还只是计划经济的自我完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提倡包产到户，更没有号召民营化、市场化——值到1990年代初之前，民营化、市场化作为私有化、自由化，较长时间里是被批判的倾向。在昨天晚上的主题沙龙上，胡宏伟说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土地流转制度说法上的游移。问题不在于文字上的表述，而在于中国目前有没有当年那种强烈的要求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力量。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仍然面临危机，以为“风景这边独好”，改革就无从谈起。而且，如果我们只看到甚至看不到经济上的差距，而没有意识到其他方面的差距——经济差距还只是较小的差距——改革也无从谈起。今年7月我在芝加哥大学参加了“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芝加哥研讨会”，我在芝大商学院会议中心展示该校79位诺奖得主的长廊有个留影。我在照片上是这样题词的：“最成功的不是得奖的多少，而是得奖的不仅是本国人；最失败的不是没有得奖，而是有人在别国得奖。”
中国改革的经验表明，现实的改革是在权力中心发出改变现状某种意思的条件下，先有局部性的突破，然后才有全面的展开。
在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的自我完善向市场取向转变的过程中，温州光荣地充当了领跑者的角色[1]。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她使温州神奇般崛起，而更在于温州对民营化、市场化的突破，推动中国改革走上了正道。
同样，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有赖于局部改革的再突破。
值得研究的是，温州模式能否继续率先创新，再一次充当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突破口？
…………（省略部分与10月18日在温州人民大会堂的“改革开放30周年与温州创业创新实践论坛”上的发言同）。



[1] “2004 CCTV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对温州的颁奖词中就有这样的话：“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