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2008-8-5

马津龙

阶梯会议室分3个座区，正对面主席台左侧即靠讲台较近座区的第一排自右至左为科斯助手王宁、天则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该照片用了闪光，看不清楚），第二排自右至左为原温州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现新湖集团公司总经理叶正猛、原温州市长现嘉里中国公司副董事长钱兴中、产权理论大师德姆塞茨、科斯研究所负责人（穿白衣服的女士），第三排右一为伦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许成钢，第四排右一为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专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杨大力。科斯等诺奖得主基本上都坐在主席台右侧座区（浙江去的也都坐在该区，钱兴中因在我之后演讲，才与叶正猛坐到那边去）。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
——在“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芝加哥研讨会”上的演讲（2008年7月17日  会议第4天）
马津龙
我在前天的即席发言中提到，温州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这个秩序不仅与第一天王宁先生演讲中所说的毛时代的经济格格不入，而且也超乎周其仁先生演讲中所分析的邓小平改革思路的构想。毛泽东是革命诗人，只有他那浪漫主义的思维方式，才会折腾出“大跃进”的乌托邦闹剧。邓小平是务实的政治家，但他那句“不管白猫黑猫”的名言，这几天不少人在发言中将其与“不管姓社姓资”相提并论，却未必符合邓的本意。邓可能是针对技术层面而非制度层面，而温州模式涉及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是，在这个民众自发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当年各种政治力量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民营化力量如此强大的温州，国有垄断部门的改革为什么依然难以深化，以及如何才能深化。
1、温州模式发生的条件
温州率先形成以民营企业为普遍市场主体的模式，根本原因在于当地体制内力量的相对薄弱和体制外民间自发而强烈的民营化、市场化倾向，同时，温州制度创新的成功，又离不开中国改革的大环境以及权力中心某些领导人的有力支持。这种支持既包括地方政府中务实的官员，也包括中央政府中开明的领导人。
在支持温州改革的地方领导人中，人们提到较多的是改革以来温州的前两任“第一把手”或者说CEO，他们在温州改革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公认。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民营经济的发展最需要保护的幼稚期，会出现这两位“守护神”？根据长期在温州市委、市政府研究部门（包括上述两位领导人在位时的研究部门）担任负责人的体会，我觉得仅仅从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和改革意识分析是不够的，其实也与当时的改革形势以及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有很大的关系。
不可否认，这两位“第一把手”本身是这个层面的领导人中少有的改革意识较强的干部，处在温州主要负责人的位置也使他们的处境和前途与人们对温州的评价密切相关。但人们包括当事人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时一些高层领导人对温州模式的肯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的行为起了“暗示”作用。主持中国初期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的高层领导人大都来过温州，其中大部分不同程度表示过对温州改革的肯定[1]。在没有来温的领导人中，明确表示否定意见的只是个别人，而且也不在几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的位置上[2]。
2、垄断部门改革的徘徊
受自身初始条件和市场准入的限制，温州自发民营化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造成的结果，是不同部门间国有、民营二元分立的结构。凡民营企业有可能相对自由进入的部门，体制内的国有、集体企业基本上无一幸存。温州号称“中国鞋都”、“中国工业电器之都”、“中国制锁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30多个制造业产业集群内的全部企业，无一例外都是民营企业。然而，那些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受到限制，或者说对民营企业市场禁入的部门，即使在堪称民营化之都的温州，国有单位垄断的局面仍然难以打破，尽管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和个别领导人曾经为此进行过顽强的努力。
在这里，我们只举一个最典型的金融业的例子。
温州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民营化或者说金融深化动力最强、条件最好的城市。温州民间金融正规化的顽强努力，在地方领导人的支持下曾经一度突破了历来拒民间金融于门外的体制藩篱。特别是城市信用社的建立，是温州民间金融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成功的制度创新。
温州的城市信用社尽管打着“股份合作”旗号，但其股东基本上都是私人或私人入股的所谓“股份合作”企业。1986年11月1日开业的温州市区的鹿城城市信用社，就是由杨嘉兴等5名股东各出资8万元创办的“股份合作制”金融机构。该信用合作社曾经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私人银行”。在鹿城城市信用社开业前几天，人民银行温州分行对其下达了“不准开业”的命令，但最终还是在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强制干预下如期开业。此后，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也表示了不同意见，同样被董朝才以“试验区”的名义挡了回去[3]。一时间，城市信用社在温州相继设立，达到几十家之多。但在1990年代全国性的城市信用社组建“商业银行”的统一行动中，温州民营的城市信用社照样合并为国有资本乘机参与进来的“温州市商业银行”（现改名为“温州银行”），民间银行的机制基本消失。
同样，温州各县（市、区）原有的农村信用联社，虽然近年来基本上已改制为由个人或民营企业法人持股的农村合作银行，但在持股结构高度分散并受主管部门严格控制的情况下，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民间银行的机制[4]。
3、温州破解改革悖论的第三种选择
温州的改革之困，表明国有垄断部门的民营化，不仅需要形成足够数量的民营机构，而且需要改变原有的管理体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自上而下的供给导向型制度变迁的方式。而根据中国改革的经验，高层权力中心制度变迁的“意思”，又只能在基层局部自发制度创新初步成功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全局强制推行。这似乎是中国垄断部门民营化的改革悖论。2005年初公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所谓“非公经济36条”，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至今进展甚微，足见垄断部门改革的难度之大。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民营企业在某些垄断部门的空白领域另辟蹊径，似乎是破解改革悖论的第三种选择。
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从温州金融改革的徘徊可以看出，在严格管制且存量极为强势的情况下，垄断部门的局部性改革即使有地方政府为民间的自发倾向推波助澜，充其量也只能在增量民营化上有所突破，难以改变国有单位的全局性垄断，甚至连局部的改革成果也难以巩固。
而近年来应运而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则是国有存量付之阙如的金融部门的空白领域。因此，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可能成为温州实现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的突破口。
率先突破的是2007年组建的温州东海创业投资公司（后改组为环亚创投）。这是温州人第一个树起的私募股权投资的旗帜。相继建立的还有国瑞创投、通泰投资、温商创投、首华创投、云杉投资等10余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中最规范的是正泰集团在上海设立的云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云杉投资合伙基金。正泰集团公司董事长南存辉兼任云杉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具有丰富的金融业务知识和经验的胡云耿博士担任云杉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并具体负责云杉投资合伙基金的运营。
正泰集团公司牵头组建投资公司和私募基金，标志着温州民间金融从私下借贷向组织化、正规化投融资机构的提升和向全国性资本市场的扩张。正泰集团的云杉投资公司已经向温州市的主要领导人建议，争取将温州建设成为中国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基地。
②通用航空
航空业的边际民营化从均瑶集团的前身温州天龙包机公司的包机开始，至今，均瑶集团已拥有全资的吉祥航空、控股的奥凯航空和参股的鹰联航空公司，成为中国涉足公共运输航空业的最大的民营企业。除了均瑶集团，还有春秋等多家民营航空公司也已进入公共运输航空业。但在国有航空公司本身未实行改制的情况下，公共运输航空业的国有垄断局面仍难改变。
但中国的通用航空业同样是一个国有单位并未进入也不大可能进入的处女地。因此，前途广阔的通用航空，完全可能成为民营航空的天下。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乐清市青年企业家许伟杰创办的万鹏通用航空公司，其意义完全不亚于均瑶集团进入公共运输航空业。目前，万鹏通用航空公司已在浙江省内外建成多个通用机场，包括远在沈阳的多个机场也正在建设之中。许伟杰还在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投资创办了西捷通用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在杭州天都城开设了飞机专卖店。而在温州本市，尽管通用机场尚未建成（万鹏公司已有在温州有关县、市、区建设11个小型起降点的批文，其中乐清的小机场已经动工），乐清飞行总会的会员已经发展到数以千计。温州有的企业也已经或准备在新建园区的大楼屋顶设置直升机停机坪。现在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一俟机场建成，温州将有可能率先成为中国的通用航空城。




[1] 在私营经济尚未得到正面承认的转型初期，来温考察本身就意味着支持。

[2] 邓小平没来过温州也没对温州直接或间接表示过态度。他当然不大可能不知道人们对温州模式的争论，或许不表态就是一种默认；或许正如他曾经对私营企业的发展所说过的那样，要“看一看”再说。

[3] 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设想，来自1986年5月中央的一次农村工作汇报会。当胡耀邦总书记说到要“发挥个体和私人经营者的才能和资金积累”的作用时，赵紫阳总理提出应“一面实践，一面讨论”，并建议“在温州先试验”（这也是以往人们在说到温州改革试验区时往往回避的问题）。1986年下半年，国务院批准了包括温州在内的第一批中国农村改革试验区。

[4] 尽管温州银行和有关农村合作银行的股份大部分甚至基本上为私人所有，但并没有被认为是民间银行或民营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