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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3月9日以来，《温州都市报》陆续刊发了9期金辉主持的《学人谈突围》专栏访谈，3月27日最后一期是我的《突围呼唤突破》。
马津龙：“突围”呼唤突破
在温州经济理论界，马津龙是一位资深学者。虽然早在8年前就已经退居“二线”，但深度参与温州改革的经历，以及对改革与发展的深刻思考，仍使他到处奔波，停不下来。尽管他总是以阿伦特的“停下来，这是思想的前提条件”的名言，与同样闲不下来的朋友们共勉。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他更是忙于参加各类研讨对策的活动。自从我们这个栏目开辟以来，他一再推脱，最后总算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作为温州改革的思考者，他还是三句不离改革。
金辉：
要想在突围中找到出路，首先要明确我们的处境。你认为目前温州经济处在怎样的围困之中？
马津龙：
表面看来，我们面临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围困。去年危机波及中国，同样波及温州。温州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工不全的达到了多年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温州的GDP增长率也跌到了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其实，温州经济主要还是被自身的结构所困，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而已。
改革以来，温州经济增长曾经一骑绝尘，最高年份的增长率在百分之三四十。但自1990年代末以来，温州已经开始呈现增长乏力、增幅滞后的颓势，直至去年跌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这一变化反映出在温州改革先发优势弱化的情况下，某些本来并不具有资源禀赋或区位条件方面的比较优势，只是因为率先民营化而崛起的产业集群，已经渐失优势。因此，这些产业如果不能转型升级，温州经济将难以从根本上突破结构性重围；而如果在改革上没有突破性进展，温州现有的产业结构则难以打破路径依赖实现转型升级——只有以改革促转型，才能再造优势、再创辉煌。
金辉：正是凭借改革才有温州模式曾经的辉煌。那么，你认为下一步温州改革应该在哪些方面发挥自身的优势呢？
马津龙：
随着收入水平从而带动消费水平的提高，温州已经日益丧失劳动成本以及用地成本越来越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部分具有一定技术、品牌优势但在本地生产成本偏高的传统制造业也有可能向外转移。温州科技、教育以及与科技、教育相关的人才方面的优势有限，技术密集型产业只能是少数企业选择的转型升级方向。而雄厚的民间资本实力，为温州资本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温州人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更为温州金融业的向外辐射提供了突破区域局限的可能性。这是温州特有的竞争优势。
金辉：
确实如此，温州令人刮目相看的正是温州人的商业网络和民间资本。你认为什么产业可以成为建立在这种优势基础上的转型升级的目标？
马津龙：
根据民间资本和温商网络的有利条件，实现民营经济向现代金融业的进军，从而将温州打造成中国金融主中心之外的次中心，可以作为温州转型升级的目标。
凭借温商网络的特定优势，温州民营金融机构仅仅以各地温商为客户就有可能使自身成为以温州为中心的跨区域银行。而温商较高的信用观念、人缘约束，以及普遍具备的可供抵押的不动产，则大大降低了温州金融机构以温商为客户跨区域经营的信用风险。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近年来温州部分民营企业已经进入并在全国范围经营的民营金融业。根据国际经验，私募股权基金的中心更适合于主中心之外具有一定资本实力的次中心城市，如格林维治之于纽约、爱丁堡之于伦敦、慕尼黑之于法兰克福。
（充裕的民间资本，使民间借贷成为温州民营企业间面广量大的融资形式；而温商网络则使这种融资形式同样不以温州地域为限。
但产业突围有赖于改革的突破。）
金辉：
记得我在采访金融专家胡云耿时，我们也谈到温州能否率先进行民间金融机构试验的设想。在这次危机的率先突围中，温州是否也可能像以往那样大胆地进行改革？
马津龙：
（温州经济增长与改革呈现强烈的正相关。改革高潮年份GDP增长率一度高达42.6%，而改革低潮年份甚至低到0.6%，相差71倍之多。因此，只有改革的超前，才有温州增长和发展的超越。）
目前温州经济特别是产业的突围，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赖于改革的突破。因为恰恰是金融业这类国有单位垄断的部门，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受到严格的制度限制，最需要借助于改革的突破以实现制度创新。中国改革的实施途径，往往是权力中心先表达某种改革“意思”（文件、讲话），然后由局部率先试验，最终在局部成功的基础上再向全局推广。而率先试验的局部区域，则因此凭借制度优势而获得超前的发展。因此，温州打造金融中心的过程，既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又可以重拾改革的先发优势。一举两得，事半功倍！
其实，国家权力中心对金融等垄断部门的民营化改革早有明确“意思”。2005年初的《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所谓“非公36条”，其中第5条即明确宣布“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1980年代在没有类似文件的情况下，温州尚且涌现城市信用社、典当行等一系列民营金融机构，前些年未能在民营银行等垄断部门的改革上率先取得重大突破，实为坐失良机。
温州现有的民有或以民有为主的金融机构，或者因为与国有资本的混合而不具备真正民营银行的性质和机制，或者实力较为薄弱；一些意在涉足金融或在一定程度上染指金融业务的机构，也终因未获从事金融业务的许可，或者转向房地产投资（如有关民间“财团”或投资公司），或者难以合法、正规地经营。因此，组建辐射全国的温州民营金融机构，不仅需要进行制度上的突破，而且需要进行机构和资源上的整合。
对于包括企业间借贷的民间借贷，国家权力中心同样有过放开的“意思”。早在2003年，央行曾发出修改《贷款通则》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取消了原第六十一条有关“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规定。《放贷人条例》的呼之欲出，将为民间借贷提供更为合法、规范和大规模经营的法律保障。温州如能放开企业间借贷并出台地方性的优惠政策和保障措施，在温商之间盘活的将是不下数百亿元乃至上千亿元的民间资金。
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由危机推动的。对于富有创新精神的温州来说，国际金融危机也许正是实现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的难得机遇。
学人名片：
马津龙，1949年出生，曾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现为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兼任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温州医学院、温州大学、浙江工贸学院等多所大专院校兼职教授。
长期参与温州改革与发展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先后发表过近百篇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其中《温州模式的演变与创新》、《家族制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温州民营企业的组织创新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趋势》、《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等论文在国际研讨会上交流并在国外有关书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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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