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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央视《经济半小时》日前播出中国GDP年内超日本的报道，尽管也有狭隘民族主义者弹冠相庆，在网络上奔走相告，中国的专家总算没有头脑发昏。特转载《温州商报》今天的《中国GDP年内超日本？》一文，顺便附3篇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相关文章。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5月17日报道，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下滑的格局已基本结束，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上升的通道，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预计今年年底，中国GDP的规模就会超过日本。”
“中国GDP年内超过日本”，这样的大喜讯经过专家提前“公布”，令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弹冠相庆，在网络上奔走相告，喜不自胜。超过日本，我们就坐世界第二把交椅了，下一个目标就是超过美国，那就是梦寐以求的大目标临空而降——做世界老大，能不令人高兴吗？
当然，脑子清醒的专家们也出来泼了冷水，GDP超过日本那仅仅是经济规模，是一种数字上的比较。如果看人均GDP，看环境保护，看可持续发展能力等，中国要年内超过日本，那可是痴人说梦。
中国GDP在清朝就超过日本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财经评论员廖保平说，我想小声地问一句：我们的生活水准，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在内，能在世界排行老二吗？我不知道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名第几，肯定赶不上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比得上绝大多数瑞士人吗？
这就说明，GDP总量与GDP人均完全是两码事。在我们还没有超过日本之前，不妨看看现在是世界第二的日本公民过得有多滋润。2008年日本的人均GDP是42480美元，中国为3260美元，是中国人的13倍多，要缩短这个距离，真不知道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中国GDP”虚空幸福感
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中国GDP”，但利益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诚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巨大的GDP蛋糕分切中，只要把蛋糕做大，中国总会捞到一些好处。我只是提醒，所谓“中国GDP”并非是一个全归中国所有的东西，也不是一个中国人人得益的东西。
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而分配蛋糕却严重不公时，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事实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正在加剧。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7年更是高达0.48。
另一个数据同样可以佐证。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因为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人均GDP也就成了一个“虚假的繁荣”，如若中国绝大多数人在人均线之下，这样的人均不过是掩盖了多数人的贫苦。我们不需要总量的虚空幸福感，也不需要人均的虚空幸福感，而是要真实的幸福感。
中国不是强大而是肥大
显然，正如某些人所说的，中国算不上强大，而是肥大。肥大不仅没有多少力量，而且还隐藏着诸多的致病的因子。具体到中国经济分析，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含金量很低，科技创新不力，经济高增长，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和付出沉重环境代价换取。这种隐藏的病因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相继致病了，那就是，我们为了这个“肥大”付出了过高的代价，环境污染、怪病丛生，产品质量安全屡屡发生，国富民未富，弱势群体在为生存而痛苦挣扎。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致力于改变，但任何变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因此，单纯为“中国GDP年内超过日本”举杯相庆是很盲目的。
中国GDP含金量不高
其实，中国GDP年内超过日本又不是头一回。清朝，中国GDP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远远高于日本，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个中原因很复杂，我以为有一条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中国的GDP虽然很高，但中国仍然是一个穷国，靠茶叶、瓷器赚钱，十分低端。日本GDP虽然不及中国，但含金量十分高，靠大炮轮船赚钱，是一个富国。
据说，在1949年，中国的GDP也高于日本。毕竟，二战后日本是战败国，但是日本的科学技术还在，先进的制度还在，人才还在，所以在战后短短20年时间又迅速崛起。
由是观之，没有建立在一流的制度、一流的技术、一流的人才基础之上的GDP，只能是肥大而非强大，是经不起考验的。
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差异
一篇流传网络的著名帖子说， GDP是今天中国值得“骄傲”的东西，但令人遗憾的，也正是GDP！
如果是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更值得中国人骄傲。
可惜的是，GDP不是GNP，仅仅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仅仅代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产值，谁的？都属于中国人吗？不！
因为在今天中国地面上生产和创造财富的，已经远不止是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阵容庞大，品种齐全。
官方数字显示，今天中国外资企业已达28万多家，资产总值超过2万亿美元。在中国28个产业中，有21个前5名都是外资、合资企业。连老祖宗留下的大豆、豆油这样的传统农业产业中国都不能自主了。
中国的外贸比例之大，三分天下有其二，3万亿的GDP，外贸占了两万亿；在两万亿的外贸中，外资企业的份额约占60%。
同样是GDP，在日本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内容。2007年日本GDP值52900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
同时日本还有3.5万亿海外资产，这是不包括在GDP内的(GDP是本土之内的产值，不问本国外国，GNP则是本土内外所有本国国民产值)。
这样一来，就显出中日的差距了。中国的GDP大头是人家的，自己只占小头；日本的GDP，不但都是自己的(日本的外资只占1%)，海外还有相当大的一块没算进去。由此可见中日的差距远不止是GDP账面上的2万多亿美元。
看到这里，那些喜欢嘲笑日本经济增长慢，自以为中国增长如何快的人，可能要比较清醒一些了吧。
中日GDP内容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外资上。日本为什么外资那么少？因为日本发展经济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从细节能力看中日差距
据《新京报》报道，财经评论人阿西说，要从经济结构来比较的话，中国和日本差距就更大了。比如在世界上两家都有名气的制造业，中国拿什么和日本比较？汽车、电器，就是比数量都比不过日本的。要是再比科技和工艺，我们差的可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笔者想从个人的经验，谈一下细节能力方面的差距。
随便举一例。日本国土狭小，受到气候影响，根本没有办法大规模种植橡胶，但日本的橡胶材料工艺却世界领先。能把自己没有的，做成世界最好的，这一条我们要学习，要赶超，都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制造工业领域，若从理论上讲，纸上谈兵我们落后的或者不多，但就工艺经验，就生产管理，我们离日本还有不小的差距。
再随便举一例。现在中国和日本都是光学仪器世界最大出口国之一，但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多是简单、低附加值的东西，如眼镜。在精密度要求很高的镜头上，我们比不上日本。这不是我们的理论水平不如日本，也不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而是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工艺能力，管理水平，甚至工程师的经验，都远不如日本。
本文分析中日的差距挂一漏万，只说不足，并非要打击我们赶超日本的自信，也不是不相信中国有能力。而是从微观中看到宏观———为什么各方面的资源都不如中国的日本，却硬生生地在现代化的路上，领先了中国三四十年？忽视这个事实，仅仅去比较数字上的高大全，是不利于我们经济体制反思与调整的。
附一：《中国千万不要轻言超越日本》
改革开放31年后，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风景相对独好的中国可能在今年年底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GDP总量超越日本，直逼江河日下的美国。
日本央行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第一季度大型制造业企业景气指数以有史以来以最快的速度恶化至记录低点，同时该国正经历自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有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分析：“到目前为止，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下滑的格局已经基本上结束，中国经济可以讲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上升的通道，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增长速度在上升今年年底中国经济的规模会超过日本，因为我们跟日本经济的差距，大概是13%左右，中国经济8%以上增长，这点我一点不怀疑。”
我做梦都希望他说的是真的。也相信这一消息会转化为全体国民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巨大动力。因为超越的是日本。
不过，由于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一股轻看日本的潮流也在国内精英界迅速升温，日本也积极配合，经常炮制些“中国威胁论”之类的声音来迎合中国人这种自豪甚至自满。一股新时期超日赶美的浪潮在迅速升温.
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刻，我们越要清醒，越要心中默念温家宝总理汶川大地震后在北川中学的题字：忧患兴邦。
因为即使我们的GDP超越了日本，但落后依旧是全方位的。
首先我们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抛开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的优势，中国的人均GDP仍只是日本的10分之一。克鲁格曼来华走穴时称中国工人的收入是美国工人的4%，而日本工人收入约是美国工人的3/4，月为中国工人的20倍。
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直到今天,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整体升级才刚刚大幕拉开，由于占据世界制造产业链的上游，2003年,日本制造业总量达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且日本企业利润率和品牌全球影响力要远远超越中国企业。即使目前日本对外贸易遭受重创，其制造业王国的地位依旧相当牢固。
这点也在每年的财富五百强榜单中得到清晰印证。在日本企业最辉煌的1994年，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抱揽前四。尽管中国企业目前在500强的数字年年上升，但基本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为主，很难全面真实地体现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 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诺奖尽管不宜盲目崇拜，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日本是常客，我们是尴尬的零记录——杨振宁先生斗胆预测了20年后中国能拿，还遭到很多人严肃的质疑。
社会差距更值得我们关注。鄙人到过东京多次，和日本朋友混熟了，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这里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其实他们在炫耀其国家福利制度的完善。比如在东京，一个普通职员干到60岁退休（由于老龄化严重，当时政府推行65岁退休的呼声很强），能每月拿到约20000元人民币退休金，日子相当殷实，连百货公司都将老年服装专柜置于各楼售价昂贵的顶层。2007年，我赴日参观过多家位于东京郊区的养老院，近距离地感受了日本老人老有所依的暮年安详而温馨的生活。当时一同前往的一位国内卫生部门处级官员看后很感慨：以后老了能住进这里就知足了。
日本的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广且到位，网络层次分明、健全，各医疗机构基本都让患者感到深受关怀和尊重。最难忘的是，我在东京杏林医院参观访问时，刚好赶上一个病人出院，遇到了在国内医院从未见到的一幕：主治医生带领若干护士手捧鲜花深深鞠躬向病人送别且真诚祝福。而我们的医疗体制刚刚告别市场化的迷局，重新踏上回归公益的苦旅。此前，毫无保障的7亿中国农民多数宁可选择在家里等死也不愿到收费昂贵且态度恶劣的公立医院就医。
古时由于先天DNA限制加上生活水平低，日本人身材很矮，又爱到我边疆挑衅，便被我泱泱大国长期蔑称为“倭寇”。但今日日本国民身高、寿命等衡量国民素质的基本指标已经超过中国。有专家几年前指出，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而教育往往事关一个民族的未来。
从文化角度即国家软实力的角度，除了在中国国民心目中的国家整体形象始终未获根本改善外，当代日本国民在国际上享有良好的声誉。除了购买力雄厚外，他们普遍举止文明，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并遵纪守法。2006年，我在巴黎时由于各方面表现良好，没怎么给祖国丢人，陌生的当地人便用英文友好地问我：您是日本人？我心中相当郁闷差点脱口而出：你才是日本人呢！你们全家都是！但结合偶尔见到的类似“请勿大声喧哗”等简体中文标识，心中立即五味杂陈。
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在于产品的全球输出，更在于价值观的输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同。身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不仅发动了进军美国好莱坞的产业并购大戏，其动漫产业也始终位列全球领先阵营，在亚洲更是具有无以伦比的影响力。在不久前一次针对中国孩子的调查中，他们迷恋的20个卡通偶像，其中19个来自日本，唯一MADE IN CHINA的是古老的孙悟空。
西方著名学者帕森斯曾认真做过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和秉承孝道治国、社会经济横向关系发达的中国不同，日本则将忠视为全民追随的精神圭臬，垂直关系强大，容易形成统一的目标并集合所有人的力量共同实施，而个体公民则养成了严肃、勤俭、不懈怠、谨慎的品格。进入现代商业社会，日本更是完成了《论语》与算盘的结合，追求“世魂商才”的商业人格塑造，提出了“外圆内方”的行为准则，这些都是真正渴望超越日本的各类中国精英们镜鉴的他山之石。毕竟，我们的商业社会价值缺失、公共责任匮乏、奢靡之风盛行已不是个别现象。
写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完成一点真挚的提醒：要超越一个国家，首先需要真正读懂它，尤其是承载了我们太多复杂情感的日本。
很小的时候，我爸经常给鄙人讲他那个时代一个伟大梦想：超英赶美。全国人民很受鼓舞，都将炒菜锅拿去大炼钢铁了，结果由于违背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加上自然灾害，此宏伟的大跃进以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凄惨收场。
那时父亲很年轻也很爱国。他理想的破灭使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那时的近邻日本刚刚从二战惨败的阴霾走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差不多，但这个国家没有提什么震惊世界的响亮口号，只是全民一心一意谋发展，开始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十年左右时间替中国人完成了超英赶美的目标。
我由衷地希望：今天超越日本不仅以国家的名义，更要以每个普通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名义。不仅以经济总量，更以人类共同价值和情感的名义。
这样的超越也值得我们全情付出并百折不挠.
附二：《从点滴小事看“日本精神”》
交8000元滞纳金不抱怨
日本有一个访谈节目设置了丰厚的奖金，吸引很多观众参与。有一次，节目来了一个年轻的家庭主妇。
主持人问她：“你是否对于在荧屏前露面感兴趣？”
她回答说：“我来只是想获得优胜奖金。”
“准备用奖金干吗？”主持人继续问。
“偿付租录像带的滞纳金。”
主持人感到不太理解。于是这位家庭主妇给主持人和观众做了解释。原来，一年前她向一家录像带出租店租了一盘录像带，不久由于搬家，她忘了这件事。一年后，录像带出租店老板写信到她新的地址，要她归还录像带并缴纳大约合８０００元人民币的滞纳金。按照录像带出租店的规定，每超过一天，需要缴纳约２３元人民币（下同）的滞纳金，乘以３６５天，就是８０００多元了。当时，购买一盒录像带大约需要２３０元左右。
这个家庭主妇没有辩解，更没想到逃避责任，只是一个劲地表示：“真是很对不起那家录像带出租店！”不过她希望碰碰运气，赢个奖金偿付滞纳金。
列车上的空座位孩子不坐
有一次，一位中国学者和大阪大学的一位教授一起乘地铁，此时已过了上班高峰，车上很空。到了一站，上来一群有老师带队的小孩。他们欢蹦乱跳地一个个上车，但没有一个学生跑去争抢座位。
中国学者注意到，上车后孩子们就自动一个个挨在一起站着，当列车行驶或停靠站台时，有个孩子还差点摔倒，但他们也没有一个人去坐空空的座位。中国学者大为不解，于是问同行的日本教授，日本教授告诉他，按照规定，他们这个年龄，上车是不准坐座位的，即使有空位也不准。
这些孩子自觉遵守这个规定，尽管在这个中国学者看来这规定很荒唐。
区分中日韩三国人的“秘诀”
不听说话，从外表上，很难区别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但有一位了解这三个国家的人却说出了区分的“秘诀”。
他说，如果有一个十个人的团队。一个人在说，其他人都在听着，不时笑而作答的，肯定是日本人；十个人中，八九个人都在大呼小叫的，是韩国人；五六个人在说，其他人一边听，一边四下里张望的，不用说，一定是中国人。
曾经听一位在日本工作多年的华人朋友说，日本人就个体而言并不聪明，十个人中可能有九个笨蛋，但有一个聪明人，其他人就跟着干，结果就能把事办成；而中国人聪明，十个人中有九个聪明人，九种见解，只有一个笨蛋也不知跟谁干才好，结果什么事都办不成。
去年夏天回国，坐的是全日空的航班，要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全日空酒店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再搭机回大连。机场里有专门的车道让各大宾馆的巴士载旅客去宾馆。下飞机后，我领着孩子找到全日空成田机场饭店的巴士站台，等车来了，司机把乘客的行李都放到车肚子里，让大家轻装上车。
车刚启动，就听到用日英中三种语言播放的录音，告诉大家该车由哪儿开到哪儿，用多长时间等等。广播完毕，就见前排站起一个老汉，走到司机跟前，叽哩咕噜讲了一通。
原来他是要到假日酒店去，坐错车了。
司机告诉他不用担心，然后马上朝窗外左右巡视。估计司机们都是天天定点定时跑同一路线，对于互相的时间表都了如指掌。我从窗户望出去，果然看见右前方跑着一辆车身写着假日酒店的大巴士。
时逢红灯，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我们车的司机将车停稳，下车跑到那辆车跟前敲门。对方司机看见他后，马上从车上下来，互相鞠躬，然后我方司机向他说明了情况。看对方的意思马上就要过来领人，这面的司机摆摆手，自己折回来叫那个老汉下车，领着他向假日饭店的车快速走去。可没走几步，绿灯亮了，两个司机大声喊了句话就都各自跑回自己车上开车去了。
两辆车都拐弯，只见前面假日酒店的车停到一个类似于站台的地方，我们的车紧跟着停在后面。两个司机下了车，我方司机领着老汉走过去，对方司机接过来把他送上车后又下来，两个司机互相鞠躬，不住互相道谢后，这才驾车各走各的路。
我坐在窗边，整个过程看得一清二楚，心里十分佩服日本司机的服务精神和敬业态度以及他们之间的彼此尊重。
附3：《欧洲中餐馆为何纷纷改行做日餐》
最近，意大利FORLI市的市民突然发现，曾经火爆异常的7家中餐馆，已经有4家变成了日式餐厅。不仅是在FORLI，在罗马、普拉多和巴黎等欧洲中餐馆比较密集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中餐馆改行做了日餐馆，昔日的中餐馆门头纷纷挂起了日式灯笼或日本旗。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出语惊人：目前欧洲中餐馆负增长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无需太长时间，将有一半还强的中餐馆将被日餐馆取代！
别急，开日餐馆的不是日本人！
曾几何时，大红灯笼是海外中餐馆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外国人只要看到哪里有红灯笼，就知道那是一家中餐馆。如今，大红灯笼一个个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式的装饰门面，甚至是日式的灯笼。难道是日本人趁着经济危机抄底抢购，对海外中餐业大打出手吗?
答案是否定的，那些餐馆还是中国人经营的，多数甚至从老板到员工都是原班人马！只不过内部装修已变成了日本情调，员工也是日式装扮。也就是说，是海外华人自己把中餐改成了日餐。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幕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危机就可以解释的。
从100多年前中餐业艰难起步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餐热，欧洲中餐业曾是海外华人创业的首选。巅峰时期，欧洲的罗马、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每个大城市均集中了二三百家中餐馆。与此同时，中餐馆开始向欧洲各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进军，宛如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哪位华人先在一个城镇开上第一个中餐馆，就意味谁就能发财。2000年以后，欧洲中餐馆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恶意竞争和质量危机也逐渐暴露出来，中餐业声誉急剧下降。而真正是中餐遭遇血光之灾的，则是萨斯和三鹿事件两次沉重打击！
2003年的那场萨斯风暴让海外中餐馆整整半年门可罗雀。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中餐馆受到的冲击比萨斯有过之而无不及。绝大多数已经惨淡经营的中餐馆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就酝酿如何转型。不过这一次很多餐馆老板痛下决心，决不再做和国内有直接联系的生意。这时候，改行做日餐让他们眼前突现光明。
经营日餐，无奈但也是最佳选择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日本留学生来了，日本的汽车来了，日本游客来了，但日本餐馆缺少的可怜。一个大城市往往只有一两家日餐馆，中小城市则根本看不到日餐馆的踪影。那些日本旅游团，居然也要到中餐馆安排团餐。原因很简单，海外日本人虽然很多，但选择定居和创业的很少。如果自己的国家很好，谁愿意生活在别的族群呢?
在经济危机的潜在压力下，海外华人几乎同时把目光瞄向了日餐业。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是中餐馆转型的最佳选择。首先，不必为繁琐的营业手续发愁。从餐馆到餐馆，只是换了一个名称，无需再办开业前的审批手续。有的干脆只把门头招牌换了，营业执照上的店名都没有改！其次，日餐烹饪技术定式化和量式化极强，简单易学。更重要的是日餐对欧洲人似乎更有吸引力。小吃式的回转寿司如同西方点心，花样繁多且特色鲜明。日餐正餐菜肴品种不多，制作方法简单，好吃不腻。日餐餐具花样繁多，每一份都有区别，看起来就是艺术享受。另外，日餐馆装修可以看出艺术的匠心，属于用笔不多但画龙点睛的那一种。相比之下，中餐馆几乎是农民工式的装修，中国元素满墙都是，被用烂了！
为了配合中餐馆转型这一需要，欧洲出现了多家日餐服务机构，为华人提供从厨师培训、厨房设备供应到餐厅装修一条龙服务。当然，服务机构也是华人开的。
目前，欧洲中餐馆改头换面经营日餐的浪潮仍在持续升温。照此势头，日餐将会占领中餐业的半壁江山也不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这毕竟会让人感到不舒服。虽然海外的中餐馆也早已不是中国人的一统天下。越南人，泰国人，马来西亚人和菲律宾人开的中餐馆并不少见。但这一次有所不同。过去日本人学习了中国的厨艺，今天颠倒了，老师反过来向学生学习，而且是打过老师的学生。
这是一种无奈，也应该值得高兴。在国内的愤青依旧只知道抗日恨日的时候，海外华人不但在学习，而且实实在在地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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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