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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宣扬土改的红色经典，该书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近年，发现了丁玲的一批遗作，有一篇谈到该书，其中说“《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人民日报》2004年10月09日第七版）2006年《南风窗》杂志记者田磊重访了桑干河畔的温泉屯（小说原型），采访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民，老人们叙述“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每兄弟100亩），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作者评述，“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南风窗》2006.6 田磊《重访桑干河畔》）
由于宣传，人们已经习惯将中国古代社会称封建制，这很不对。许多学者都反复指出，封建是分权，比如英国的贵族分封带来了抑制王权的议会和宪政。而秦后中国主要是中央集权，和“封建”正相反。“封建”的滥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缩影，“阶级”亦然。冯天瑜的新作《“封建”考论》专门论述了该词的名实错置，并做了澄清。中国当代词语的名实错置，不仅是思想和判断之事，更是权力的政治强制和操纵的方式：权力错置概念，由而操纵人，控制社会，达至政治目的。丁玲的这部小说，就体现了政治对“名实错置”的有意制造。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改变了人的生活经验和常识，使熟悉的邻居和乡亲成了“阶级敌人”，土改及这部“革命史”，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打倒地主阶级”、“消灭封建制度”、“农民翻身解放”，这些套语（大陆至今仍普遍使用）显示土改是一场政治革命。但中国农村并不存在这种政治压迫和对立，农民也没有革命的要求。
欧洲封建制有军事性，也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农民依附贵族领主，没有土地权和人身自由，而且等级世袭。贵族和农民的关系首先是政治的，等级制度促进了欧洲阶级的分化和对立。无论是十四世纪英国农民起义，还是后来的德国农民战争、法国革命，农民对政治权利的要求是“消灭贵族” 、“自由”“平等”，都超过对土地的渴望。但也正是贵族有领地，占有农民，有武装，因此可以对抗王权，从而带来宪政。还应该说，等级制对欧洲未来社会的组织化秩序化的建设，及各阶级的分工与合作有重要作用。
而中国是中央集权，为避免分权，而不分封，因此也就保留了乡村的自然形态：小农经济；氏族血缘社会；乡村自治。在中央集权之下，是中国庞大而分散的自耕农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是“自由人”，有土地，能进取，可迁徙、科举、经商。他们比中世纪欧洲农民幸运，没有人身隶属，也没有等级限定。地主是田产概念——田主，地主和佃户雇农也只是经济关系，而且地主可以沦为佃户，雇农也可以升为地主。他们之间有贫富有贵贱，有经济和雇佣的矛盾，但没有明确的等级和政治对立。就算“打土豪”，农民也是为了“分田地”，而不是为了“自由”“平等”。
梁漱溟、钱穆等都强烈批评将阶级论强加于中国，钱穆说中国人自由，即是针对中国没有欧洲的封建等级制和人身附属。说重点，中国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官僚阶级，而且这是一个极其制度化等级化组织化的阶级，其功能就是实行政治统治，不仅强大，而且稳定，可以说，这在人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中央集权的可靠保障。所谓中国的超稳定结构，也就在它的官僚制度。而和官相对的则是民，中国的“阶级对立”实是官和民的对立，除此中央集权不允许中间等级和权力出现。商人本可以成为阶级，他们有共同利益，但是被国家抑制，因此商最终只是个行业。
中国是大国家小社会，中央集权之下是分散的自然村落，无为而治，由此帝王才可安然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中国中等乡村不过几百人，小的几十人，大的千数人，同姓同族，一个农民的社会也就这么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民如散沙，少国家和社会意识，少组织性，对外族入侵软弱无力，庞大的中华帝国实际是非常虚弱的。
中国向来没有结成大规模公共社会，民也未曾分化为阶级。按进步观，阶级社会在血缘社会之后，而传统中国乡村并未走出这一步。我们看到中国农村，村际间姓氏间的对立远远过于贫富雇佣之间，民间械斗多发生于此。这说明中国农村氏族血缘关系重过阶级。就是土地买卖也受氏族限制，“土地权受着氏族的保护，除非得到氏族的同意，很不易把土地卖给外边人”（费孝通《乡土中国》）。
中国乡村作为氏族血缘社会，其是伦理秩序，而非规则秩序（请注意，这点非常重要，涉及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费孝通先生将此两种秩序成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道德重于法律，屈死不告状，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中国自古官不下县，村无政权无制度无司法，而是氏族式自治，就事论事，约定俗成，族长也是推选。中国有乡绅，乡绅是官府和乡村的桥板，其代表乡村连接官府；作为自治社会，他们类似长老，在乡村有领导作用，但限于宗族和伦理范围之内，而非政权；因为没有权力的强制，因此也就不能说是统治；乡绅更重要的意义是代表儒家伦理秩序和文化，使之落到乡村，这也就是他们的教化功能。
再看经济。土改动员中有个套数，就是千方百计动员群众诉苦，挖穷根儿，要把农民的不幸归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这本是政治操作，即鼓动仇恨，激发暴力摧毁传统乡村，从而建立党在农村的权力（49年之前，是为了赢取兵源和物资）。但是，随着党的胜利，宣传变成了“事实”，且写成了历史和教科书。刘少奇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页32）这是中共农村阶级论的基本思想。但是，到底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他们占有多少土地？地租是多少？农民又占多少土地？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差别有多大？地主是不是农民？
高王凌教授新著《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在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作者归纳中国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调查统计，得出重要数据：1、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间（简单平均是36%），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30 %。2、鉴于地主实际取得的地租只占与佃农约定租额的七八成左右；同时，由于地租额并不像通常所说占有产量的50％，而大约只有40％左右(所谓50％是指“正产物”而言)；这样算来(70—80％乘以40％)，实际地租率则只有单位面积产量的30％左右。3、由上可得，地主所得仅为农业总产出的12％或更低些，那么农业无疑就是一个“低效”或“低质行业”；购买土地也不一定是为了赚取“高额地租”，在一些地方，甚至不过是一种“保值”的手段。
高王凌教授的这些考据之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一直说，人口10%的地主占有了70-80%的土地，佃农的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作为地租拿走。因此必须消灭地主阶级。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1935年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在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自耕农的百分比分别为71.35%、64.75%和74.7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1937年，第34页）
根据上世纪50年代初，官方对陕西关中新区41县(市)约700万人口的土地改革统计数据表明：
一、当地90％以上的人都占有土地，即是雇农也有少量土地(人均占地1.32亩)；中农占有土地是总耕地的54%(人均占地4.7亩)；贫农占有土地是总耕地的24.8%(人均占地2.6亩)。中贫农共占总耕地的78.8%。这证明，该地区是中间大两头小的自耕农社会，土地的占有已经很均衡了。
二、地主人数很小，占人口比例2.66%，他们所占土地也很少，只占总耕地的7.1%。地主人均占地11.6亩。再，当时西北粮食亩产平均170斤左右，11.6亩的年产粮食1973斤，这还要扣除税收、雇工工钱等，如此看地主的生活也相当难。
三、总体上，重新分配土地的意义不大。重新分配的土地只占总耕地的11%。7.1%的中农人均分到0.1亩，49%的贫农人均分到0.59亩（合全年多得100斤粮食）；而92.9%的中农和51%的贫农，他们的土地没变化，这两部分人共占总人口62.8%。真正得到实惠的主要是82%的雇农，人均分到1.62亩，他们占总人口的1.72%。
许多学者都认为关中土改意义不大。何军说：“从整体来看，土改前后关中都是自耕农占主体，土改对于关中农村地权的影响并不是很显著。郑磊对关中高陵县通远乡土地问题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由于能够划分出来以供分配的土地较少，从实际效果来看，土改对高陵农民的土地拥有状况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反倒因为这种较为勉强的征收和分割使田块变得更为破碎。”
当然，西北是贫穷地区，但是江南又如何？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情况及其问题的初步研究》统计：解放前夕，地富占有土地28.85%；中贫雇农占有土地71.15%。综合各种数据，王高陵教授所说，地主占有30%的土地，大概是差不多的。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1935年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其中25．8％没有土地，有土地的占74.2%；全国80%以上的土地，由百亩以下的户主占有；80%的户数占地在20亩以下，他们共占总耕地的34%，其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数的33%，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占业主总数的60%；有地千亩以上的地主总占地不到总耕地的2%；全国平均户占土地是15.2亩；自耕农占总耕地的47.6%（《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 1937年，引自万国鼎：《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根据黄道炫先生在《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中各种调查数据综合显示：农民缺地非常严重；中国土地不平均，主要体现于贫农占地基数太小。这二者的原因都不是地主占地太多，而是缺少土地资源。中国土地多为百亩以下的小土地所有者占有，而且实际占地的差额也不大。
但是由于没地的农民太多，每户贫农占地的亩数太少，因此在地主和贫雇农占地的比值上就很大。比如浙江地主人均占地不到８亩，但却是贫农人均占地的15倍多。这种比值上的悬殊差距，使人夸大实际上的土地不平均。人均８亩地，对任何国家的农民都是很少的土地。中国不是没有大土地主，但所占土地比重较小。
1945年美国农民平均每户有土地1170亩（195英亩），是中国农民每户平均占有土地的77倍，是中国地主每户平均占地的10倍左右，就是这样当时美国的农民也不富裕，当年美国政府给予农户的补贴是7.4亿美元。（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50年前，中国地主平均每户占有土地144亩，中国地主的全部土地占全国总耕地38.26%）
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是地少人多，而不是地主垄断土地。正是由于中国土地奇缺，才少有大土地所有者，而多是小土地所有者。因此，万国鼎先生将中国的土地制称为细碎的农田制，也就是小农经济的小土地所有制，这是地少人多环境下的必然生态。中国的土地不平均是农业经济的自然状况，并非由于政治制度与地主阶级的剥削统治。
――选编自一平《土改奠定极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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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