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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温州最具“文化竞争力”？
——2009年5月6日在霸州市“民企大讲坛”的演讲提纲
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日前发布，其中的城市文化竞争力及其所包括的价值取向指数、创业精神指数、创新氛围指数和交往操守指数等方面，温州的排名均居全国之首。
需要说明的是，《蓝皮书》所指的竞争力，是就经济而言；而其中的“文化竞争力”，当然指的是商业方面的文化竞争力。
那么，为什么评选者公推温州为中国最具商业文化竞争力的城市呢？
首先，在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价值取向指数，包括重商意识（敬重商人程度）、赚钱欲望（追求财富欲望）、消费倾向（积极消费的观念）等社会价值观上，温州无疑是最强烈和积极的。
在对待商人、商业上，中国历史上历来存在重农轻商的倾向，以农为“本”，以商为“末”，主张“厚本抑末”。而温州在宋代即形成重商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在经济思想上对厚本抑末持批评观点，反对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种重商的文化传统在温州一脉相承，哪怕在计划经济年代的打击甚至镇压下仍未杜绝。
《世界经理人》杂志去年曾发表过《温州商人的“十宗最”》一文，其中第三宗“最”就是“温商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商人”。无论是“胡润百富榜”还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温州的富豪比例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胡润财富报告》认为温州的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人数分别为1.82万人和1880人。更有论者认为温州拥有千万财产的家庭高达55万户之巨（参见吴逢旭：《温州55万人拥有千万资产:被低估的财富》，http://haishang.blog.66wz.com）。甚至在经商发财具有生命危险的计划经济年代，也有一些人通过做生意而成为其他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出现的所谓“万元户”的。1982年受到打击的乐清柳市镇“八大王”中的胡金林，1975年即赚了五六万元。
温州人赚钱欲望强，但并不是只赚不花的守财奴。2008年，温州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20333元，比上年增长16%。即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条件下，2009年第一季度，温州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仍达5661元，同比增长7.4%；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仍达２８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２％。
在有关财富的观念上，中国人历史性地缺乏尊重和维护私人财产权利的文化传统。（洛克：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便没有正义。孟德斯鸠：所有权是道德神、私有财产是道德之魂。）而温州人则较多地具有私人财产权利不容侵犯的意识。值得探讨的是，如何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使这种个人追求财富的欲望，不仅有利于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而且能避免收入分布的悬殊（在这方面，英美等市场经济国家靠的是他们的税收制度和基督教的财富观），这是中国改革同样是温州改革面临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艰巨任务。
温州人特别是温州老板在消费倾向上，也存在不理性的消极的一面。
其次，在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创业精神指数，包括辛劳精神（吃苦耐劳程度）、闯荡意识（向外闯荡的意识）、竞争心理（与别人竞争的心理）等创业观念和意识上，温州在中国首屈一指应该是无可置辩的。
《温州商人的“十宗最”》的第五宗“最”即“温商是世界上最能创业的群体”。
根据温州大学年初对300余位在校生的调查，表示毕业后选择创业的约占1/3，也有的在校时已经在创业。温大城市学院在校生白炳卫创办的凯乐斯文化传播公司，还是一家经营规模和效益都很可观的企业。
早期“四千精神”中的“吃千辛万苦”，在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身上照样保持，只是表现为新的意义上的辛劳。前不久我们财经会客厅栏目组到杭州的正泰太阳能科技公司采访南存辉，下午3点多他正在边吃方便面边接待客人。
再次，在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创新氛围指数，包括求新意识（个人标新立异的意识）、平等观念（社会平等的观念）、兼容心理（社会的宽容理解心理）等创新的社会环境方面，温州在中国也属领先。
《温州商人的“十宗最”》的第七宗“最”即“温商是世界上最善于创新的商人”。
在企业制度上，温州民营企业最早普遍选择了“股份合作”这种产权清晰而又给人某种“集体”印象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营销方式上，温州的美特斯邦威公司最早在服装业采用生产外包、销售特许连锁经营的方式。在产业选择上，温州的均瑶公司最早进入航空服务业，温州的万鹏通用航空公司又进一步进入通用飞机制造业和通用航空飞行服务业。温州的企业在产品上同样喜欢花样翻新，鸭舌就是温州人创造出来的一道名菜，温州消耗掉的鸭舌原材料占全国的70%以上，其中一家名为初旭的鸭舌公司每日生产量即达10吨左右。正泰公司的小型断路器因为实用新型，连全球低压电器巨头施耐德公司都构成专利侵权。今年4月，这起历时2年多的官司终于以和解结束，施耐德电器天津公司向正泰支付赔偿金1.575亿元。这一赔偿金额创下中国知识产权案的最高纪录。
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身份等级制度，温州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民营经济，与温州人身份等级观念相对淡薄不无关系。
温州对创新包括创新失败的宽容氛围，是温州创新现象层出不穷的有利条件。正泰公司之所以能在与施耐德公司的专利诉讼中获得巨额赔偿，表明正泰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而这种自主创新能力有离不开正泰公司“宽容失败”的自主创新文化。几年前该公司一项技术创新特等奖的成功，就是项目组经历800多天屡败屡战的结果。
温州另一家生产高压开关的电器企业开元公司也是这样。
第四，在城市文化竞争力的交往操守指数，包括诚信意识（诚实守信程度）、法制观念（遵法守纪观念）、协作精神（相互合作意识）等交往守信程度上，温州人同样比其他城市略胜一筹。
《温州商人的“十宗最”》的第五宗“最”即“温商是世界上最懂得人脉的商人”。
温州人的商业信用程度之高，不仅表现在温州的金融机构具有全国最高的资产质量，还表现为温州民间具有比中国其他地区更高的信用记录。温州各大银行的不良资产低至1%，某些县（市、区）的农村合作银行的不良资产甚至只有0.1%左右,大大低于中国一些城市百分之几十的不良资产比例。
有这样一则三代人信用传递的佳话。1936年至1938年间，瑞安县的陈盛列向文成县的郑步孩借了6个银元，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陈家世代留下“父债子还”、“爷债孙还”的遗训。在经历改朝换代70来年之后的2007年，陈盛列的69岁孙子陈昌达终于查访到郑步孩孙子郑国斌的下落，将4000元钱送到根本不知道这笔债权的郑国斌手中。无独有偶，2008年2月，乐清市虹桥镇又发生了一起儿子主动找到父亲生前的债权人子女偿还债务的事例。
温州人的商业网络，并非封闭的“人格化”、“人情化”交易，而是节约交易费用（信息费用）和降低信用风险的有效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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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