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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生于和平时期是幸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逃脱血色刀光对我们无时不在的侵扰。打开电视，是没完没了的战争片；走进电影院，原本应该喜庆欢乐的贺岁片，也充满了杀气。无论是《十月围城》还是《三枪拍案惊奇》，我们似乎已养成一种抑制不住的暴力冲动，若不打打杀杀或刀光剑影，就失语了。战争年代人们以生命的代价企望和平与安宁，而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却以愈演愈烈的血腥想象把人们强行拖入战乱年代。于是和平时期的我们并不安宁。
有个人，一直让我刮目相看，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后来成了元帅却对往事不堪回首，不但不对自己的战绩津津乐道，而且拒看一切战争片，此人就是刘伯承。在我看来，他对战争的反思与所达境界不仅远高于同代人，也远高于他的下辈们：“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啊！这会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同样，一个国民党士兵死了，也会殃及整个家庭。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就是因为这个，每在战前，我们连觉都睡不好。现在战争结束了，就不愿意看、怕看战争的场面。”
“一将功成万骨枯”，刘伯承深知战争的残酷本质，尤其一个民族的内战。所谓“敌我”只是历史纬度上瞬间的定位，而痛失生命的悲切却永存于这个民族的记忆中。
刘伯承说：“我就是从大堆大堆我们的兄弟、父老、亲人的尸体上爬过来的，我至今仍看到他们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何止是同胞？当历史的本色逐渐还原，当越来越多的人冷静下来理智地回望那一段历史时，我们发现，曾经被视为“敌人”的人，不仅是我们的同胞，有的还是这个民族的英雄。
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细腻而温情的笔触，通过对大量战争幸存者的采访：“透过卷入战争机器的一个个普通兵卒的血泪故事，去了解战争，了解历史，去感受生与死。这本书不仅令人思索中国内战，也唤醒我们被教条蒙蔽的良知。”（参见《同舟共进》杂志2009年12期熊景明文）
从龙应台的书中，我们得知了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史实：在当年长达6个月的长春围城中，被饿死的国民党军队和平民百姓竟有30万之多。而就在这些被饿死和歼灭的“敌人”当中，“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部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我相信，晚年拒看战争片的刘伯承，对战争已然有深刻的思考和反省。无独有偶，国民党高级将领孙立人，面对无数年轻士兵横尸旷野，也曾泪流满面，尽管那些也是“敌人”。
思想家帕斯卡尔曾说：“一个人仅因为他住在河那边，仅因为他的统治者与我的统治者发生争吵（即便这和我毫无关系）就有权杀死我，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
龙应台在书中引用一位老兵的话说：“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有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而这些“吃不完”的尸体，大都是些贫苦的农家孩子。或许平日隔水而望隔山而居，战争却把他们人为地分成“敌我”并互相残杀，最后一起沦为秃鹰吃不完的美食。
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在回忆其父时曾说：“我小时候有次想问他淮海战役怎么打得那么漂亮，他就告诉我：太行，你知不知道每次问我的这些问题，我想到的是什么啊？千百万的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你要我怎么说嘛。父亲不愿意去想，看电影都不看打仗的。”
或许为了彻底抹去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晚年的刘伯承失忆了。失忆的刘伯承显得很安详，他终于可以不去想那些令他心痛的战争了，而那些功勋卓著的元帅常常用著名战役、歼敌数量来验证自己军事能力与自我夸耀。他先选择了失语后选择了失忆，用彻底回避的方式来求得自身心灵的安详。
龙应台在《大江大海》的首发式上说：“大陆应该可以写出十万本这类的书。”但是很遗憾，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写不出来的，因为我们从小对战争的认知已经被那些层出不穷的战争片灌满了。在我们的概念里，“敌我”永远是分明的，生命永远有泰山之重和鸿毛之轻。尽管眼下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海峡两岸的同胞都在努力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共同努力，但我们的荧屏上却依然乐此不疲地播放着这个民族不堪回首的内战“大片”。如此做法，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即便“解”了又能如何？因为思维的惯性更源自于价值观。
幸好还有刘伯承，以至当我们面对《大江大海》时不至于灵魂完全脱臼。尽管龙应台是用语言和文字，刘伯承是用沉默和失忆，而后者在既定语境中的分量远比前者更重，因为沉默在必须喧嚣的年代里更显不易。
正是为了这一份艰难的沉默，我一直敬重并爱着他——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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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