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建南“城市家书”《我们应直面挑战，传承再发展》的回应-2014-3-28

马津龙

      



       按：近期《温州商报》在策划一个叫《城市家书》的报道，3月27日发表的是美国商务部前助理部长、祖籍永嘉的黄建南写来的第二封城市家书，同时刊登有关人士对黄先生家书的回应。下面是本人的回应（发表时编者对本文批评1990年代末温州改革的滞后在语气上有所修改）——
       温州经济发展中确实存在黄建南先生所说的进进退退的“0-1”现象。要走出这个拉锯式怪圈，就有必要找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根据对温州经济30多年来走势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影响温州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改革是关系最大的变量。例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温州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在于温州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从而造成制度上的先发优势。其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前后三四年间的经济增长率有一个大起大落，之前的最低点是0.6%,正是改革最低潮的一年；之后的最高点是42.6%，则是改革最高潮的一年，落差竟达42个百分点！而最近10余年来温州经济的徘徊，也正是始于1990年代末以来温州改革的相对滞后。因此，黄先生提出的要群策群力找到走出怪圈的那个“机制”，其实就是改革，而且应该是率先改革。这是温州发展走出困境的挑战，也是温州发展再创辉煌的机制。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温州改革前20来年的超前和后10余年的滞后呢？这既与改革形势的变化有关，也与改革方式的转换有关。中国改革采取的是先易后难或者说先外围后核心的策略。外围的改革很大程度上适合以民间自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温州民间恰恰有着强烈的民营化、市场化自发倾向，何况又遇上能与民间力量上下呼应、锐意改革的地方领导人。而核心的改革则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强制推行。不无遗憾的是，温州改革的攻坚阶段偏偏缺乏了自上而下的有力推动，连民营化、市场化和温州模式也不再提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重提温州模式，正是对温州改革的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