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接受媒体有关科斯辞世的采访答问（9-6）-2013-9-6

马津龙

       记：科斯先生对中国的改革很有兴趣也很有研究，您作为温州改革的专家，温州又是中国的改革典范，您怎么理解科斯的理论？您认为为何科斯的理论适合中国？
       马：科斯的理论以“定理”的形式证明了，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产权的明确界定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科斯，1959）。科斯定理包括科斯第二定理，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产权改革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中国传统体制下的产权，无论是所谓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事实上都是没有明确人格化界定的产权。这种名义上“人人有份”的模糊产权，既是经济低效率的根源，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些动则千万、亿万的以权谋私，正是建立在缺乏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上的。
       记：科斯先生请您去芝加哥讲温州模式，是亲自给您发的邀请吗？电话还是E-mail呢？邀请里是否有提到他对温州的想法？
       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国际会议（2008 Chicago Conference on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是由科斯发起并由科斯以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建立的科斯基金赞助的，与会代表将这次会议亲切地称为“科斯会议”（Coase’s Conference）。但名义上的发起单位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商学院和科斯基金会，邀请书名义上也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发出并寄到我家的，先是通过中间人电话联系，然后E-mail联系。
       据说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由科斯教授和曾在芝加哥大学师从科斯做博士后研究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共同商定的。邀请我参加，首先当然是基于对温州模式的关注。他们并不直接了解我（张五常1980年代考察温州时我在场，但他不可能记得），但此前20多年我都在温州市委、市政府的经济改革和政策研究部门负责研究工作，几乎参与了温州改革的全过程，也多次参加了在美国、日本以及国内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因此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很容易了解到我。参加会议是一年前就通知我的，2008年初发去参会论文后，据科斯的助手王宁说科斯看了很感兴趣，特地派他于6月份来温与我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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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8年6月22日下午王宁博士（左二）参加温州经济学人沙龙。
       记：会上您做完发言后，科斯先生和王宁先生如何回应和评价？
       马：7月17日上午发言后，下午有个发言者坐在主席台上由茅于轼主持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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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岁的科斯整整5天会议都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他不可能对发言者都做出回应和评价，而王宁当时只是他的助手。



会议第2天中间休息与科斯合影（科斯从小就有腿疾，常需要在腿上附加铁制的零件，年近百岁更只能坐在轮椅上）。




2008年7月17日上午，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Gleacher会议中心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的演讲（前排戴耳机白头发者为科斯）。
       记：看照片您曾与科斯先生一同用餐交流，您还记得当时有聊到哪些内容吗？与会期间还有什么交集，会后是否还有联系？
       马：17日中午科斯邀请上午演讲的我和原温州市市长钱兴中以及浙江大学的史晋川、浙江工商大学的张仁寿等人共进午餐（盘中餐非常简单），同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大师德姆塞茨教授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也出席（许对我说过，他的母亲是温州平阳人）。
        吃饭时，科斯教授说到：我是一个英国人，1910年出生在英国；当时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经济在繁荣，社会在进步，人们在享受着工业革命的巨大成果，生活是美好的。在一个美好的年代，谁能想到在4年后，在工业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十年，欧洲又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暴政和    专制政权出现了，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年代。科斯教授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希望人类社会不会再重复这样的悲剧，人类社会的将来应该会更加美好。席间，张仁寿和钱兴中都提到希望科斯教授如果身体允许的话能到温州看看。科斯教授幽默地回答道：如果我真能乘那么长时间的飞机去（中国），我想我本人真就创造了一个奇迹。众人大笑之际，科斯教授接着又说，我年轻的时候，读过马可·波罗的游记，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有着许多美好的想像。可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非常地缓慢，中国在世界上落后了。我一直在想，中国怎么就会落后了呢？我想，中国的落后才是一个需求人们去解开的谜。许成钢教授说，这让我们想起了李约瑟之谜，这是“科斯之谜”。      
       我当时向科斯教授提的问题是：“新教”与英美经济体制的建立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科斯教授似乎一时没有听明白这个问题，许成钢教授当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科斯教授思考片刻后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太大了，超出了我思考能力的范围。稍后，科斯教授转向许成钢教授，轻声问道：英国的大学制度在我离开英国50年后不知现在怎么样？你不是在LSE（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工作吗？许成钢教授笑着回答说：总体上英国的大学在向美国的大学靠拢，但应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美国化。




中午在芝加哥大学Gleacher 会议中心601室与科斯共进午餐（中间是担任会议义务翻译的美国Michael Best律师事务所的温州女孩尤佳）。
        记：科斯先生曾提出对中国的十大忠告，对此您认为哪一条是对当代中国最重要或最迫切的？对科斯先生的中国情结，您怎么理解？
       马：尽管改革已经30多年，由于行政性垄断仍未打破，甚至一度“国进民退”，第一条“必须去除所有加诸国企的特权，让私企得以自由竞争”，仍然具有现实的重要性。第八条“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治”、第九条“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是不容回避的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文化领域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科斯的中国情结，是经济学大师的人类关怀。意识到自己“即将长眠”的科斯，会议期间多次流露，希望人类不再遭受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20世纪的悲剧。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深知中国制度转型的成败对人类前途的生死攸关。因此，在会议结束感言中，科斯再一次引用他为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序言中那句语重心长的话：“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这既是他对中国的最后的忠告，也是即将辞世的道德伟人对人类的“临终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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