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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温州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沉重的资金压力，
部分企业陷入资金链断裂的现金流危机，甚至出现一些企业主出走的现象。
温州的情况在全国有一定代表性，为此，
《温商财富》杂志特别走访了温州市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
请他来聊聊对此的看法。面对危机，马津龙认为“信用是最宝贵的社会资本。
拯救信用、恢复信心，匹夫有责！”
文﹠编辑/刘宇靖 摄影/郭秀生(上邪摄影) 特别鸣谢/温州香格里拉酒店
《温商财富》：今年以来温州民间信贷问题显现，不少企业陷入财务危机，一些老板“跑路”，其中最典型的是温州眼镜业大王、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出走美国后又回来。您是怎么看待这起事件的？
马津龙：信泰债务危机以及胡福林的出走回来发人深省。第一，企业出现债务危机，无论对社会、对企业，还是对个人，企业主都不是走为上而是走为下。对社会、对企业，哪怕资不抵债，负责任地配合清算，损失也要小得多。一走了之，甚至卷款逃跑，留下烂摊子，缺口就会加大，更不可能走出困境，而且会引起相关企业的连锁反应和社会的心理恐慌——温州这次民间借贷金融风波，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某些老板的出走引发和加剧的。对个人，经营不善，哪怕破产倒闭，一般只涉及经济责任，而“跑路”就很可能触及法律责任，不仅前功尽弃、身败名裂，而且惶惶不可终日，不可能有心灵上的安宁。因此，胡福林出走后及时回来，归去来兮，还是明智的选择。当然，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也要为陷入困境的企业创造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逃避的有利条件。第二，信泰陷入债务危机，不是主业太阳镜出了问题，而是多元化导致现金流断裂。且不说在某些泡沫性的或者敏感的产业上投机存在较大的风险，就是新能源、生物之类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和技术、人才支持，也可能半途而废，信泰的太阳能就很可能面临这样的结局。第三，民间非正规金融一般说来适合于信息对称并受到血缘、亲缘、人缘、地缘种种约束的亲朋好友之间的直接借贷，不能有太多的中间环节和太长的资金链条，并且不能作为企业高额、长期的负债。对于象信泰这样较大规模的多元化投资，更不宜采取民间借贷的方式。就企业来说，创新难免有风险，但在财务政策上必须稳健甚至保守。特别是转型升级中选择投资周期较长、市场不确定性较大产业的企业，必须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不断追加投资的融资能力。就金融制度来说，现有的国有垄断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民营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合理转型升级对资金的需求，要从根本上消除民间借贷的债务危机，有赖于现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正规民营金融机构的发育，金融改革是不容回避的选择。
《温商财富》：是什么原因导致温州民间借贷盛行？如何看待产业“空心化”和高利贷现象？
马津龙：根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最合算投资方式”问卷调查，2011年第2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市民占到24.5%，高居首位。也有调查认为温州差不多90％的家庭、个人以及60％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借贷规模达到1000多亿元。温州民间借贷盛行的原因，不能仅仅归咎于民间借贷投资人的贪婪。首先在于银行存款远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实际负利率。银行存款满足安全性、流动性的要求，存款人可以不追求存款的收益性，但难以接受负收益。银行利率只要相当于甚至略低于通货膨胀率，超越亲朋好友范围的相当一部分民间借贷包括所谓高利贷的资金供给都将转为银行存款。其次在于股票投资的失效。股票投资本应成为一般市民投资组合中满足收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股民普遍亏损。再次在于“实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和其他合理投资机会的缺失。一直以来，总有人强调，由于民间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实业空心化”和民间借贷的危机。殊不知正是因为实体经济承受不了成本的上升才导致部分民间资本的去实业化。如果真的到了“实业空心化”的地步，产品价格便可以随成本水涨船高；而事实并非如此。传统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问题在于，向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转型，既存在技术上的制约，又存在要素或者市场约束，有时还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而向垄断部门转型，国有单位垄断的制度壁垒坚如磐石，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受到严格限制。在缺乏合理选择机会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急功近利的群体性投机现象。
民间借贷出现危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其归咎于高利贷，认为“都是老高惹的祸”。网络上、媒体上甚至中央一级的媒体上经常看到题为《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达180% 高利贷将企业逼上绝路》之类耸人听闻的神话。就温州全市千余亿元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来说，根据人行温州支行或温州银监局历年来一月一度的调查报告，三四年前平均年化利率有低于10%以下的，即使是今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平均年化利率也没有高于25%，即没有超出央行基准利率的4倍，不到温州一些国有银行曾有过的最高上浮利率的2倍。排除某些不正常的甚至非法（如赌博）场合的高利贷，温州正常民间借贷中的高利率，通常发生在企业还贷-续贷的转贷期间的垫付资金。这种本意只有几天最多个把月的临时性借贷，出资方资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借款方利息的实际负担并不重，不能将其简单累计成年化利率。如果不是用于临时周转的高利贷，真有愿意以100%以上甚至高达180%年利率借款的，也不见得是“高利贷将企业逼上绝路”，而是或者本来已经不可救药不该把更多的人拖下水的企业，或者一开始就是恶意借款的“庞氏骗局”。
《温商财富》：如何应对和防范债务危机，稳定规范金融秩序，引导民间信贷规范发展？
马津龙：应对防范债务危机，须标本兼治。
治标可以采取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处理好已经陷入困境特别是老板出走企业的债务纠纷，防止新的恶意借款、非法集资、逃债赖债，以及暴力讨债事件的发生。至于经济手段，在不影响全国性控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条件下，临时增加温州的流动性，增加温州金融机构的贷款额度，有利于缓解那些正常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企业的资金压力。
从根本上说，只有自上而下打破包括金融部门在内的一系列产业部门的行政性垄断，才能既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老大难问题，又拓展民营企业的投资渠道。
《温商财富》：您觉得这次温州债务危机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什么？
马津龙：债务危机反映的是信用危机，而信用危机将导致信心危机。伟大的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一文中有一句名言：“切记，信用就是金钱。”而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来说，信用更是宝贵的社会资本。面对债务危机，拯救信用、恢复信心，温州企业有责，温州政府有责，温州人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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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4 1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