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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有关“小悦悦事件”的反思文章中，胡舒立主编的财新《新世纪》第42期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的《小悦悦和文化夜鹰丸》，以及第44期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的《“别惹麻烦”》两文颇为深刻。
小悦悦和文化夜鹰丸
中国经济GDP的持续增长制造世界性奇迹，但它又跟公共伦理的瓦解紧密相连。
军事医学科学院最近推出一种叫做“夜鹰”的蓝色药丸，能够让服用者保持72小时不困不睡，并保持正常思维和体能。这令许多人感到振奋。关于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动议，正像夜鹰丸一样，让文化工作者有了空前的暖意，似乎文化解冻、复苏和复兴的时代即将到来。
不过，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根基，文化本身的内涵、价值和表象，始终未能获得准确的阐释。对于什么是文化、什么形态的文化才能算是繁荣，官方指导文件都语焉不详。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脱离日常生活而抽象地存在，文化的真正主体也不是红歌类的文艺演出，而是信仰、伦理、趣味、风俗及其各种“乡规民约”。正是这些空气般的基础元素，构成了个人和国家的文化属性。
老人和幼童被汽车撞伤而无人救助，是因为此前的救助者非但没有受到感谢和表彰，反而遭到被救者诬陷，而这种反诬行为竟然得到法院的支持。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新闻，引发了民众的道德焦虑，其中所包含的人际信任危机，成为社会文化的负面风向标。它是严重的文化危机，正在严重腐蚀文化的轴心层面。不解决这类基本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只能沦为华丽的空文。
一位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幼童，犹如一张道德试纸，以自身的早夭，向中国人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夜鹰丸，能够让人对这样的死亡视若无睹，并跨过这具细弱无助的尸身，高谈阔论“大发展”的美妙前景。
在我们宣布大繁荣时代降临之前，似乎有必要理性审视一下文化的真实现状。中国经济GDP的持续增长制造了世界性奇迹，但它又跟公共伦理的瓦解紧密相连：央企的市场和价格垄断、有毒食品的大规模生产、普遍的商业欺诈与行贿??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文化的倒退。如果经济继续以这种反伦理方式饮鸩止渴，势必会以文化大崩盘而非大繁荣的结局告终。
导致中国公共伦理衰败的直接原因，首先在于司法体系。中国编订了世界上可能最复杂的法律条文，却没有一条可用来捍卫小悦悦的生命。第二是医疗保障制度。这个制度至今都拒绝对发生于公共空间的伤害事故进行国家救助，也即由政府来承担全部医疗费用，这是导致肇事司机碾压受害者和蓄意谋杀的重要原因。第三，我们还必须检讨普世价值教育的缺失。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个教育链条上，尤其在中国儿童的早期教育中，没有任何课程教育学生如何捍卫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如何进行独立思想、如何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以及如何自我塑造有责任和有道德的完善人格。这种人格教育上的空白，至今都没有被填补的迹象。
宗教或信仰的严重缺失，是所有原因中最深刻的部分。在任何社会体系中，只有宗教信仰能够有效整合、管理和提升个人道德，并以“敬”与“畏”的双重方式，把信仰者的日常行为，限定于教义和戒律的范围之内。一个自由、开放和多元的宗教社会，可能是解决社会伦理危机的根本出路。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已从“无神论”国家，转而成为一个“有神论”的国家——它拥有大量以佛教徒为主体的各类教徒，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其总数应在2亿人以上，却仍然是一个零度信仰的国家。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反面奇迹。究其原委，是许多信教者企图跟神祗建立暧昧的交易关系。
中国基督徒大多是底层的穷人，而中国的佛教徒大多是有钱的商人和官员，其中一些人拒绝展开道德修习的日常功课，而是把贿赂经济的游戏规则带入宗教领域，以许愿和还愿的方式向神行贿，以为花费大宗金钱来递送“红包”、举办道场、修塑金佛、营造寺庙，抑或烧年初一头香和放生鱼虾之类，就能搞定神明，并获得罪的赦免。也就有僧人为了敛财，蓄意把信众引向“花钱消灾”误区，支持此类对“神谴”和“报应”无所畏惧的立场。这种“购买赎罪券”的畸形宗教运动，或将是压垮中国道德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别惹麻烦”
1987年的苏联仍然无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但是许多媒体的尺度之宽，已是“斯大林时代”的过来人所无法想象的。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不是经济自由化，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的进一步扩大，而是既抽象又飘渺的道德问题。读者纷纷给报纸杂志写信，宣称他们再也受不了周遭社会“良心上的断裂”。安东诺夫（Mikhai Antonov）就是在这一年发表了他著名的《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在这篇文章里，他把道德问题说成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人民需要被拯救——不是自外在的危险中，而是从自身，从那些去道德化的恶果，从那些杀死人类高贵情操的过程之中挽救出来。”
类似的危机感，近日也出现在我们的国家了，几乎每一份杂志、每一个网站论坛上，都有很多人在热闹地讨论中国的道德沦陷问题；触发点，当然是发生在广东佛山的那起“小悦悦事件”。王悦在成为大家口中的“小悦悦”之前，也曾经是一个有姓有名的鲜活生命。10月13日那天傍晚，她孤身一人晃到马路中间，被一辆面包车迎面撞倒。司机知道出了事，所以顿了一下，然后开足马力继续碾过。接下来的七分钟里，不仅18个路人经过现场，还有另一辆小货车再次碾过王悦的身躯。直到拾荒的陈贤妹出现为止，没有任何一人理会卧在血泊中的小女孩。
在我看来，最叫人心寒的不是那些过客见死不顾，也不是路边商贩劝阻陈贤妹救人（“别惹麻烦”，他们说），甚至不是视人身如粪土和“怕惹麻烦”的司机，而是之后某些人的反应。那时有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恶搞汉致电电台，“表明心迹”说：“宁愿压死她，好过将来背一辈子的麻烦。”我们还未知道真相，自然破口大骂，一位内地亲友也在斥责这人：“这么讲实在太不对了，他可以这么想，但怎能公开说出来呢？”我闻听此言吓了一跳，几乎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认识过这位朋友。
很快地，有人开始在网络上质疑救人的陈贤妹“是不是想炒作自己”。同样地，这种想法也是我非常陌生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冷静下来，我便发现它和我那位亲友的话其实都是能理解的，甚至还颇为熟悉。不过，那种道德只宜宣之于口、实践中还是趋利避祸的思路难道不普遍吗？从政府到学校，“讲道德”已经讲了这么多年，难道你不感觉这只是一种用来应付场面、应付考试的官样文章？另一方面，如果真有人认真起来，把大家都拿来说的事情付诸实行，违逆潮流，一士谔谔，这难道不是“标榜立异”？难道不是“自我炒作”？
叫我困惑的是，一些官员却又呼吁大家别再冷漠下去。且让我们想想，什么样的人会见义勇为、会不怕惹麻烦地帮助陌生人？他大概是一个对他人有一定信任和同情、对理念有一定看法和坚持的人。如果他看到王悦倒在路上，会跑过去扶她起来，那么，他大概也会为了一个无故被城管殴打的小贩出头；说不定还会更进一步关心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比方说公平与正义。政府官员应该仔细想想，你们真的希望我们都是这种人吗？
我们也应该好好回顾，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凸显的那种“公民觉醒”以来，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退回到今天这个个体原子化的地步。这四年间，社会互助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出现后退，“公民社会”这四个字再度敏感，“志愿者”成了政府动员你才志愿、政府不动员你站着别动的“群众”。谁能告诉我，在佛山那18名路人的过度冷漠，与我们所关注和期待的“过度热心”之间，那条线应该怎么划？我该热血到什么地步，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危险？又该冷漠到什么地步，才能保住自己的安全？
有些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形容他们当年面对的政体是一种“不道德的政治”，理由是人民的冷漠、互不关怀和良心的虚无，恰恰乃政权所需；它们不是怕你没良知，只怕你太热心。然而吊诡的是，你又不可能长久而稳定地管治一群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注定是要瓦解的。所以1987年那一年，苏联媒体上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我们不可能再这样子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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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4 1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