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温州社会力量共话幸福生活座谈会（9-20日金球国豪大酒店） 9月20日下午，温州市公安系统及非遗界、文化界、企业界代表在金球国豪大酒店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温州社会力量共话幸福生活座谈会。 座谈会由温州市民俗体育运动协会顾问蒋庆华主持。浙江强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建勋，温州市公安局基础基层支队政委陈振波，温州市委原常委、军分区政委郭登明，温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蒋荣国等人先后致辞。比较正式的发言我有时会准备个发言稿，但发言时是按口语方式说的。 首先谈谈什么是幸福生活。 幸福感既与人的处境有关，更与人的价值观有关。 清代文学家张潮的说法是“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家道优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马克思“对幸福的理解”是“斗争”。如果说马克思指的仅仅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更是扩展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并且一辈子身体力行、贯彻始终。这是革命家的幸福观。 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简单地说，幸福就是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所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 这方面最著名的是马斯洛的需求五层次或者后来增加的七层次理论，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最高境界的幸福应该是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即忘我的、销魂的乐不可支、欣喜若狂的体验。 根据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阿尔维德·卡尔森的发现，人的快乐从而幸福，又与大脑中的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的多少有关。 其次谈谈如何理解“幸福70年生活”。 幸福不幸福与制度密切相关。从制度上说，以往的70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可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前三十年，从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直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0年里大规模的运动式斗争不下50次。对于以斗争为幸福的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幸福的30年！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首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头第一句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 即使在物质上极度匮乏，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有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有文革带来的破坏和恐惧，人的记忆特别是对早年的记忆，往往具有事后美化的作用，从而会有“青春无悔”的说法，会有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何况还有所谓的“幸存者偏差”。 我是一个思维方式极端理性的人，既不会因青春本身的美好而美化记忆，也不会受“幸存者偏差”的误导。但前三十年的经历，对后来人生的影响也未必都是负面的。粮食的限量供应给我留下几十年吃不饱的深刻记忆，也使我没有患上后四十年出生的人天天吃饱吃好而带来的富贵病。这辈子连自行车都没买过，上学、上班都是快步当车，也使我享受几十年步行带来的好处。特别是早年的艰辛经历，形成了“支配着我的一生”的“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罗素语）。 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举解决了前三十年长期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最终取消了生活必需品的凭票供应。改革开放前，温州作为沿海城市，城乡居民的收入竟然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有“平阳逃荒要饭、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由于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的制度创新，温州一开始就走在脱贫致富的前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年跻身全国前三，直到2008年才被上海挤到第四位并维持到2012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排名显然不包括那些家财巨万、富可敌国的腐败阶层——其中一个人的“收入”很可能超过全温州城乡居民家计调查样本的总额）。 中国人谈论幸福，往往只关注GDP和居民收入。其实，GDP和居民收入只是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何况并不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更大意义，是打破原来的身份制度，实现身份自由和人的解放。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阶级路线、城乡分离、户籍制度，决定了一个人一生属于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基本上与生俱来、命中注定。而不同人的人力资源禀赋上却是无限差异的，有的人适合当科学家，有的人适合当艺术家，有的人适合当企业家，也有的人适合当政治家……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基本上就只能当农民，而且具体干什么农活都是被规定了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给计划经济身份制度下最低阶层的人群，相对提供了在经济领域按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句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进步社会的进程就是一个追求身份自由——契约约束或者说制度约束下的身份自由——的进程。不同社会进程的不一致，反映了不同社会的人群追求身份自由的精神差异，以及对自由精神宽容程度的文化差异。 因此，温州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城市，就在于温州人具有更强的自由精神和温州在文化上的更为宽容。
在我之后，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男子国际特级大师、中国国际跳棋国家队总教练叶荣光也有个简短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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