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奥巴马获“和平奖”的文化解读》（赵健伟）-2009-10-26

马津龙

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极其出人意料地授予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世界一片哗然：一位刚上任不到一年的新总统，其施政韬略还未得到有效验证，却“轻而易举”摘得了万众瞩目的和平奖桂冠。与曼德拉为了废除南非种族歧视而入狱27年的坎坷经历以及饱受磨难的波兰前总统瓦文萨相比，同样的诺贝尔和平奖于奥巴马而言，得来确实有些轻捷，很多人因此不屑一顾，乃至颁奖现场就有人质问评委会是不是“政治性过强”了。国内有些美国问题专家也明确表示对奥巴马此次获奖“难以理解”和“不服气”，有网民甚至怒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是“垃圾”。
　　这样的不解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在不同价值系统构成的语境下，人们在不同文化、知识背景下产生的认知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举凡人类历史上诸多纷争亦源于此。
　　本文试图从他者的视角、价值观和文化层面，来解读奥巴马所以获得本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深层缘由。
　　毋须讳言，我们对美国历来习惯于政治层面上的评述。虽然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极端的思维有了很大改观，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对美国似乎依然停留在“单向度”的认知。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不同的文化观念和认知模式所致。
　　看似十分“唯物”的美国事实上是个非常“唯心”的国度。当年托克维尔到访新大陆后惊奇地发现，美国人的宗教信仰竟如此浓厚，以至于他们的价值观念几乎都来自于宗教信仰。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地存在”。而美国社会学家施密特更是认为：“如果不是基督教促成了独立宣言和宪法指定者的思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将不存在。”
　　基于此，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人民，日后的一切行为均与他们的信仰有关。首当其冲的就是自由和民主的观念。而这一切均源自当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的新教理想。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贝雷甚至指出：马丁·路德乃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今天，美国总人口中有近85%是基督徒，而其中有60%是新教徒。这形成了美国价值观重要的根基和社会基础。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美国就会发现，从一战开始到朝鲜、越南战争再到南联盟战争直至伊拉克战争。美国参战的理由恐怕并不都是我们概念中固有的帝国主义，而在相当程度上出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意识形态。
　　两次世界大战，原本与美国无关。然而当一战中欧洲唯一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国家——法国遭到德国攻打之际，美国人立刻站出来充当“保护神”的角色，并“以保卫欧洲的共和制国家，拯救世界的民主力量”之名义向德国霍亨佐伦王朝宣战。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以独裁集权的面貌威胁世界的时候，美国人又一次充当了类似的角色。不仅直接出兵欧洲参与抵抗纳粹的作战，同时对日本的战争物质进行全面禁运，并帮助中国军队进行抗日作战。被逼急了的日本人为此悍然发动了“珍珠港”袭击。但最终在美国两颗原子弹的打击下弃枪投降。
　　随后的朝、越战争和南联盟战争，都与意识形态之争有关。更为典型的是伊拉克战争，由于宗教信仰上的差异等原因，美国视萨达姆为独裁恶魔，必以除之而后快。
　　其后的布什时代更把意识形态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一切又基于布什坚定的宗教信仰。尤其小布什，这个虔诚的新教福音派教徒，其施政理念和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宗教信仰决定的。小布什曾不止一次地说“我的政治学老师是耶稣”，并竟然坦言“如果我不相信应该用上帝的计划来取代人的计划，我就没法治理国家”。如此说法确实让我们这些在另外语境中长大的人难以理解。为了实现自己的信仰，为了在千禧年到来之前“消灭世界上一切邪恶势力和独裁者”，把自由民主之理念传遍全世界。小布什不惜一切手段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绞死了萨达姆，欲以此来灭除一切来自撒旦的反基督势力。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小布什险胜戈尔当上美国总统后，发动伊拉克战争使他在国内的支持率不降反升并轻松连任。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当年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冈崎久彦的话：“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布什的秘书弗莱姆在其《义人——惊世骇俗的布什总统》一书中这样写道，“不了解基督教福音派的教义，就根本无法了解布什的白宫”。
　　从一战到伊拉克战争，我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或多或少“都误判了形势”。如果认定美国发动战争均源自物质掠夺的欲望，就无以解释当年的“马歇尔计划”。如果认定美国“一小撮”当局者是“坏人”而美国绝大多数民众厌恶和反对战争，那么就无以解释伊拉克战争的发动者——小布什随后支持率飙升的“怪象”。
　　尽管由此带来的后果是“9·11”的发生。但它并没有消弱包括小布什在内美国人的信仰。著名学者亨廷顿早先有关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今后国际间主要矛盾的预言，曾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得到有效的验证。然而就在此时，一位非洲裔人士的出现，似乎正在改变这样一种危险的趋势，他就是美国新总统奥巴马。
　　在我看来，奥巴马与他的前任总统相比，最大区别在于他大大弱化了宗教信仰在政治决策上的主导作用。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有了很大转变，不仅通过开罗演讲向相关国家表达善意，而且对以色列不再像小布什那样一味偏袒，甚至对激进的哈马斯也表示出前所未有的解冻姿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硬朗形象。如此巨大的改变至少对美国而言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抉择。不仅对今后世界格局变化将产生重大影响，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诺贝尔评委会把今年的和平奖颁给奥巴马，其理由是：“为增进国际外交和民族间合作做出非凡努力……创造了国际政治新氛围……为穆斯林世界和东西方关系设置了崭新议程……令人们得以憧憬明天”。
　　我认为这是颇为中肯到位且具有深意的评价。尽管奥巴马的很多政策和计划还只是初现端倪，但对于美国这样一个信仰至上的国家，出现如此大逆转无疑具有某种革命性，对此奥巴马的勇气自不待言。这标志着一种由宗教信仰主导的政治开始向政治“多边主义”转型。这于美国而言不啻是一次重要的历史转折，而奥巴马则是这次转折的谋划及领军者。因此，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是一次意味深长的壮举——它不是对过往历史功绩的追忆性褒扬，而是对未来愿景的美好期盼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