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温州经验，争创宁夏金融制度的先发优势-2013-8-14

马津龙

——关于金融支持宁夏“两区”建设的建议
        按：担任宁夏一家商业银行的独立董事，该行上级机构的董事长要我提供一篇关于金融支持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两区”建设的建议。我对宁夏并不了解，几番推脱不了，只好勉为其难。反正说说而已，估计宁夏方面也不可能真的敢于采纳我的建议。
        继6月中旬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民营银行”之后，7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提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宁夏回族自治区应抓住这一金融改革的大好时机，争创宁夏金融制度民营化、市场化的先发优势，以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的“两区”建设。而温州1980年代金融制度率先创新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金融制度创新离不开地方党政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强有力支持
        如果说一般的工商部门只要政策稍微宽松，民营企业就有可能自发地得到发展，那么，金融部门的民营化、市场化，必须得到地方党政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强有力支持才能成功。
        温州1980年代（包括1970年代末）的金融创新，主要有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的利率改革、苍南县钱库镇的私人钱庄，以及鹿城区的城市信用社。这些改革突破的成功，都离不开主管领导的强有力支持。
        温州民营企业初期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借贷，1980年代民营企业的总资产构成，民间借贷占到40%左右（多为亲朋好友之间的直接借贷）。由于民间借贷利率远远高于信用社的存款利率，从而导致信用社因拉不到存款而普遍亏损。1979年冬，只有3位人员的金乡信用社私下将存款月息提高到1分，贷款月息提高到1分5厘，高于基准利率而低于民间利率。1980年，该社决定公开实行利率改革。信用社负责人陈礼铨找镇委书记谈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书记当场表态：可以试一下，有问题镇委承担责任。他又向主管领导——农行金乡营业所主任陈岳清汇报，陈也表示试一下没关系。陈礼铨还私下找过小学同学、时任平阳县县委书记的卢声亮（当时金乡镇所属的苍南县尚未从平阳县分出来，卢后来先后担任温州市市长和市人大主任），也获得卢的首肯。于是，1980年10月，金乡信用社公开实行一年期存款月息一分、贷款月息一分五的利率制度。该社很快扭亏为盈，全市其他信用社纷纷仿效。
        1984年，钱库镇卫生院下海的方培林向镇里要求办一家民营的金融服务社。想不到镇委书记黄德余思想比他还解放，提议他办私人钱庄，还帮他取了“方兴钱庄”的名称，并由钱库镇人民政府发文批准。但开业第二天当地银行即上门查封，尽管在镇政府的支持下很快恢复营业，毕竟缺乏正规手续。后来镇委、镇政府请示县委、县政府，苍南县委书记周方权批示，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试点下不为例；县长刘晓华请工商局给予办理工商执照，出了问题县委、县政府负责。于是方兴钱庄在1986年办理了营业执照。但还缺金融许可证，为此温州人行行长应建雄专门请示央行，央行副行长刘鸿儒表示钱庄的金融执照不便办理（但也没说要取缔）。直到1989年下半年，方兴钱庄凭着工商局的执照维持了整整5年。此举惊动了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方培林顿时成为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其间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对外联络处处长的王岐山，还特地从北京跑到苍南县向方培林了解情况。他跟方培林说，你的这个举动，是把我国几千年的民间金融活动，从地下引导到地面上来。商品经济的发展，金融一定要跟上，但靠中央政策去推动，步履很慢，从外围推动改革，意义远大。
        1986年，鹿城区杨嘉兴等8位私人企业家筹集31.8万元资金拟办鹿城城市信用社，并于10月15日领取临时工商营业执照。10月28日，人行温州市分行通知杨嘉兴不准开业，否则后果自负。第2天杨嘉兴向市委书记董朝才汇报此事，董朝才明确表示：温州的民营银行试点，就从鹿城城市信用社开始。董朝才亲自给市分行党组书记打电话，要求给予支持。当分行书记暗示他们主要受省分行管辖时，董朝才提醒对方，你这个党组书记可是我温州市委批的！在董朝才的强制干预下，鹿城城市信用社于11月1日如期开业。此后，人行浙江省分行行长也给董朝才打电话表示了不同意见，同样被董朝才以“试验区”的名义挡了回去。一时间，民营的城市信用社在温州相继设立，达到几十家之多。
        虽然私人钱庄在1989年那样的情况下悄然收场了，城市信用社也在1990年代后期被收编为温州银行了，但温州这些曾经的金融改革至今仍作为历史经验而得到正面肯定。
        由此可见，行政部门严格控制的垄断领域的改革，没有行政部门特别是其主要负责人的支持，是不可能以民间自发的形式实现的。而在具备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改革共识的条件下，地方党政部门及其领导人的强制干预，有可能实现行政性垄断领域的局部突破。
        二、民营化金融机构理应实行利率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其结果将大大缩小存贷利差
        温州的经验表明，实行利率市场化竞争机制的正规金融机构，存贷利差不仅小于民间借贷，更大大小于现有的国有银行。后者由于垄断了低息存款，利差事实上远大于民间借贷的中介。
        前述金乡信用社，利率放开的情况下存款月息1分，贷款月息1分5厘，存贷利差只有50%。而方培林的方兴钱庄，活期存款月息为1%，3个月月息为1.2%，1年期月息为1.5%；而贷款月息则在1.5%-1.86%之间浮动（仅比当时的银行高出0.3厘左右，大大低于存款高出的幅度），平均存贷利差低于50%。就是这样，方培林那几年靠存贷利差，也赚了近100万元的利润。中国目前的银行利率，活期年息仅0.5%，即月息不到半厘，不到30来年前方兴钱庄的1/20，而银行贷款利率有高达月息1%以上的，比方兴钱庄低不了多少。由于银行的活期存款通常占到一半以上，就这大半存款的最大存贷利差来说，则在2000%即20倍以上。
        因此，只要出现民营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如果贷款利率不变，存款利率将大大提高；如果存款利率不变，贷款利率则大大降低。相对于现有的基准利率，可能的结果将会是存款利率提高而贷款利率降低。对于银行的客户来说，将起到增加存款收益和降低贷款成本的作用。
        三、投资民营银行可以成为宁夏招商引资的突破口
        现阶段中国金融制度改革较之温州当年的试验，有利条件是金融民营化的绿灯已经打开，利率市场化也已经迈出了放开贷款利率管制的第一步。不利之处是难以象温州当年那样，地方党政部门及其领导有可能擅自做主，突破全国性的政策和制度限制。而经央行、银监会批准的金融民营化，无疑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也许恰恰是宁夏利用少数民族地区和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有利条件，率先创新构建先发优势的改革机遇。
        目前各地都在争相抢夺民营银行的试点席位，但下半年有可能首批推出的充其量只有两家，其中一家能否落实在温州还是未知数。而温州民间多年来对设立民营银行一直跃跃欲试，如2004年由神力、奥康、法派等九大集团组建的中瑞财团，成立初衷就包括进入金融业；2010年3月15日，温州市侨联举办温州华侨银行可行性研讨会，以温州华商协会和温州侨商协会成员企业为核心的5位发起人商定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发起成立温州华侨银行，《关于要求设立温州华侨银行的报告》也已上报银监会，最终还是杳无信息；2012年3月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成立以来，10多家在外温州商会筹备联合申办温商银行；创办首个城市信用社的杨嘉兴也要求申办民营的行业银行；温州金融办也曾上报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以及3家民营企业作为主发起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报告，同样没有下文……
        因此，宁夏若能利用少数民族地区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特殊条件，在金融改革上突破现有政策和制度的局限（没有突破谈何“试验区”），有可能使区外民营企业投资宁夏创办民营银行，成为招商引资的突破口。由于利率市场化机制的特殊作用，民营银行将有可能派生出比招商引资更大的融资效应。
        关于民营银行存款的安全性，投资方当然要有足够的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国有银行事实上被存款人认为是由国家担保的情况下（凭什么国家——纳税人——要为国有银行担保？），宁夏自治区可以以政府的名义为民营银行提供担保。所不同的是，国有银行真的亏损，是以国家财政收入并最终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化解的，而为民营银行提供的担保可以是有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