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危机与温州“金改”(一）-2012-8-8

马津龙

——在逸华会为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温州“金改”考察团讲课




一、有关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成立的背景和意义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在2011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背景下提出并于2012年3月28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通过的。
危机肇始于2011年4月间江南皮革、波特曼咖啡和三旗电缆3家企业老板的被传逃亡（所谓“跑路”），其后数十家企业主相继负债出走、个别债务人跳楼。截至2011年9月底，温州民间借贷债务纠纷金额愈百亿元，波及众多企业和居民，并牵连到多家银行和担保公司等融资性中介机构。
近年来货币政策由松转紧的急遽变动，是危机引发的政策性机制。在2008年之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2009年温州中小民营企业的总资产构成比例，银行贷款破天荒地高达48%，比此前30年的最高年份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民间借贷的比重则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11%。而在2011年“稳健”（紧缩）的货币政策条件下，温州中小企业的总资产构成比例，银行贷款下降到31%，两年间下降了17个百分点；民间借贷则相应地上升到27%，上升了16个百分点。
然而，危机的制度根源则在于中国目前这种民营部门与垄断部门并存的半市场半统制经济。这种难以兼容的半竞争性民营半行政性垄断的畸形体制，难免出现乱象丛生的经济局面并导致危机的产生。温州所谓民间资金多而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而融资难的“两多两难”困境，正是这种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困境首先在温州引发危机并引起强烈反响，则是因为温州民营企业更发达从而矛盾更尖锐；而温州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性城市，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如能在金融制度的创新上获得突破，不仅有利于克服温州面临的危机，而且有可能使温州重建改革的先发优势。但温州危机如此迅速地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亲临温州，当场示意央行和银监会负责人等随行官员重视并研究当地对建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要求，并在短短的时间里通过了试验区方案，意图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温州的困难。
其实，中国的权力中心对克服制度困局早有“顶层设计”，2005年、2010年的前后两个“36条”（即2005年2月2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36条”，2010年5月13日再次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意图都在打破国有单位的行政性垄断。看来，全局性的改革难以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温州的民间借贷危机为局部突破提供了契机，而中国的改革历来都是危机推动并由局部突破进而向全局推广的。
二、有关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和实施细则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确定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
(一)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
(二)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三)发展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引导民间资金依法设立创业投资企业、股权投资企业及相关投资管理机构。
(四)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探索建立规范便捷的直接投资渠道。
(五)深化地方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支持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
(六)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鼓励温州辖区内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支持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融资租赁企业。建立小微企业融资综合服务中心。
(七)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依法合规开展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
(八)积极发展各类债券产品。推动更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建立健全小微企业再担保体系。
(九)拓宽保险服务领域，创新发展服务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的保险产品，鼓励和支持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推动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市场监管。
(十一)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加强监测预警。
(十二)建立金融综合改革风险防范机制。清晰界定地方金融管理的职责边界，强化和落实地方政府处置金融风险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责任。
方案本身的原则性、抽象性，使得人们对方案的解读见仁见智——有人以改革的精神解读，有人按现有的政策、法规解读。既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就坐等期望中的“实施细则”吧！
其实，方案如果能对改革作出无庸置辩的规定，也许就不需要在温州试验了。正是因为在打破垄断的改革上缺乏压倒性的高度共识，国务院的两个原则性的“36条”，在执行中难以按照改革性的解读在全国落实，从而未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借助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寄希望于最具民营化、市场化条件的温州先行突破，正是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本意。
以改革的精神看待方案，越原则、越抽象，反而可以为实质性的改革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回旋余地。既然试验可以突破现有的政策和制度（这是试验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非禁即入”（这是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表示，两个“36条”包含，以及国务院总理强调的原则），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坐等细则的约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