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最多的人

马津龙

      按：日前与温州新闻网荷静做温州网20周年“触网生活”访谈直播，聊到温网早期给我开了个“马津龙文集”专栏。现在搜索不到了，不过我复制的网页在电脑上还能打开。下面是其中的《“说话”最多的人》。

“说话”最多的人

      编者按：《“说话”最多的人》选自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吴晓波的《温州悬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的第6章第1节。

      “三缄其口”是中国的古训，马津龙在性格上又是较为内向的人。可偏偏是他，却成了温州“说话”最多的人，而且某些时候他的观点不仅是苏东坡式的“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而且是“满口的不合时宜”。该说的话，对他来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所幸的是，他的话最终还是符合改革与发展的时宜。

对许多人来说，在温州谈论知识分子问题显得十分突兀。

温州还有知识分子吗？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留下这样的深刻印象：温州是商贸的天堂，是知识和文化的荒漠。

的确，太多来自温州的消息曾经刺痛人心：早早离开学校跟着父辈追寻致富梦想的童工和小伙计随处可见，为死者甚至生者修建的阔绰豪华的墓穴，成为彼此炫耀、攀比的最大本钱……

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我们愿意说一说以后发生的事情。

20世纪90年代起，由有钱的老板们投资开办的民间教育在这里蓬勃兴旺，从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乃至高等学府，一浪高过一浪，领全国之先。他们知道，没有了知识和文化，世界将不再精彩。在温州许多颇具规模的私营企业，如果你是一个有学问的精英级人物或留美归来的MBA，你就足以让任何人肃然起敬。前不久广为传播的另一则消息是，为国际人类基因草图研究协作网中国攻关组慷慨解囊800万元的又是温州人。

那么，温州的知识分子子呢?

美国人文学家刘易斯·科塞曾对知识分子有过一段知名的定义。他认为，除了拥有相对于其他社会人群更为广博的学识外，知识分子还应该是“具有自我意识、气质特殊且具有使命感的人。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富有批判精神的‘捣乱分子’”。

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知名的、不知名的文人浩若繁星。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倒背如流。他们中几乎所有人惟一的心愿，是科举高中，学而优则仕。即便是所谓隐于山林者，也大多逃不脱“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生存方式。

对官场的迷醉，对掌权者无原则的投怀送抱，使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的批判精神丧失殆尽。

只有在屈原的声声《离骚》和司马迁的《史记》等很少的篇章中，我们隐约听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残存的桀骜不驯的悲情绝唱。

消灭思想异端、因袭祖上旧律的科举制度早已作古，历史翻过了这散发着霉味的漫长一页。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在温州，当代知识分子依然大量沉淀于官场或准官场。他们中不乏忧国忧民、励精图治的知识精英，但是不可否认，“万般皆下晶，惟有做官高”依然是社会主流意识，拥有无边权力的国家机器成为吸纳社会优秀分子的巨大的磁场。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之所以还能被称作知识分子，是由于他们并没有因所处的环境而变为唯唯诺诺的技术官僚。也正由于此，他们往往屈居权力的边缘。一不小心，还有惨遭出局的危险。

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温州有不少。改革开放20年，他们从没有沉寂。在温州许多冲破传统权威束缚的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1985年，36岁的马津龙从温州市委党校调进了市委机关。他向我们这样介绍自己：三反五反一定是个“反动派”，五七年一定是个“右派”，“文化大革命”时一定是个“走资派”。

如此说法是有根据的。一个人处处留心做学问，事事再来个“科学的态度”，再加上言辞犀利，入木三分，在运动中是很容易犯错误的。幸亏，现在没有运动；幸亏，他运气好，居然没遇上大麻烦，居然还当上了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

有人戏称马津龙是“市委大院最后一盏明灯”——每天晚上，他总要在办公室呆到10点半以后才离开。夜深人静，正是避开迎来送往的嘈杂，认认真真读点书的好时候。

书读得多了，问题想得透了，也就不那么容易人云亦云了。

1989年前后，中南海调查组三下温州。目光是狐疑的，“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异常激烈。市里的一些大小官员大气不敢喘，话还是少讲为妙，更不要说白纸黑字留下“罪证”了。马津龙却跳了出来，他觉得人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别的本事没有，但该说话时就要说话。他执笔撰写了《关于“温州模式”的几个问题》、《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等长篇专题报告，呈交中央调查组。马津龙没有认真领会上面的意思，也没有仔细去研究一下风向，为温州说话，为改革说话，图的就是一吐为快。

这还不算。在那段敏感的特殊日子，不识时务的马津龙居然借题发挥，在《温州日报》发了《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一文，公开亮出支持私有经济的旗号，着实给那些惶惶不安的私营业主们注入了强心针，吃了定心丸。

对于马津龙这种“又臭又硬”的人物，某些人恨得牙痒痒。当时温州市政府的主要官员甚至在大会上几乎把手指头戳到了他的鼻尖：“一小撮长期鼓吹私有化的人，早就应该从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了!”

作为温州公认的头号“理论才子”和最优秀的本土经济学家，马津龙可能是温州“说话”最多的人了。他特别爱做的事情是写文章，再就是到处讲课，大会小会发言，直言不讳地评点中国改革的走势，外科手术似地解剖温州经济发展的弊端。他还把话“说”到了国外。1995年，他登上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讲台，发表了“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的演讲；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称马津龙是“中国在日本研究温州模式最有影响的人士之一”。

因此，马津龙在工资之外自然便多挣了点稿费或讲课费。这些小钱在百万富翁尚且不敢言富的温州是提都不好意思提起的，老马的妻子常常笑着奚落他是“一钱不值”。好事的传媒也常常跟着用“‘一钱不值’马津龙”作为专访的标题。

马津龙对此很不以为然：“谁说我‘一钱不值’?温州也罢，中国也罢，当今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经济学家最值钱的就是‘话语权’。”

他解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像外国的同行们，主要集中在有着自由学术空气的大学和形形色色的沙龙，一面煮着咖啡，一面肆意燃烧思想的火焰。他们说得再精彩也只是一说而已，社会公众姑妄听之。而正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沾染有官方背景，他们的话语权既可以表现为著书撰文或座谈讲课，也可以直接影响某项政策法规的出台。更何况中国尚处于经济变革与社会结构的不确定期，公众的期盼心理和盲从性强，知识分子的话语引导力有时是巨大的，一定情况下称之为“话语霸权”都不为过。

有足够多的事实，对马津龙关于中国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说法提供例证。

2000年10月，北京《财经》杂志发表了极具爆炸性的《基金黑幕》的调查文章，揭示了基金参与股市炒作的触目惊心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10月底，他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明确表示了对基金乃至整个中国股市种种不正常现象的忧虑，发出了“股市不能黑”的呼吁。

2001年1月13日、14日，吴敬琏再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和“经济半小时”节目中，言辞激烈地抨击了“全民炒股”，坦言“中国股市甚至连赌场都不如”。

此前，中国证监会宣布调查价格被严重操纵的“亿安科技”——中国股票史上第一只超过100元的股票——和“中科创业”。稍后，刚刚闭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传出了要对股票市场加强监管和规范的声音。

这年春节过后开盘的头4天，股市连续下跌，跌幅近 6％，2000点的所谓“心理关口”一触即溃。按总市值2万亿计，投资人——包括背景深不可测的“庄家”和普通散户——在那4天中共损失了1200亿元。

一些利益受损的神秘人物不高兴了。

几天后，厉以宁、董辅扔等5位与吴敬琏同一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也站出来说话了。他们联袂举行恳谈会，在大批传媒面前数落吴敬琏，一致的看法是吴敬琏想叫中国股市关门，吴敬琏没资格谈论中国股市。

舆论烽烟四起。数千万股民左听右看，面面相觑。

在这场中国股市史上少有的跌宕起伏的波澜中，中国知识分子——准确地说是经济学家——“话语霸权”的震撼力展现无遗。同时也提出了知识分子该为谁行使“话语权”，代表谁的利益的疑问。

在温州，马津龙给自己的“话语权”划定了这样的底限：不哗众取宠，不刻意追求轰动效应，不以“话语”谋私利，努力维护社会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