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浏阳法院用无罪推定思维排除我父亲案中的疑点

修云博主

恳请浏阳法院用无罪推定思维排除我父亲案中的疑点
被告人王俊洪不在强奸现场，且和女方接触的时间只有约一分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多少事？如何能认定其强奸？请求贵院严把事实关和公正关，依法宣告王俊洪无罪或从宽处理

　　浏阳市人民法院院长暨主审法官和合议庭法官：
　　我是王俊洪的儿子王哲波。王俊洪案已由检察机关移送贵院并已开庭审理，宣判在即。我深知，到了法院这一步，一切都要靠证据和法律说话。今天写这封公开信，不求法外开恩，只求合议庭在宣判前能以"无罪推定"的司法思维，逐一排除本案中的合理怀疑，对"有罪"与"无罪"、"此罪"与"彼罪"做出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精准区分。
　　无罪推定，是刑事司法的基石。疑罪从无，是法治文明的底线。当证据不足、事实存疑时，利益应当归于被告人。以下关键事实和疑点，恳请法庭审慎审视。
　　一、最根本的疑点：指控作案时段，父亲根本不在现场
　　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我父亲在特定时间对辛翠英实施了强奸。但客观事实是：指控作案的那个时间段，我父亲正在与他人一起从事持续性的体力劳动，全程无脱离视线的空白时间。
　　具体而言：我父亲在检察机关指控的作案时间段，正在澄潭江镇某仓库与证人张某某、李某某共同搬运货物。该仓库距辛翠英家直线距离超过3公里，步行需40分钟以上，且我父亲没有机动车。证人证言、货主支付的运费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已提交法庭）均能证明其当时正在持续的体力劳动，根本不存在半小时以上的脱身作案时间。
　　一个不在现场的人，如何实施强奸？如果连"作案时间"这一犯罪构成最基本的客观要件都无法满足，这份指控的根基何在？恳请法官以无罪推定的思维，直面这份"不在场证明"——当被告方提供了明确的不在场证据时，举证责任即转移至控方，控方必须用确凿证据予以反驳。若控方无法推翻，则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
　　二、第二个疑点：全案无任何客观证据，唯一口供存在重大失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支撑，是典型的孤证
　　在刑事案件中，法律要求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即结论具有唯一性，排除其他一切合理怀疑。这是为了贯彻“疑罪从无”原则，防止冤假错案。
　　然而，本案没有任何物证、书证、DNA证据或第三方目击证人。唯一指向"强奸"的，只有辛翠英本人的询问笔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对于被害人的陈述，同样适用证据相互印证的原则。在没有任何客观物理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孤证定案，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更令人忧虑的是辛翠英口供的真实性：
　　其一，辛翠英系轻度智力障碍人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一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询问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精神障碍人士，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合适成年人在场。若侦查机关未尽到此法定程序义务，其询问笔录依法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其二，辛翠英的口供存在重大反复。调解书和两份《谅解书》上白纸黑字写的都是"调戏"，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强奸"二字。既然本人亲笔签署的法律文件上承认的是"调戏"，事后又改为"强奸"，其口供的可信度存在严重疑问。
　　其三，关于其"被丈夫殴打威逼而改口"的说法，虽需法庭核实，但口供前后不一本身，已使其证明力大打折扣。
　　无罪推定思维要求：当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高度依赖一份存在瑕疵、前后矛盾的孤证时，合议庭应当认定该证据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三、第三个疑点：行为定性严重存疑——"调戏"与"强奸"天壤之别
　　我父亲酒后言行失当，对辛翠英确有不当举动，这一点家属从未回避。但自始至终，我父亲与辛翠英从未发生任何实质性性关系，案发前当地群众之间也无此类传闻。
　　定性必须准确："调戏"是过错，是治安违法甚至可能构成强制猥亵；"强奸"是重罪，起刑点即为三年以上。这是天壤之别，法律界限不可模糊。
　　更重要的是法律情节：从辛翠英本人的询问笔录及我父亲的供述来看，我父亲在不当行为过程中因头脑清醒、内心恐惧，主动停止了进一步行为。从刑法上讲，这属于典型的犯罪中止。《刑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既然没有发生实质性损害后果，依法就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处罚。
　　公诉方无视"中止"情节、强行以"强奸既遂"重罪起诉，是对刑法基本原则的背离。
　　四、第四个疑点：人民调解已化解终结矛盾，受害人获赔并两次出具谅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事发后，在浏阳市澄潭江镇渠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见证下，我父亲两次共赔偿辛翠英家46500元，双方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书加盖了调委会公章，并报送镇综治办备案。辛翠英本人两次出具《谅解书》，明确承诺"不再就此事追究任何法律责任"。
　　人民调解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合法有效。当地群众普遍认为纠纷已妥善解决，并有联合签名、村委会盖章的请愿书，请求司法机关对我父亲从轻发落。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及"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对于已经通过基层调解、足额赔偿并取得谅解、社会关系已修复的案件，司法机关在追责时应充分考量这些重要因素。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司法的重要追求。矛盾已在基层化解、社会关系已修复，若继续从严从重追责，不仅撕裂已经愈合的邻里关系，更是对基层调解权威的否定。
　　五、第五个疑点：一分钟的"作案时间"，能认定强奸吗？
　　据庭审信息，王俊洪与辛翠英的接触时间仅一分钟左右。这不是一个模糊的感觉，而是一个可以量化的客观时间标尺。
　　一分钟，60秒。我们不妨理性推演：从进入现场、语言交流、发生肢体接触、到行为人主动停止、离开现场——这一系列行为压缩在60秒内完成。在这短短一分钟里，要完成"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的完整过程，在常识和经验法则上存在重大疑问。
　　法律认定事实，不能脱离生活常理。一个在时间维度上几乎不具备作案可能性的指控，其合理性何在？
　　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果这一分钟的接触中确有不妥，那究竟是"强奸"这种重罪，还是"调戏"这种轻微不当？正如调解书和谅解书中双方自认的定性——"调戏"——更符合一分钟所能容纳的行为边界。用一分钟的"作案时间"，已换来了近八个月的羁押，如果给他安上强奸罪的罪名，还不知道要在高墙内待多久。父亲承受的代价与其行为的严重程度之间，是否存在严重失衡？
　　六、疑罪从无：当存在合理怀疑时，利益应归于被告人
　　综上所述，本案至少存在以下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
　　1、作案时间怀疑：被告人是否在现场？有什么证据证明作案人在现场？
　　2、证据合法性怀疑：唯一口供的取得程序是否合法？内容是否真实？
　　3、行为定性怀疑：是"调戏"还是"强奸"？是"中止"还是"既遂"？
　　4、被害人诚信怀疑：调解书和谅解书写的是"调戏"，为何庭上变"强奸"？
　　5、作案时长怀疑：一分钟的时间，能否完成指控的犯罪行为？
　　当这些合理怀疑无法被控方用确凿证据逐一排除时，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要求法庭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我父亲今年60岁，身患多年糖尿病，一个一辈子本分守法的农民，因一次酒后失当，已认错、赔钱、道歉，被羁押近八月，代价已远超其过错。他有错，但他不应因一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指控而被贴上"强奸犯"的标签。
　　七、恳请以"如我在诉"之心，用无罪推定思维审视本案
　　最后，我谨代表全体家属，恳请李红兵院长及合议庭成员关注本案。您在浏阳法院多次强调，要"以'如我在诉'的意识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家属，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期待，把这封信用最朴素的方式递到您和法庭面前。
　　"如我在诉"——如果您是我，一个眼睁睁看着父亲因一起事实不清、定性存疑的案件面临重判的儿子，您最渴望的，莫过于法官能认认真真审查那份"不在场证明"，能严格遵循"疑罪从无"的证据规则，能明明白白区分"调戏"与"强奸"的法律界限。
　　您还说过，要"实现案件办理的三个效果有机统一"。本案人民调解已化解基层矛盾、社会关系已修复——恳请您和合议庭在宣判时，以"如我在诉"之心，以无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审视本案每一份证据、每一项疑点，作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判决。
　　据传，主审法官在案件评议中倾向于认为王俊洪的行为属于犯罪中止。如果这一信息属实，我们家属要向这位法官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这是一个良心法官的专业判断，是对"能为而不为"这一法律精神的准确适用。我们相信，一位多次强调"如我在诉"的院长，一位坚持院庭长带头办案的院长，不会容忍一起事实不清、定性存疑的案件以重罪结案。我们也相信，那位据传已经认定犯罪中止情节的主审法官，会用她的专业和良知，守住法律的底线。
　　我们不求法外开恩，只求依法宣告无罪，或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我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浏阳市检察院个别检察官不负责任的指控，是否有违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在明显存在异议甚至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执意要将以莫须有的强奸罪起诉我父亲，这对我父亲是极大的不公，我们也会讨说法的。显然，检察机关的不当起诉，给法院判决出了难题。当然，如果此案法院判决不公，我们家人也会义无反顾地走向信访维权之路，我父亲是一个性格倔强，且非常内向的人，如果判决不公，他刑满释放后，他是否会像河南驻马店西平县的夏付钢‌那样，做出震惊大江南北的极端举措，我们不得而知。我相信法院的工作人员和我们一样，谁也不愿看到悲情惨剧的发生。
　　此致
　　求助人：王哲波
　　2026年8月11日

微评：用"无罪推定"守住司法公正的底线
　　浏阳一桩邻里纠纷，历经人民调解、赔偿谅解、群众联名求情，被告人却被羁押近八个月，面临强奸罪重判风险。这起案件引发的思考，已远超个案本身。
　　事发后，澄潭江镇渠城村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辛翠英两次出具谅解书，明确"不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当地群众普遍认为纠纷已妥善解决。这份调解协议加盖公章、报送备案，是基层治理权威的体现。若公检法对此不予认可，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何在？
　　我们强调无罪推定，不是对犯罪的纵容，而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当一个人被指控犯罪，在法庭依法作出生效判决之前，法律应当推定其无罪。这一原则的核心要求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在控方，且证明标准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对照这一标准，本案的疑点难以回避：
　　被告人有不在场证明，控方是否能够确凿反驳？
　　全案无任何物证、DNA证据，唯一口供是否达到法定证明标准？
　　调解书和谅解书写的是"调戏"，定性能否在刑事审判中随意升格？
　　约一分钟的接触时长，在生活常理中能否完成指控的犯罪行为？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强调重证据、轻口供。倘若在无客观证据、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仍以强奸既遂重判，不仅是对"疑罪从无"原则的背离，更与"如我在诉"的司法理念背道而驰。
　　令人欣慰的是，据传主审法官在案件评议中已倾向于认定犯罪中止——这正是一个有专业素养、有司法良知的法官应有的判断。我们也相信李红兵院长多次强调的"如我在诉"理念，绝非停留在口头，而是会落实到每一份判决之中。一位主张"实现案件办理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法院院长，必然深知：疑罪从无，宁可漏罪，不可错判。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司法的追求。被告人已被长期羁押，若继续从严追责，不仅否定基层调解权威，更与"如我在诉"的司法理念背道而驰。
　　疑罪从无，意味着宁可漏罪，不可错判。恳请浏阳市法院尊重事实、尊重民意、尊重调解，以无罪推定的司法思维审视全案证据，让这起邻里纠纷在法治框架下真正画上句号。
　　正义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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