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湖南临湘市检察院：“转办”能成为“程序空转”挡箭牌么？

修云博主

追问湖南临湘市检察院：“转办”能成为“程序空转”挡箭牌么？

　　湖南临湘市检察院在2026年3月26日的书面答复中，仅用一句“不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就试图终结一位75岁退休检察官两年多的维权之路。这份答复不仅没有平息疑问，反而暴露了更多问题。
　　一、最高检的转办是“依相关规定办”，而非“程序空转”
　　临湘市检察院在回复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我的信访申诉“已由岳阳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转本部门办理”。这看似正常的流程，恰恰忽略了一个关键前提：这份信访材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管理厅转下来的。
　　《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定》第八条明确写道：“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收到属于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群众来信，应当移送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经审查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受理、办理。”
　　我向最高检申诉，不是因为我越级上访，而是因为我在本地已经申诉无门。最高检在2025年10月收到我的申诉报告后，“经审查现有材料”才转给湖南省检察院办理的——没有直接驳回，而是选择将其转交湖南省检察院，再由省院转至岳阳市院，最后才到临湘市院。这个层层转办的过程，恰恰说明最高检认为我的诉求并非“不符合政策”，而是需要下面认真核实和办理，即要具体落实在一个“办”字上。
　　如果最高检在审查之初就认定我的诉求“明显不符合政策”，完全可以直接书面告知我，没有必要启动这套转办程序。临湘市检察院现在用“转办”来证明自己的“程序正确”，却回避了为什么最高检愿意转办、为什么两级上级检察院都没有直接驳回这个根本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我的诉求真的“不符合任何政策”，那最高检的转办岂不是在故意浪费三级检察院的行政资源？这显然说不通。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我带着这些疑问，当面向临湘市检察院检察长黄翔追问：最高检的转办要求究竟该如何理解？黄翔竟然不耐烦地回答：“你的信访事项已经给出了回复，我不看最高检的回复，你拿最高检的回复说事没用！”——作为基层检察院的负责人，对上级机关的转办要求竟以“不看”“没用”回应，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信访程序的最大漠视。
　　二、组织部和下级检察院对19号文件都没有“最终解释权”
　　临湘市委组织部在《关于李映红同志工资待遇情况的说明》中称，19号文件是否适用于我，“以批准机关或其所在人事关系单位解释为准”。这里“批准机关”指的是谁？如果是临湘市检察院，那就有意思了——当年给我核定待遇的恰恰是临湘市检察院，现在让它自己解释自己当年有没有适用错误，这既是“运动员当裁判”，也是在回避实质问题。
　　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中央组织部“指导各级组织部门工作”。19号文件是中组部和最高检联合下发的，解释权当然在联合发文的中央机关，而不在基层组织部或基层检察院。
　　临湘市委组织部在解释中还说，19号文件“适用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规定要求的人员”，且“检察官等级的晋升都应该按照检察官职务序列，在规定职数内进行”。这两句话本身没错，但用在我身上就偷换了概念：
　　1、我2004年已被审批晋升为四级高级检察官，这一身份是经过逐级批准的，当然属于“符合检察官法要求的人员”。19号文件2011年7月发布时，我仍在职，且四级高级检察官的身份没有被撤销，为什么不能适用？为什么当时不按19号文件精神落实我的待遇？
　　2、“职数限制”是晋升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但如果连依据19号文件核定待遇的资格都被否定，那连“进入职数序列竞争”的门槛都没摸着，又何谈“职数不够”呢？
　　临湘市检察院在回复中拿不出19号文件作废的依据，组织部就拿不出我“不适用”该文件的具体理由。一个说“文件无效”，一个说“由批准机关解释”，双方各说各话，唯独没有人回答那个最核心的问题：2008年我被批准为四级高级检察官起算时间为2004年1月28日，2011年退休时凭什么不按19号文件中的规定核定待遇？
　　三、程序空转的实质是“用程序问题掩盖实体问题”
　　从2024年3月至今，两年时间里，我得到的答复越来越短，理由越来越弱，到最后干脆只剩下“不符合政策”五个字。这背后暴露的，是基层单位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的典型心态：没有能力解决，就用程序拖延；没有理由驳回，就用沉默应对。
　　国家信访局要求，对于申诉求决类信访事项，有权处理机关应当“听取信访人陈述事实和理由，并调查核实，出具信访处理意见书”。
　　而临湘市检察院给我的，既没有“听取陈述”，也没有“调查核实”，更没有“出具意见书”——只是一纸寥寥数语的“程序性回复”，连我提出的19号文件适用问题、等级晋升推算依据问题都只字未提。
　　程序是用来保障实体公正的，不是用来回避实体问题的。如果每个单位都像这样“收到即办结、转办即完成”，那信访制度就真的变成了“踢皮球”的合法外衣。
　　我不懂为什么一份中央和最高检联合下发的文件，到了地方就成了一纸空文。我更不懂为什么一份最高检转办下来的信访件，到了基层就只剩下“不符合政策”五个字，甚至连检察长都可以对上级的转办要求视而不见，什么“我不看最高检的回复”！
　　我今年75岁了。我不求特殊照顾，只求一个公道：2008年批准的四级高级检察官，2011年退休时到底该按什么文件、什么等级核定待遇？如果19号文件不适用，请告诉我适用哪份文件、为什么不适用。如果适用，请告诉我为什么当年没有适用？
　　我已经向最高检提交了所有材料。我等着。
　　求助人：李映红
　　2026年3月29日

微评：最高检的“转办”岂容基层检察长“不看”？
　　一纸薄薄的回复，五个冰冷的“不符合政策”，就能终结一位75岁退休检察官两年的维权路？湖南临湘市检察院给出的这份“程序性回复”，不仅未能平息质疑，反而在“转办”二字上露出了马脚。
　　临湘市检察院或许忘了，这份信访件并非普通的越级上访，而是经过最高检干部管理厅层层转办下来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办理群众来信工作规定》，最高检的“转办”不是简单的程序流转，而是经过审查后认为“有必要办理”的指令。如果李映红老人的诉求真的如临湘市检察院所言“不符合任何政策”，最高检何必启动三级检察机关的行政资源，层层转办？这不是浪费公权力，而是基层单位在用“程序正确”来掩盖“实体回避”。
　　更令人震惊的是临湘市检察院检察长黄翔的态度。面对当事人当面追问最高检转办要求如何理解时，黄翔竟然不耐烦地表示：“我不看最高检的回复，你拿最高检的回复说事没用！”作为基层检察长，对上级机关的转办要求竟以“不看”和“没用”回应，这不仅是对信访人的傲慢，更是对检察系统层级秩序的公开蔑视。最高检的转办，在基层眼中难道只是一张可以随意撕毁的“废纸”？
　　回看整个事件，实质再清楚不过：2008年批准的四级高级检察官，2011年退休时为何不按19号文件核定待遇？面对这个核心问题，临湘市检察院拿不出文件作废的依据，临湘市委组织部则以“由批准机关解释”来推卸责任。双方各说各话，唯独回避了问题的本质。而当当事人穷尽程序后，基层单位用“转办”来证明自己的程序合规，用“已回复”来堵住申诉人的嘴，甚至连检察长都可以对上级要求视而不见——这不是“程序空转”是什么？
　　最高检对李映红的信访事项虽然只是“转办”，但转办的重点在于一个“办”字，也就是承办单位必须切实履行办理责任，包括自主办理‌：上级机关将线索转交有管辖权的下级机关后，下级机关需独立开展调查或处置工作，上级不干预具体办理过程‌；结果导向‌：转办不要求汇报办理过程，但必须在办结后反馈最终结果，确保“有交有回”‌；转办件的责任完全由下级承办单位承担，其对案件质量、事实查清、程序合规等负全责‌。所以，转办并只“转”不“办”——无论是转办、交办还是督办，无一例外地都是要“办”，如果只“转”不“办”，就是失责渎职。
　　程序是用来保障实体公正的，不是用来踢皮球的。如果每一级都用“转办”来卸责，用“已回复”来搪塞，那信访制度就会沦为“合法拖字诀”的外衣。今年75岁的李映红不求特殊照顾，只求一个公道。这份公道，难道比最高检的“转办”还难落实吗？
　　正义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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