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张和平的第一声呐喊”！

weinanzhou

张和平的第一声呐喊，并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发出的。


它是借别人的口说出来的。


那是1983年，他28岁，在瑞安县委报道组做一名普通报道员。


四十三年后，2026年1月20日晚上，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


他说，那篇稿子写的是瑞安住房分配中的腐败与不公。


张和平对它记得极清楚，尤其记得其中一句群众的讥讽之词：有权有势“妻离子散”，无权无势几代同堂。


“似乎这就是题目。”他在回忆中说。


时间大约在1983年上半年。做报道员才一年多的张和平，发现瑞安县住房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瑞安县一位领导以权谋私，捞了好几套房子，结果房子空置无人居住，就让老婆、儿女分开，每人住一处。而一些平民百姓分不到房子，爷孙三代蜗居在一间斗室里。


他将这些情况向来瑞安采访的《浙江工人报》记者左佐反映。


他说，他陪同左佐去一户困难家庭采访，还带着左佐去看了领导干部多占的住房。


但稿子发表时，没有他的名字。按当时不成文的规矩，凡省里下到县里采访的记者，发稿时往往与报道组的报道员联合署名。


“左佐为了保护我，没有署上我的破名。”张和平告诉我。


想想也是。那时候，他还在地方权力网络的内部。批评报道，不只是写出来的问题，更是写出来之后，人要不要付出代价的问题。


于是，这一声对不公的呐喊，被放在了别人的名字之下。

我那时正计划着写张和平的新闻生涯史，很想看到这篇稿件，就请他想办法把它找出来。张和平说，他手头没有收藏发表此稿的报纸，也记不得具体日期，但“应该是1983年5、6月”。


他发信息给我说：左佐老师是否健在尚不知道，他要去打听一下。另外，他对是否有必要找到这个稿子，也有些犹疑。


我回复他：找到这篇报道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这是理解您四十载新闻生涯逻辑的一把“暗钥”。我建议一定要去《浙江工人报》社，手工打捞出原文。理由如下：


第一，它确立了您“常识博弈”的初次模型。从1983年您借左佐之手揭露住房分配中的权力腐败，到后来在《浙江日报》当记者时揭露杨秀珠以权谋房，再到新华社温州支社时期死磕“干部购房门”，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跨越四十年的“住房—权力—分配”叙事闭环。通过这篇稿子，我们可以向读者展示：您对公平的追求，不是成名后的姿态，而是从二十多岁起就刻在骨子里、对抗“伤天害理”行为的一种本能。


第二，它生动记录了当时新闻人的“战战兢兢”与“守望相助”。左佐老师为了保护您而不署名，这是一个极具温度的细节。它真实还原了1980年代初期，基层报道员在地方权力网中生存的险恶。我想请您回忆一下此稿发表的时间，最好还能采访到左佐前辈。


张和平发信息给我，说我把他“拔高了，很汗颜”。他说：上世纪七八九十年代，房子的主功能是解决生存环境问题，是普通中国人最盼望得到的东西。到了21世纪初，房子则成了重大的资金替代品，一套房子就是一笔巨资。


但显然，他开始在意找这篇稿子了。


信息很快反馈回来：左佐已去世多年。


张和平电话联系《浙江工人日报》报社，对方答复说没有电子版，如需查找，只能“公对公”，得开单位介绍信，再人工一页一页翻旧报。他请新华社浙江分社办公室主任王定昶和记者方列出面，委托《浙江工人日报》编辑部协助查找，结果仍然无果。


2026年2月11日，他趁到杭州参加分社退休老同志座谈会的机会，请新华社浙江分社开出介绍信，又亲自去报社查找。他后来告诉我，他翻了那一年的报纸，却始终没找到。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同步寻找。


我请老朋友、浙江省图书馆馆员李海燕帮忙查找《浙江工人日报》1983年的馆藏。结果并不理想：馆里没有完整保存本。她又告诉我，也许上海图书馆有，还提供了上图的电话。我随即打电话到上海图书馆，得到的答复同样是否定的。


这让我一度开始动摇：会不会是张和平记忆有误？会不会那篇稿子并不像他记得的那样，真的公开见报了？

就在这种几乎要发生自我怀疑的时候，我很偶然地翻到了一本张和平早年的作品集。那是1991年编印的一册内部印本，书名叫《温州万花筒》，副标题是《一个记者眼里的温州》，署名“张和平著”。这本书厚达五百多页，在全书最后有一篇附录，题为《张大哈外传》，作者是陈东升——著名《法制日报》记者、浙江记者站站长，也是张和平几十年的老朋友。


我翻到这篇附录时，忽然看到一句极为重要的话。陈东升写道：
“在县报道组工作时，和平针对住房问题上的不廉洁现象，在省级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以‘有权有势妻离子散，无权无势几代同堂’为题的消息。为此，长时间被卷入是非漩涡中。”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下子定了。


因为这篇《张大哈外传》原载《温州文艺》1991年第1期，文章写作时间大约就在1990年底到1991年初之间。那个时候，距离1983年不过七八年。也就是说，无论是张和平向陈东升讲述过这段经历，还是陈东升直接采访过他，这段记忆当时都还是新鲜的。它不大可能是后来的附会，更不大可能是彻底记错。


这段附录文字，成了我继续寻找下去的关键旁证。


我更加相信：这篇稿子不但存在，而且它确实是张和平新闻生涯中最早的一次舆论监督实践，是后来一切的起点。


我在翻看我们的微信记录时又看到，张和平说，他记得有位朋友告诉他，《报刊文摘》转载过此稿。那么，也许可以反过来，从转载报纸中寻找线索。


3月18日上午，我来到浙江图书馆三楼文献收藏室。那里安静得近乎凝滞，旧报纸合订本一册册平码在架上，纸张发黄，边角卷曲，积着多年无人翻动的灰尘。工作人员把1983年的《报刊文摘》合订本递给我时，我先愣了一下：那本报纸厚重而脆弱，像一块沉在时间里的木头。


翻开一看，合订本是从2月1日开始的，1月份已经缺失。


我就从2月1日开始翻。因为是合订本，呈现在眼前的是头版和四版，我就按这个顺序翻阅。时间仿佛被旧纸张吸走了，手指蹭得满是尘灰。我从2月一直翻到8月，每一页都看过去，却始终没有看到那篇关于瑞安住房不公的报道。


我又掉头回看第二版和第三版。一页，一页，极慢地翻。


终于，在1983年6月7日的《报刊文摘》第二版中部，我看见了一则标题：
《一家三代住“斗室” 祖父无奈做和尚》


下面标着一行小字：
“据《浙江工人报》报道”


那一瞬间，我几乎能感觉到心口轻轻一震。张和平没有记错，这篇稿子真的存在过，而且被转载过。


我立即拍了照。我情不自禁地打开微信，给张和平发了信息：
和平，特向您报告，《有权有势“妻离子散” 无权无势几代同堂》一稿找到了。

考虑到转载时的标题，与原报很可能已经不同。既然《报刊文摘》已经证明它存在，那么原来的《浙江工人日报》里就一定还有它。


我联系了《浙江工人日报》资深舆论监督记者章慧芬。章慧芬十分热心，立即帮我去联系报社副总编辑王海霞。王海霞看到我拍的《报刊文摘》转载稿照片后，回复给章慧芬一句话：真敢写。


2026年3月19日下午4点，我来到《浙江工人日报》报社。王海霞将1983年的报纸合订本从档案室里找出来，放在她的办公桌上。那一年，《浙江工人日报》刚刚于1月1日复刊，是周报，所以1983年的报纸只装订成上下半年两册。


我和章慧芬从第一张开始，一张一张翻阅。翻到1983年5月31日时，我终于在头版右上侧看到了那篇稿子。


稿子的正文和标题均是竖排。主标题并不是张和平记忆中的那一句群众讥讽，而是：
《七旬老父无处栖身 被迫当和尚》
副标题是：
《工人贾长生一家三代五口只住九平方米小屋》
再下面，还有一行更小字号的提示：
“有的干部三人分房三套，妻子儿女只得分居各处去看守，群众讥讽说：有权有势妻离子散，无权无势几代同堂。”

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张和平并没有记错这篇稿子的核心。他只是把其中最刺眼、最辛辣、也最有社会穿透力的一句群众语言，当成了整篇报道真正的“题目”，把它牢牢地刻进了记忆里。四十多年过去，那些正式标题、版面细节、发表日期都可以模糊，唯独这句从民间生活中迸出来的话，他一字不差地记住了。


稿件署名是：本报记者左佐


我问章慧芬：左佐老先生是个怎样的人？我还半开玩笑地说，我猜“左佐”应该是个彪形大汉，威风凛凛的样子。章慧芬听了笑了起来。她告诉我，左佐是一位女记者。1995年章慧芬到报社工作的时候，左佐已经退休了。后来她在报社见过左佐几次，那时左佐已经有些驼背了，个子大概只有一米五几，是一位十分瘦小的老太太。照这样推算，1983年左佐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大约也只是四十几岁。可惜的是，这位前辈记者已经在前些年去世了。


我仔细阅读这篇原稿，觉得它确实抓住了住房分配中的严重不公，也确实借一句群众的讥讽，把权势者与无权者之间的生活鸿沟呈现得触目惊心。


稿子绝大部分篇幅都在铺写工人贾长生一家三代五口居住艰难的情况：九平方米的小屋，双层床，寄存在亲戚家的家具，过道尽头的马桶，七旬老父因无处栖身而被迫住进寺庙。真正涉及腐败问题、涉及干部住房占有不公的部分，其实只集中在最后一段：
在瑞安县城，既有贾长生这样每人平均住房二点三平方米的困难户，也有一些房子多得“发愁”的人家。财贸系统有位领导干部，三口人先后分到三套房子，面积共达一百多平方米，每人平均三十多平方米。有的领导干部占有多处住房，每到晚上妻子儿女只得分居各处看管，群众讥讽说“有权有势‘妻离子散’，无权无势几代同堂。”


这篇稿子的批评，并不像张和平后来记忆中那样直指“房管局局长”。至少从现存文本来看，它并没有点出房管局局长的名字，也没有采访被批评对象，没有呈现瑞安县有关部门、县委领导或房管系统的正式态度，更没有形成有力度的后续追踪报道。它的锋芒，更多是藏在最后那一句群众讥讽里，而不是通过完整的调查结构展开。


从这个角度说，这篇稿子的批评力度，其实比我最初想象的要有限得多。它更像是一篇带有批评尾音的民生报道，而不是后来那种结构更完整、矛头更清晰的舆论监督稿。


但它真实地呈现了1983年的那个时刻：批评已经可以出现，却仍然受到明显约束；矛盾可以被揭开一角，却还远远不能连根拔起；报纸可以让人看见不公，却往往还不能追问权力的全貌。


2026年2月11日晚上，张和平告诉我，这篇稿子发出来以后，县委县政府机关大院内确实有一些议论，有人在猜“这是不是张和平干的”。但稿件反映的问题本身，并没有立即得到解决。


我后来继续翻看了《浙江工人日报》5月31日之后一个多月的报纸，也确实没有找到追踪报道。


它能刺痛人心，却未必能立刻撬动权力。

也正因为如此，这篇稿子才更显得意味深长。它不是成熟的“舆论监督”，而是一种刚刚探出头来的、带着试探性和脆弱性的批评实践。它是张和平新闻生涯中的第一声呐喊：声音还不够大，身份还被遮蔽，效果也远未闭合。


我在查找《浙江工人日报》1983年报纸时发现，那一年的头版上，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是并列存在的。4月12日，头版头条是一篇正面稿件：《新昌县邮电局把住房分配权交给职工，干部不插手，分房便顺手，群众称赞领导硬气》；5月10日，头版头条则是一篇舆论监督稿，批评绍兴瓷厂长期加班、侵犯工人节假日休息权，标题甚至用了“照此下去，我们不仅筋疲力竭，而且要筋断骨折”这样极具冲击力的工人原话。到5月31日这一天，左佐这篇关于瑞安住房分配不公的批评稿刊于头版右上，不过左侧头条仍是一篇温情脉脉的正面新闻。


这种版面并置，本身就是1983年那个时代报纸气质的缩影：它既在歌颂，也在揭露；既在塑造榜样，也还允许某种限度内的批评发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缝隙中，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报道员，借助别人的名字，发出了他新闻生涯里最早的一声质问。


而这声质问，直到四十三年后，才在一册发黄的旧报纸里，被重新听见。


2026年1月23日晚，我就《有权有势“妻离子散” 无权无势几代同堂》一稿给张和平发信息，问了三个问题：
第一，这种朴素的“常识性同情”，是如何战胜您作为县委报道组员的“身份自觉”的？


第二，当左佐老师决定不让您署名时，您内心是否经历过一种“职业英雄主义”与“现实生存本能”的拉锯？


第三，稿件发出后，您听到大家议论“左佐写的”稿子，心里是暗暗喜悦，还是有无法言说的压抑？这件事对您后来的职业性格产生了什么影响？


张和平没有立即回答。


二十八天后的2026年2月20日，他突然告别人世。


我再也得不到他的答复。


谨以此文怀念去世一个月的张和平。

张奇志写于2026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