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马津龙

——在安康市名优特色产品走进温州暨重点合作项目推介会上的演讲（7-16）

不管是招商会还是房地产推介会，对我来说，都是宣传改革的机会。

第一排还只有我一个人（从小养成的早到习惯至今无法改变，这张照片比我的实际形象要年轻三四十岁）。

会前临时草拟发言提纲，以防万一思维短路（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大脑营养或氧气供给不及时，容易造成正在思维的神经细胞不能正常发射生理电脉冲），尽管演讲时基本上用不到。

我的演讲从来没有稿子，视频下面的文字是主办方会后要我整理出来的。

会议要我讲讲民营经济。论民营经济，自然首推温州。温州有“中国鞋都”、“中国工业电器之都”等几十张所谓“金名片”，但对温州来说，最有价值、含金量最高的，就是它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祥地的事实上的“中国民营经济之都”。2009年央视评选温州为“中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的颁奖词就是，“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中国改革的启动是以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经历那场“史无前例”的、空前的十年浩劫，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们普遍意识到原有的体制需要改革（刘欢、杭天琪、毛阿敏等很多歌手都唱过的那首《再也不能这样活》

https://mr.baidu.com/r/pDSd3Ll3QQ?f=cp&u=1f5c5296c97966d6最能表达当年人们的心声）。但改革的目标、途径并不清楚，谁也没想到改革的最终结果是对原有经济制度彻底的改弦易辙，是摒弃计划经济，重新选择市场经济。

改革是从农村引发的，农业改革的说法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不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是“包产到户”也是1982年以后才正式得到承认的。农村工业化基本上还局限在原先的“社队”集体所有制范围内，只是因为后来行政上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改为乡镇，从而不再叫“社队企业”而叫乡镇企业。由此可见，当时所说的改革，其实只是管理方式的调整，而不是真正的制度变迁。

唯独温州，一开始就普遍选择了民营经济的形式——家庭企业、购销员。1980年代初就有10万家庭企业、10万购销员的说法。这就像秋瑾诗词里的“拼将十万头颅血”、蒋介石说的“十万青年十万兵”，都是极言数量众多。后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的《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也不是严格的统计数据。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我先后在温州市委党校、市委政策研究室、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当时下乡调查的感觉就是家家户户（1984年我在浙江省委党校做过一场关于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的报告，报告稿以《农民致富的新途径——关于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的调查报告》为题发表在当年的省委党校第11期学报上）。

其实，温州的民营经济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存在。例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所在地柳市镇，1972年马仁桥大队第三生产队陈庆瑶等11人每人入股200元创办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就开始了低压电器生产。他们生产的是交流接触器的易损配件“触头”。当时触头坏了要更换整个交流接触器，而一只60元的交流接触器，换一个触头只需6元。10倍的价格之差使得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即使只是一个生产队名义的企业，一时也生意兴隆。

该厂1975年因从民间收购银元事发而被取缔，从生产队书记到普通社员，分批在“清算学习班”上“反省交代””（白银是触头的必要原料，当时只能靠从民间收购的银元替代。现在“袁大头”最贵的有几万甚至十几万一枚的，最初时有卖2块钱的）。

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的结局还算好的，当年有不少被判刑的，被枪毙的都不是个别的。如温州一个小集体性质的东风电机厂的供销员陈瓯江，1976年还以投机倒把的名义被判处死刑。

温州的率先民营化、市场化改革，尽管要承受很大的政治压力和意识形态风险，但也因此获得了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

“中国鞋都”、 “中国工业电器之都”、“中国制笔之都”、“中国教玩具之都”、 “中国纽扣之都”、“中国拉链之乡”、“中国泵阀之乡”等一系列产业集群。温州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也从改革开放前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逃荒要饭、卖儿卖女，很快就脱贫致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度还位列全国前三。

全国民营经济的比重是“56789”，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而温州则是“99999”，即民营企业数量占温州企业的99.5%（温州市场主体已经突破100万户，占全国的1%，相当于每10个温州人中就有1个经商办企业），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90%，工业增加值占到91.5%，从业人员占到92.9%，税收收入占到90%。

在产业的市场准入上，温州民营企业从最初的低端制造业和商贸业，发展到航空服务业（吉祥航空、兴龙航空）、互联网零售业（唯品会），以及金融服务业（2015年首批试点的5家银行中，除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外的上海华瑞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等3家，都是完全由温州民营企业发起或参与发起的民营银行）。

在企业规模上， 近年来每年上榜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温商企业都有10余家，2020年青山控股集团公司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14位（青山控股还是《财富》世界500强企业），其余规模较大的还有多弗、唯品会、正泰等企业。

在产业布局上，从走向全国发展到走向世界，特别是在“一带一路”上的市场开拓。青山控股集团在印尼、津巴布韦、美国、印度等国建立了多个制造基地。正泰新能源还在国外如泰国、西班牙、美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印度、罗马尼亚、南非、韩国、日本等国家建设光伏电站。

在座的赵章汉是温州人熟悉的在外风云温商（从沈阳五爱市场到公主岭市到山东泰安到安康）……

（视频2放这里）

汉城国际商业街的天幕如果是在西安、杭州，哪怕是在温州，温州把山体搞成灯光秀，如果在五马街、公园路搞个天幕，会成为很热门的旅游点。安康大家感觉好像是西北，实际上它是亚热带气候，秦岭以南，汉江穿城而过，水资源丰富。人口远远少于温州，面积是温州的两个那么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康是一个富硒的地方……硒的抗癌是得到科学上的证实的。

我建议大家会议结束后把桌子上没有喝完的安康富硒水带回去。

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伟大意义，主要不在于它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改善了温州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在于温州的神奇般崛起，在中国改革探索的过程中，在目标、路径不明确的情况下，给中国改革的民营化、市场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示范，并最终引导、诱导遍布全国的集体乡镇企业乃至部分国有企业，最终实现了民营化改制。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正是温州民营经济的突破，引领中国改革走上民营化、市场化的市场取向正道。

温州为什么能够率先做出民营化、市场化的选择，我们分析下改革以前的制度。

表面上，改革开放前，机关干部、城市职工、农村农民，似乎是职业分工。其实不是职业分工，而是身份区别——这种身份还是世袭的。如果你是“农民”，所有机关干部、城市职工所享有的福利，你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种户籍制度、属地管理、档案制度对几亿农民自由择业、自由迁徙的制约，归根结底，是对人类自由本质的系统性、体制性侵夺。而温州人改变命运，实现身份自由和人的解放的精神是最强烈的。也只有在这个维度上，你才能理解，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身份自由和人的解放的深刻意义。

有的人至今还忌讳“自由精神”，实际上在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最有意义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不是我说它最有意义。1894年，意大利社会党人米·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其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题词，恩格斯考虑再三，认为唯有《共产党宣言》中那段有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话，才是最能反映他和马克思的思想的。

当代最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一句名言，“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温州这种你说它敢为人先的精神也好，你说它创新精神也好，你说它自由精神也好，除了温州的历史文化条件造成的这种自由精神，还有温州这种宽容的社会文化环境——受时间限制我就不具体说了（给我的时间是20分钟，实际上我说了22分钟）。

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改革，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困难重重，改革依然任重道远（我曾经说过任无比重，道无限远）。在这个过程中，温州民营经济所进行的的路径选择、政策探索和制度创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改革来说，始终具有永恒的重要性。

好，谢谢！

推介会全程视频

https://liveshow.sobeylingyun.com/web/fslivemobile/index.html?id=3582&domain=https://sxak.360tianma.com&access_key=B72A3588E4CF3B4AFD343E46F45DDB16（我的演讲从1小时30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