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吗？

马津龙

——第三届温州城市文化论坛：《温州记忆》

       第一组嘉宾由我与谢炳超担任，主持人为郑云和朱文武。

https://vzan.com/live/tvchat-852383129?ver=637101383547251506&shareuid=22472135&vprid=0&code=0217IZZf2ULYNH03ucYf2rN40g27IZZV&state=authuser19112322#/（论坛直播链接需复制以后粘贴到电脑浏览器网址或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然后才能看，其中我的发言从第15分钟开始）

       有位伟人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吃、喝、住、穿特别是吃、喝，虽说是“形而下”——也正因为是“形而下”——却会留下最顽固的心理甚至生理记忆。除了大脑，据说舌头的味蕾有记忆，贾平凹还说“人的胃是有记忆功能的”。顺便说一下，所谓“乡愁”，背井离乡的人一辈子挥之不去的、终生无法忘怀的，正是对故乡、故国的食物记忆。杨秀珠逃亡多年回来，就因为那一碗使她嚎啕大哭的咸菜粉干。

       我是经历了完整的70年人生的人。这70年可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所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四十年的现实与三十年的记忆之间反差最大的、变化最直观的就在饮食方面。

       而这个变化在经济学上表现为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即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食物支出的比例越高则越穷。前三十年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长期在59%的贫困线以上（当然大饥荒那年绝对高得多），而且几十年居高不下。1978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67.7%，比1954年的68.6%下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温州当时没有统计恩格尔系数，但温州1978年的农村居民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85%，恩格尔系数当然更高，所谓“吃光用光”。

       而在饮食中，记忆最深刻的首先是维持生存的粮食。我国的粮食定量供应是1955年开始的（地方粮票最小面额有1钱即1/10两的，粮票完全取消是1993年），小学是每月24斤，直到高一27斤、高二28斤、高三29斤。1958年之前好像没有留下饿肚子的记忆，此后直到1980年代前期基本上都是吃不饱或者不完全吃饱的。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大办食堂所有人都只能在食堂吃饭期间，更是每天都饥肠辘辘。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认为20多斤已经足够吃了，但当时是没其他副食品的，水果更只是偶然买一个切了一家人分（还不是孔融那种大个、小个）。那时候我常年牙龈出血，就是缺乏维生素C的缘故。我现在很喜欢吃水果，正是对当年吃不上水果的补偿。那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到吃饭时间母亲总是留客人吃饭，而我心里就着急，因为客人吃了我们就更要饿肚子了。我母亲现在还提起，吃饭时总是她和我先放下筷子让弟妹吃，其实都没有吃饱。

       论坛事先向我要照片，除了小学毕业照，电脑里只有养羊的照片，那是同学保留的老师拍的。1960年代初那几年，市区学校校园里普遍搞种植养殖，我们班就养了两只羊（我那时候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同时担任班级的饲养小组组长，可见饲养有多重要），我们每天放学都要赶着羊到松台山后面的山坡上吃草。一只白色的山羊还生了一只小羊，而黑色山羊的小羊生下来我们发现时已经死了（我们还做了个小木盒把它埋在松台山）。记得有一次我们到郊区农村劳动，是在毛芋地里摘绿叶底下枯萎的叶子，老师告诉我们是运到山东给人吃的。当年粮食不够提倡瓜菜代，我们班还组织了一次吃野菜晚宴。

       上高中时已经走出最困难时期。那时候我在温一中，农村学生住校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我们市区的只是中午搭饭。饭是自己带米放铝饭盒里蒸的，菜是一天1毛钱，早上2分、中午5分、晚上3分。8个人一桌站着吃，菜是统一打来轮流分。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分蛏子，我算了一下，大的分4个，小的分5个（没有什么几菜一汤，唯一只有四五个蛏子）。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我到过北方一些地方，发现农民一天只吃两顿，高粱粥、窝窝头，基本上没有吃菜。后来直接间接地知道一些地方有人曾经吃X X，再后来不仅知道河南、四川等省饿死人的情况，也知道温州也曾有不少人饿死（如平阳县万全公社），以及平阳等县大规模讨饭的情况。

       也有一些美好的记忆。了解我饮食习惯的人都知道我在餐桌上最喜欢的是面条、豆和豆制品，以及蔬菜，这些都与美好的记忆有关。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生日宴会、蛋糕之类，但我母亲会给我烧一碗面条。我小学时也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的夏令营、冬令营，有一次吃面条也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读日本栗良平的《一碗阳春面》我会泪流满面，既因为小说感人肺腑，也因为触发了我内心深处的记忆而引起共鸣。

       我们今天回顾并记忆当年在最基本生存需求上的艰苦，是为了证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中国的改革也正是从解决吃饭的包产到户开始的。改革初期流行在安徽、四川的农村民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和“要吃粮，找X X”。

       三十年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短短几年就一举解决了。四十年来恩格尔系数一路下降，到2018年，全国城乡平均降到28.4%（温州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9.8%和35.7%，居然比全国略高）。

       这一变化的深刻性还在于，甚至改变了人们最难改变的问候习惯。以前，所有温州人任何时间、任何场合见面的一句“问候”是：“吃了吗？”没有经历饥饿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问候语居然是这样，如果这个记忆没有留下来，后人也根本想象不到我们曾如此普遍地使用过这样的问候语。

       尽管有些不好意思，但我们必须记忆下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免于匮乏、衣食无虞。

       第3组嘉宾为宋玲华、洪振宁和何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