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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多维新闻网是设于美国纽约的中文新闻网站，去年曾采访过本人（《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http://www.703804.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6341336&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日前又对本人做了《我经历的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的采访（他们发来问题，我文字回复后由他们审改），分四部分发出。这里是10月4日晚上发出的第四部分。
中共建政70年之际，多维新闻策划采访系列人物，以人物视角讲述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变迁历史。第一位采访到的是“温州模式”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温州学者马津龙。 马津龙1949年出生，即“共和国之同龄人”。作为温州人，他对家乡的变迁是了解的。而其在改革开放之后长期任职于温州市委体改委和政研室的身份，让其成为对温州模式最为了解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马津龙认为，敢为人先的温州商人对中国改革时代具有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回顾它的人生70年，从温州看中国，会带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历史章节？此为第四部分。 多维：中共建政70年来，有两个对中国重要的历史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苏联解体，这两件事对于您研究的内容以及思想形态的形成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津龙：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直接制定市场取向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是在全会的预备会即民主思想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闭幕词。作为解放思想先声的，是当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最先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陆续转载。十一届三中全会报告“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创新。而思想、理论、观念的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先决条件。 正如我最尊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其实他主要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任教——所说: “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正是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使人们的观念从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没有解放思想，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读到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直接相关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以及科斯、诺斯等经济学大师的文章（之前基本上只能读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其他大都只是作为经济学说史的内容涉及，相对晚近的也只是具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凯恩斯的《通论》）。 思想、理论、观念要能正确地指导改革实践，学者必须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正是解放思想，为学者独立、自由的研究提供了宽松、宽容、宽厚的舆论环境（已故中宣部长朱厚泽能在任上时提出“三宽”政策，实在难能可贵）。因此，尽管民营化、市场化在改革初期的一定时间里仍被作为私有化、自由化批判，我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即使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改革最低潮的时间里，本人仍然有可能在有关刊物上发表坚持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如《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构想和选择》（1989年第4期《经济论坛》，该文获当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起的全国性征文比赛一等奖）、《商品经济新体制与传统社会主义基本假定的矛盾》（1989年第4期《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股份制：温州经济改革中的企业制度创新（1989年第5期《上海经济研究》）、《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该文是根据某领导人批示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的全国性阶级、阶层调研的分报告之一，发表于1990年第1期《改革纵横》，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第4期《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管理》转载）、《危机中的选择》（1991年第1期《浙江经济》）、《温州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背景和形成机制》（1991年第4期《经济论坛》，1991年7月18日《农民日报》转载）、《温州农村股份合作制总厂现象分析》（1991年第6期《计划与市场》）、《关于温州市国营和个体、私营企业外部环境的比较研究》（1991年第53期《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等。 关于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的解读，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反思是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而中国当时流行的说法是2000万党员“竟无一人是男儿”。 听闻苏联解体的消息，我并不感到意外。对企业来说，“不创新就灭亡”（亨利·福特语）。对国家来说，不改革就死路一条（邓小平、温家宝都说过类似的话）。有关专家指出，改革其实是在与革命赛跑。苏联的解体，正是迟来的而又慌不择路的改革，被革命挤出了跑道。相对于苏东，中国的改革还算及时，历史也慷慨地给了我们四十年的时间。纵观人类历史，似乎没有旷日（年）持久的改革成功的案例，而中国改革又不得不采取渐进的方式——这是中国改革面临的严峻考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中国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尽管已经不再投身其中，我们仍将站在路边鼓掌，继续为改革“加油”！ | 
发表于 2019-10-11 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