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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多维新闻网是设于美国纽约的中文新闻网站，去年曾采访过本人（《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http://www.703804.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6341336&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日前又对本人做了《我经历的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的采访（他们发来问题，我文字回复后由他们审改），分四部分发出。这里是10月2日晚上发出的第二部分。
中共建政70年之际，多维新闻策划采访系列人物，以人物视角讲述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变迁历史。第一位采访到的是“温州模式”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温州学者马津龙。 马津龙1949年出生，即“共和国之同龄人”。作为温州人，他对家乡的变迁是了解的。而其在改革开放之后长期任职于温州市委体改委和政研室的身份，让其成为对温州模式最为了解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马津龙认为，敢为人先的温州商人对中国改革时代具有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回顾它的人生70年，从温州看中国，会带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历史章节？此为第二部分。 多维：对于个人而言，有哪些对您人生属于关键节点的瞬间？中国70年历史的起承转合，在您个人经历的映射是怎样的？ 马津龙：我是一个极端理性而缺乏感性的人，人生过程中不大容易出现数学意义上的“拐点”式“关键节点的瞬间”。我不相信三十岁前后所谓良心和头脑的说法，无论是丘吉尔所谓的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还是梁文道所谓的信还是不信社会主义，无非是用自以为的有良心掩盖没头脑，抑或是用自以为的有头脑掩盖没良心。 要说节点，中国70年的社会进程倒是有一个节点，即区分中央计划经济的前30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后40年的那个“三中全会”。我是完整经历了70年的全过程，并且亲历了后40年的转型，或者如你这里所说起承转合——现在看来这场制度变迁同样难以摆脱路径依赖的作用（道格拉斯·诺斯因为路径依赖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曾经有幸在2008年的芝加哥大学研讨会上结识他和科斯、蒙代尔、福格尔等诺奖大师）。 我之所以积极参与温州这场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的改革，也是70年的社会进程在我人生经历的“映射”。 中国不少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人都说自己也曾坚信计划经济的“无比优越”和市场经济的“水深火热”，但我总怀疑他们的说法是否真实（真正坚信的人是很难改变的，像那些至今犹唱“文革”遗曲、还跳“忠字”广场舞的遗老遗少）。40年前当然谈不上改革意识，但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毕竟让我接触到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人的记忆特别是对早年的记忆，往往具有事后美化的作用。由于我的理性且记忆力很强，对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包括酱油、食盐、火柴更不要说粮食、布匹、煤球都要凭票限量供应始终记忆犹新（https://mp.weixin.qq.com/s/IhFvuzr2Z6gyPmXPovCyeQ ）；几十年饿肚子的感受，更是历历如昨。在大学因“文革”而停办的情况下参军的那几年（这是当年难得的出路），亲眼见识了贫困地区农民的真实生活（例如人拉犁）、亲耳聆听了大饥荒幸存者的回忆（当时以为只是安徽的现象，后来才知道河南、四川更严重）。建国以来运动式斗争带给人们的恐惧，也直接间接有所感受。这是我改革伊始就对计划经济旧制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也是我对企图复辟计划经济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的原因。其实，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有这样的亲身体验，可惜不长记性的甚至作死的人太多。“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可是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白纸黑字，也是当年的共识。 至于我早在1980年代就公开鼓吹民营经济、市场经济（上述《我的“温州模式”研究》也有涉及），除了理论和实践上对民营经济、市场经济有一定的认识之外，主要得益于较早参与温州模式和温州改革的调查研究、政策咨询和方案设计。温州改革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雄辩地证明了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正如央视曾经对温州评上“中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的颁奖词所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也坚定了我为推动这场改革略尽绵薄的决心。 （下面部分，多维新闻采用了本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温州社会力量共话幸福生活座谈会上发言的部分内容,个别地方文字上有所重复 http://www.703804.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6339244&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多维：刚才您提到中国70年的社会进程有一个节点，即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前后两段历史，习近平有过经典论述。而在社会中，有人忆苦思甜，获得了如今的幸福感；有人只看到过去的苦难，以及如今社会中的不如意，幸福感极低。如果有人问您，您幸福吗？您如何作答？ 马津龙：幸福不幸福与制度密切相关。从制度上说，以往的70年大体上可以分为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可谓“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前三十年，从斗地主、镇压反革命、反右派，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直至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0年里大规模的运动式斗争不下50次。对于以斗争为幸福的人来说，这该是多么幸福的30年！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首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头第一句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祖国的人民多么幸福”！ 即使在物质上极度匮乏，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有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有文革带来的破坏和恐惧，人的记忆特别是对早年的记忆，往往具有事后美化的作用，从而会有“青春无悔”的说法，会有所谓“激情燃烧的岁月”。更何况还有所谓的“幸存者偏差”。 我是一个思维方式极端理性的人，既不会因青春本身的美好而美化记忆，也不会受“幸存者偏差”的误导。但前三十年的经历，对后来人生的影响也未必都是负面的。粮食的限量供应给我留下几十年吃不饱的深刻记忆，也使我没有患上后四十年出生的人天天吃饱吃好而带来的富贵病。这辈子连自行车都没买过，上学、上班都是快步当车，也使我享受几十年步行带来的好处。特别是早年的艰辛经历，形成了“支配着我的一生”的“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编者注：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罗素自传》的序言《我为什么而活着》中称，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 后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一举解决了前三十年长期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最终取消了生活必需品的凭票供应。改革开放前，温州作为沿海城市，城乡居民的收入竟然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有“平阳逃荒要饭、洞头靠贷款吃饭”的民谣。由于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的制度创新，温州一开始就走在脱贫致富的前列。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年跻身全国前三，直到2008年才被上海挤到第四位并维持到2012年。当然，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排名显然不包括那些家财巨万、富可敌国的腐败阶层，因为其中一个人的“收入”很可能超过全温州城乡居民家计调查样本的总额。 中国人谈论幸福，往往只关注GDP和居民收入。其实，GDP和居民收入只是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何况并不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更大意义，是打破原来的身份制度，实现身份自由和人的解放。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阶级路线、城乡分离、户籍制度，决定了一个人一生属于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基本上与生俱来、命中注定。而不同人的人力资源禀赋上却是无限差异的，有的人适合当科学家，有的人适合当艺术家，有的人适合当企业家，也有的人适合当政治家……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如果你出生在农村，基本上就只能当农民，而且具体干什么农活都是被规定了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给计划经济身份制度下最低阶层的人群，相对提供了在经济领域按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有一句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进程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进步社会的进程就是一个追求身份自由——契约约束或者说制度约束下的身份自由——的进程。不同社会进程的不一致，反映了不同社会的人群追求身份自由的精神差异，以及对自由精神宽容程度的文化差异。 | 
发表于 2019-10-10 2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