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的再创新-2008-10-19

马津龙

         按：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温州在10、11月召开一系列理论研讨活动。10月18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策研究室与浙江工贸学院主办的“改革开放30周年与温州创业创新实践论坛”，是其中的第二场论坛。本人在这场论坛做关于《温州模式的再创新》的交流（这也是本月26、27日参加省委宣传部与浙商研究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办的“‘创业创新·浙商之道’高峰论坛”的演讲内容），19日的温州商报、温州都市报摘要报道了交流的观点。

温州模式的再创新

改革以来温州的神奇般崛起，得益于温州模式率先进行了民营化的制度创新。近年来温州增长势头的减缓，同样在于温州模式先发优势的弱化。
温州要再创辉煌，有赖于温州模式的再创新。
关于温州模式的本质内涵说法不一，见仁见智。其实，温州模式与其他模式（主要是苏南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初始选择的市场主体在制度结构上的不同。温州模式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外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而苏南模式则表现为旧体制边缘集体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并最终改制为民营企业。
因此，温州模式的再创新，说到底就是再创民营企业的制度优势。除了民营化从而市场化的制度优势，温州缺乏资源、区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而在一个改革变迁的转型经济中，制度优势往往重于其他方面的优势。
首先要再创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上的制度优势。温州精神的“敢为人先”，如果说在最初的创新上表现为一般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率先民营化，那么，再创新应该表现为对垄断部门的民营化突破。这种再创新未必需要敢冒当年“八大王”的风险（其实早期被打击的远不止8个人），但同样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所不同的是，一般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民营化，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民间的自发力量，而垄断部门的民营化，更需要政府与民间的互动。例如金融业，没有从中央银行、国家银监会到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由正泰、奥康、开元、天信等民营企业发起的一系列小额贷款公司，就不可能正规地进入金融服务业。又如通用航空业，没有各地政府的支持，温州的万鹏通用航空公司不可能在温州之外建起多个机场；没有西安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管委会的支持，万鹏公司也不可能建立西安西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根据浙江省政府的规划，温州被确定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和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这既是对温州民营经济进一步改革创新的要求，也为温州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上的突破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要在民营企业本身的制度结构上进行再创新。如果说初创时期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靠的是企业家，那么，随着企业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企业面临权力的代际传递，如何在制度上强化职业经理人的作用，将越来越成为关系民营企业长盛不衰的困难而不容回避的选择。
中国强烈的家族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民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制，而家族制在发挥职业经理人的作用上却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家族制的框架内寻找克服家族制局限性的制度安排，是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悖论、一道难题。
天正集团强化职业经理人对子公司的控制，也许是一项有效的制度创新。在温州，天正集团是引进高教育素质职业经理人最多的企业，该集团具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中高层干部多达80余人。其中拟上市的以乐清市柳市镇为基地的浙江天正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为中国化工总公司经理人的施长云担任总经理；以南京为基地的天正投资公司，由原为上海一家上市公司总经理的何捷担任总经理；以上海为基地的天正明日自动化公司，由原为南京一家电力自动化上市公司总经理的陈传铃担任总经理，陈与何都是天正集团公司董事长高天乐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读MBA时的同班同学；以集团名义组建的上海天正机电集团，则由从正泰公司引进的潘太洁和从中国科技大毕业直接进入天正的孔曼卿分别担任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所有这些承担重任的职业经理人都在各自的公司拥有一定的股份，高天乐直接控制的只是天正集团公司。这样，未来公司权力的家族传递，可以只发生在核心层的集团公司；而集团公司作为投资中心，其地位和作用视接班人的能力可以有较大的弹性，可以是既对成本、利润负责，又要对投资效果负责的责任中心, 也可以仅仅是作为股东的法人投资者。作为子公司的利润中心及其下属的成本中心的权力转移，完全可以在职业经理人中进行。
再次，要再创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制度新优势。在有关专家总结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跨国经营模式中，“温州星火燎原模式”是 “十大模式”之一。准确地说，温州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不是“野火”意象的星火燎原，而是“野草”意象的天涯芳草。如同以往的全国性经营一样，温州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同样表现出温州模式典型的草根性[1]，即民间性、适应性、灵活性和小型化。



[1] 近年来流行的“草根”一词，是英文grass roots的直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