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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木为供销员陈瓯江之死经年奔波并仗义执言，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良知。但他将其视为“空前绝后”的冤案，却是大谬不然的。其实，并非先进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维护，正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其中有像陈瓯江那样，主观上只是为自身利益、客观上推动市场经济发展从而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商人；也有本身就是为公众利益而殉道的学者和官员。即使是在公木所指的“四人帮”粉碎之后，后者未必像以往那样被迫害致死，却也有在学术上或政治上被宣判死刑的。历史不应该遗忘前者，历史更不应该遗忘后者。
温州模式的前行者曾人头落地，历史不应该把他们遗忘
供销员之死
——为温州模式殉道的前行者而记
作者：公木
2008——当我们欢庆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伟大成就，当我们在赞美和享受3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时，是否还应该很好地想一想，在改革开放30年的征途中，曾有多少的小人物为此做出了奉献和牺牲，需要人们的怀念和历史的铭记。而最值得怀念的，最值得铭记的，最不应该忘记的，是付出了生命代价的温州市场经济前行者。
这些最值得铭记、最不应该忘记的小人物中，就有一位名叫陈瓯江的温州供销员。
他是温州最早的供销员，名副其实的温州模式和温州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可他却就因为这个“供销员”而被判处死刑杀了头。
罗织在他头上的罪名，就是一句话：投机倒把。
因举行万人公判大会而传扬在温州社会的，还有一句话：飞马牌供销员。
这也就是说，陈瓯江之死，就死在他当了一个“供销员”。
时间：1976年10月。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因投机倒把被杀头，因当供销员被杀头，这在中国恐怕是空前绝后的，绝无仅有的一人。
从1976年到今天，32年过去了，温州模式已成正果，温州供销员也早成正果，可陈瓯江被杀一案，依然没有彻底平反。在八十年代，根据中央精神，在对当时10多年的死刑案件进行复查时，对陈瓯江一案复查的结论是：错杀。这就是说，陈瓯江并不是没有罪，而只是不该杀而已。这并不是平反，只能说是一个改判。即使这个改判，也鲜为人知——当年杀陈瓯江时，万人公审大会曾让陈瓯江全城老小妇幼皆知；而后的改判仅几个亲属知道。不用说温州市民不知道，即使他的朋友也不知道。
这就让人不能不说一说陈瓯江——
第一， 在温州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不能忘记陈瓯江这样付出了生命的先行者。
第二， 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能只讲“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而且不要忘了还有生命和鲜血的代价。
请先看当年对陈瓯江的死刑判决书。
1976年9月22日，当时的温州市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书”里，是这样判决的——
“温州市公安局向本院起诉的陈瓯江为首的投机倒把集团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首犯陈瓯江，男，三十二岁，温州市人，反革命家庭出身，个人成分学生，住本市光明路1号。捕前系市东风电机厂供销员。
“……
“在一九七0年至一九七四年间，以陈瓯江为首，组成投机倒把集团……以供销和技术人员的合法身份，地下包工电机业务，套购电器材料地下加工，套购国家物资长途贩运，买空卖空业务合同索取介绍费，提取管理费，及骗卖盗窃国家钢材，大肆进行投机倒把犯罪活动。其投机总额达十万二千五百七十四元，从中牟取暴利六万另九百二十元。涉及云南和本省有关市、县二十多个单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首犯陈瓯江，出身反动家庭，坚持反动立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为首组织投机倒把集团，从中牟取二万七千余元巨额暴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拘捕后认罪态度极坏，实属罪大恶极。据此，依法判处罪犯陈瓯江死刑，立即执行。查获的赃款、赃物及查封的房屋全部没收。
“……
“如不服本判决，得于接到本判决书后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我不知陈瓯江有没有上诉，也没有找到公判大会的公告，但据此判决书的时间推算，陈瓯江被执行死刑的时间，应在10月上旬之后。据他当年的工友说，那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根据这个判决书，陈瓯江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罪状，就是所谓的“为首组织投机倒把集团”，就是所谓的“牟取二万七千余元巨额暴利”，就是所谓的“拘捕后认罪态度极坏”。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大罪状”，到底成立不成立？到底有没有罪？到底应不应该判刑？到底应不应该杀头？
这并不是翻历史旧帐，而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并不是无事找事，而是记住历史教训；不是对陈瓯江个人如何，而是不要忘了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阵痛，不要忘了温州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和殉道者。
我是从2007年开始关注陈瓯江之案的。其年10月，我出差路过北京，在和温州知名人士徐先生相见时，他向我提议说，可否把陈瓯江的事情写一个东西。温州，不应忘了那些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特别是不应忘了那些付出了生命的殉道者，被杀了头的“飞马牌供销员”。
对陈瓯江被杀一事，我听说过一些，但当年我并不在温州工作，只知道有个“飞马牌供销员”被杀，具体情况不大情况。不过，自八十年代起，我曾伴随着温州模式一路走过，对温州模式的历史阵痛，有过深切的感受和体会。因此，我很痛快地接受了徐先生的提议，回到温州后就开始了对这个20多年前的案件的追寻。
因为事隔久远，又因为我无法拿到当年案件的卷宗，事情的了解之难出乎我的想象。从2007年10月到2008年11月，我整整追寻了一年之久，才终于对陈瓯江一案，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在这一年中间，我找过陈瓯江的姐妹，找过陈瓯江的妻子，找过陈瓯江的工友，找过陈瓯江的同案人，找过复查陈瓯江案件的法官，找过知道陈瓯江案件的知情人，等等。经过热心人的帮助，经过多方的了解，终于对陈瓯江一案，大致上有了一个眉目——这是温州模式发展史上的第一阵痛。
判决陈瓯江死刑的所谓“27000元巨额暴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根据对陈瓯江工友和知情人的访谈，这个“27000元巨额暴利”，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陈瓯江在家干活的劳动所得。
这一部分，有一万多元，是最多的一块。
据陈瓯江的工友介绍，陈瓯江是一个能人，不仅是一个善接业务的供销员，而且是一个技术高超的技术员，能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而他的妻子也是一个技术高手，因此，经常有人找他帮助解决技术难题，做一些别人做不了部件加工活，他也因此接了一些加工活，得一点加工费。陈瓯江不是机关干部，不是国营工厂职工，也不是什么大集体工厂的职工，而只是一个挂靠街道的小厂聘请的供销员，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是一个“不吃公家饭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没有正式职业的人”，即使在那个年代，在家里干点活也完全是光明正大的，谈上什么私工不私工，更谈不上地上地下的。
还有，这不仅是正当的劳动所得，而且是按法所得——根据陈瓯江工友介绍，对每一项加工业务，陈瓯江都依法纳税，都开具发票，中规中矩。把这样的劳动所得和依法所得，打成“投机倒把暴利”，法理何在？
第二部分，陈瓯江到云南帮助办厂的劳动所得。
这一部分，也有一万多元。
陈瓯江曾应邀到云南省会泽县，为当地的一个工厂帮助解决技术难题。会泽是昆明北边几百公里的一个山区县，从温州到会泽当时几乎要走上一个礼拜。会泽有个小厂，想上直流式发电机，请陈瓯江做技术指导。据陈瓯江工友介绍，陈瓯江带了自己妻子和一个妻舅，共三个人到那里。双方谈好，对陈瓯江他们按时计酬，有事干一小时一元，不干事一分钱也没有。陈瓯江有事就忙，一天只吃两餐，一天干上15个小时，一个月可拿几百元。大约在那里帮助了两年左右，把项目给搞上去了，拿了一万多元。
这样的劳动所得，难道有什么罪过吗？没有，半点也没有！况且，到边远地区帮助办厂，这到底是好事还坏事？到底是加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问一个明白。不用说在今天，即使在当年，在70年代，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是好事是坏事，明眼人一看也是清清楚楚的，不容半点置疑的。不知我们那些可尊敬的办案者，怎么把如此天大的好事，居然变成了该杀头的罪事呢？仅仅用所谓的量刑不当，仅仅用所谓的思想过左，能说得过去吗？
第三部分，肥皂泡似的所谓贩卖钢材所得。
据陈瓯江工友介绍，这个所谓的钢材贩卖，主要是指一批建筑用的钢筋，还有一些矽钢片。这部分的“所得”，根据法院的认定，为4000元。
我不知道，这个4000元是根据什么认定的，认定得准确不准确。因为，根据陈瓯江工友的介绍，陈瓯江是经手过一批钢筋，但这批钢筋，是陈瓯江当时为厂里造房而进的，并不是为自己贩卖而进，也没有拿去倒卖，同投机倒把完全搭不上界。只是听说当时厂里曾答应陈瓯江，房子造好后给他一间，专案组就给他算上几千元，并说他是投机倒把所得。其实，这个钢材的投机倒把，是子虚乌有之事，陈瓯江没有贩卖过，也没有拿到什么钱。而若干矽钢片，是陈瓯江在给自己的工厂采购的同时，也给其他的企业帮助采购一点，数量很有限，所得更有限。
因为陈瓯江已被杀，我又看不到卷宗，不知道陈瓯江工友所介绍的，在记忆上是否有误。也不知这个4000元里面，还没有其他的内容。如果工友介绍的完全属实，那么，这个4000元的投机倒把罪，也就太可怕太荒唐了。如此草菅人命，该叫做什么呢？
也许，当年办案者对此会有不同说法，但那没有关系，你们如能把真相彻底披露，把问题说得更为清楚，更为准确，那就更好了。这也是我所盼求不得的。我如果说得不准确，说得有出入，那就请多做指正，我非常愿意改正，愿意把自己的话当一块“砖”，以引全部真相之“玉”。只要真相能全部公开，只要陈瓯江能公开平反，那就谢天谢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这个权利，从第一部宪法开始就写上了的。因此，陈瓯江的这两部分劳动所得，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即使是在极左横行的文革时期，也同所谓的“投机倒把”都八辈子连不着筋，怎么在当年的法官眼里，而且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居然变成了“投机倒把暴利”呢？也因为如此，在八十年代对陈瓯江案件复审时，对这两部分的劳动所得，加起来共23000元，不再认定为“投机倒把暴利”了。而正因为当时把这23000元变成所谓“投机倒把暴利”，硬栽赃到陈瓯江头上，才致使他被判了死刑。
我不知当年的这个认定，是符合当年打击投机倒把规定的哪一条？我没有查到七十年代的打击投机倒把规定，但我查到国务院1981年1月“关于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的指示”和1987年9月17日国务院颁发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前者对投机倒把的认定有12种行为，后者对投机倒把的认定有11种行为，两者加起来共有23种行为，但都看不到对帮助别人办厂的劳动所得和在家的劳动所得，有属于投机倒把一说的，甚至一个字都没有，风马牛毫不相干！
对那个似不存在的4000元，到了八十年代复查的时候，温州市人民中级人民法院似已不再认定，加上对前面两部分的所谓“投机倒把暴利”的否定，上报复查结论时是要对陈瓯江作无罪平反。可让人遗憾的是，上级法院复核时仍然认定陈瓯江有这个非法得利，而且还凭此认定陈瓯江不是无罪，而是错杀。这也就是说，陈瓯江依然还是有罪，只是罪不该杀而已。
所谓“拘捕后认罪态度极坏”，这更不能证明陈瓯江有什么罪，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罪，不知自己罪在什么地方而已，又有什么认罪态度可表呢？相反，这正恰恰证明了陈瓯江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正当性。
所谓“出身反动家庭”，只是因为陈瓯江的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1949又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从现在的话来说，只是因为他有一个身为台胞的父亲。陈瓯江的父亲，两岸开放后曾回过温州，并在温州住了一段时间。
所谓“为首组织投机倒把集团”，陈瓯江的工友告诉我，这也是夸大之词，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集团”，更不存在所谓“为首组织”一事。那些所谓“集团成员”，互相之间并不一定认识，只不过是同陈瓯江的某项业务发生关系，分别有来往或者有联系罢了。把这些人硬凑成一个“集团”，还说是有意组织的，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实，判决书本身也并不确认这个“投机倒把集团”，只是说陈瓯江“在1970年到1974年”组织“投机倒把集团”，而在1975年以后有没有这个“投机倒把集团”呢，在1976年陈瓯江被抓时有没有这个“投机倒把集团”呢，判决书上并没有一句话一个字。这至少是一个佐证：在陈瓯江被抓和被杀的1976年，并不存在“以陈瓯江为首的投机倒把集团”。陈瓯江即使有所谓组织投机倒把集团之罪，也不是现行之罪而只是历史之罪，怎么非要判处死刑不可并要立即执行呢？
陈瓯江的工友告诉我，陈瓯江是被骗捕的。
那天上午，有人通知他，说下午到派出所一趟，有点事要向他了解一下。
心中坦然的陈瓯江，也就按时去了，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他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更没有做过什么犯罪的事，天真地以为会什么事情也没有。哪知他这一去，就永远也回不来了。工友伤心地说，如果陈瓯江真的犯了罪的话，听到派出所找他，不早就逃跑了！
尽管被抓，但陈瓯江依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他的家人也觉得不会有什么事，他的工友也觉得不会有什么事。
谁也不知是什么一回事，陈瓯江居然从无罪变成了有罪。
谁也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陈瓯江又从有罪变成了死罪。
他的罪状，在当时大得吓人：一个是“为首组织投机倒把集团”；一个是“牟取暴利27000元”。但无论如何吓人，这个投机倒把，也还不至于死罪。
让人感到不懂的是，尽管陈瓯江妻子卖掉了所能变卖的东西，凑足27000元，上交了全部的所谓“投机倒把暴利”，但不仅没有保住陈瓯江的一条命，而且连他所住的产权属于他母亲所有的几间房屋，居然也被一并没收了。不知，这几间陈瓯江祖上传下的、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屋，怎么也变成了投机倒把的赃物？
对陈瓯江的罪状到底是怎么罗织的，又是怎么判处死刑并非立即执行不可的，不知当年的办案者，还有没有一个良心，还有没有一个勇气，把其内幕和真相告之于天下？
说起陈瓯江，当年的工友没有一个不喊冤，没有一个不说他的好。
陈瓯江的工友告诉我，陈瓯江是一个好人，被冤杀太可惜了。
工友说，陈瓯江一表人才。一米七五的个子，堂堂的仪表，用今天的话说绝对是一位“帅哥”。
工友说，陈瓯江非常能干。当供销员接业务很有本事，攻克技术难题是一把好手，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都能解决。
工友说，陈瓯江人品很好。非常忠厚，非常善良。
陈瓯江的工友还告诉我，陈瓯江被判死刑之前，正在帮助两个厂在发展，他是为了两个厂而死的。一个厂是温州市区的东风电器厂，一个是云南会泽县的一个厂。
工友说，陈瓯江是作为能人被聘请到东风电机厂当供销员的，因为当时东风电机厂缺少业务，企业上不去。陈瓯江来了之后，业务有了，工厂也发展起来了。可以说，厂里的业务都是他接来的，对工厂的发展立了大功。如果他不到这个厂，他是不会死的。他就死在到东风电器厂当供销员。
工友说，云南会泽的那个厂，当时也正碰到技术难题，企业处在生死关头，幸亏聘请了陈瓯江，幸亏陈瓯江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陈瓯江被抓那天，他正在准备再次出差到会泽，并已托人在中转之地上海订好了旅馆，可他却再也无法去了。他做了好事，却被判处死刑杀了头，如果他不去帮助那个厂，他也是不会死的。
值得庆幸的是，陈瓯江为之而死的两个厂，以后都办得风风火火。东风电机厂尽管后来几经变迁，但一直都在发展，老板现已成了亿万富翁，那个基础是靠陈瓯江打下的。会泽的那个厂，现已成了云南一个著名的企业，全省第一家生产电焊机的专业厂家。
对陈瓯江来说，如对此有知，在天国里也许会感到一丝安慰。
陈瓯江被冤杀，不只是陈瓯江一个人的事。
陈瓯江无辜被杀，给陈瓯江一家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其母急发心脏病，并因一个“反革命的丈夫”，再加一个判处死刑的儿子，被批斗不断；妻子大病一场，差点也跟了过去；一个姐妹受刺激过深，重病而亡。连远在台湾几十年没有再婚的父亲，跪拜祖宗后不得不再次结婚——因为他只有陈瓯江一个儿子，他还想把自己的香火传承下去——可惜他再婚后只生了一个女儿。
那个所谓陈瓯江“为首组织的投机倒把集团”，更是牵涉到一大批人，其中被判刑的还有4人，一人以所谓“牟取暴利7700余元”被判处死缓；一人以所谓牟取暴利6700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人以所谓“牟取暴利4000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一人以所谓“牟利1000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如此判刑，一千元也居然获刑10年，这是用得哪一条的法律？因为陈瓯江没有平反，这个所谓投机倒把集团的其他成员也自然没有平反，只是改判，少了几年徒刑。至今尚活着的人，听说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养老金。而对陈瓯江呢，不仅没有任何赔偿，而且还是一个有罪之人，还有4000元没有退还。这是1976年的4000元，而不是今天的4000元啊！而陈瓯江的性命，又价值多少啊！——他的工友说，陈瓯江被杀时只有32岁，如果他今天还活着，肯定是温州的著名企业家，肯定是温州有名的亿万富翁了！
陈瓯江是温州最早一代供销员的光荣代表——在东风电机厂他是供销员，此前在另一个厂也是供销员。从他开始供销员的生涯起，到他被冤杀为止，至少已有10多年的历史。也许，比他更早的供销员也可能有，比他更早被判刑的供销员也可能有，但像他那样被杀头而全市皆知的供销员，温州市唯有他一个，中国也可能唯有他一个。因此，我们说陈瓯江是温州最早的供销员，是温州供销员的光荣代表，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毫无疑问的。
陈瓯江因当供销员被杀，这是历史的惨剧，也是历史的悲剧。后来闻名全国的“柳市八大王”，尽管被抓被判刑，幸运的是后又都被平了反。陈瓯江无辜被杀，却没有这个幸运了，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即使能真正平反，也回不来了。作为后人，不仅要记住这个惨剧之教训，还应不忘这个温州模式的先行者，记住这个温州模式的先行者。
还有，历史还没有还陈瓯江一个清白之身。八十年代的那个复查结论，还是认为他是有罪的，只不过不该杀头而已。今天，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是到了给陈瓯江平反的时候了。至少，温州改革的历史，以至中国改革的历史，要给记上一笔。尽管，这只是一个小人物，这只是一个供销员。
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后记：谨以此文献给温州模式的先行者，献给付出了生命的温州市场经济殉道者。当我历经一年之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中国的改革开放，温州的改革开放，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该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记取啊！温州模式不仅是干出来的，而且是拼出来的，一些先行者用生命拼出来的。也许此文难免得罪人，但只能请原谅——我只是想寻找历史，还原历史。因为诸多因素，此文在某些地方也许不一定说得那么准确，但从总体上来说，那是真实无疑的——陈瓯江是温州第一代供销员的代表是确凿无疑的，陈瓯江不仅无罪而且有功是确凿无疑的，陈瓯江无辜被杀而没有平反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为市场经济殉道的先行者，是不是也要讲一声和谐呢？而对热心帮助了解案件真相的众多朋友，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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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