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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老先生走了。
人民网北京7月11日消息：“季羡林于今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有关部门在加冕“大师”头衔的同时，还“定位”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中国少有“大师”，虽然具有“大师”资质的人并不少，就文学领域便有 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有“大师”资质的人而难成通识意义上的“大师”，于是乎只有依靠御封。御封的结果是失去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份志趣，连“说真话”都成了不可多得的高尚品格。
郭沫若一度被称作新中国文学的“旗帜”，可惜的是，这面“旗帜”只是“太阳下的蜡烛”，选错了发光的地方。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季羡林对此当再清楚不过了。
其实，郭沫若仅是个“旗手”而已，他随时随刻随机应变地高举着“成者为王”之政治家之“旗帜”，摇旗呐喊，其与毛泽东的五次诗词唱和中斯可见一斑。“一个被冠以杰出诗人的人能够对任何事物激情讴歌”，“一个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可以把如同市井白话的东西当成诗篇”，为了献媚，他已经忘记了诗的神圣，他的心应该在哭泣与流血。如果他还是一位诗人的话。
季羡林作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精通12国语言）、佛学家、作家，被称为“大师”是当之无愧的。尽管季老先生生前一直言辞恳切地拒绝“大师”的称呼。
于是，在高山仰止季羡林“大师”之际突然想到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一个生前思维不愿承受“大师”头衔的人，不知其身后灵魂能否接受“旗帜”的称号？
季老先生十分清楚，“大师”难当，“旗帜”更不是那么好当的。
鲁迅一不留神成了“党外布尔什维克”，曾被毛泽东封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凭心而论，鲁迅倒是一面“旗帜”，盖因迅翁“活着时震慑的是邪恶，匡护的是正义”，从来不会看别人的眼色举旗，挺直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脊梁”，“听将令”充其量“英雄所见略同”罢了。
季老算是相当幸运的了，他作为当年《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在刊物其他“撰稿人大多数都未能逃脱后来的反右运动，下场悲惨莫名”的环境下得以保全性命，且于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晚年更被政府视为“国宝”。
季羡林那个年月里确确实实做了一回“逍遥派”，他在写于1999年1月10日的《记张岱年先生》这篇不足千字的短文内巧妙地为自己的这一经历作了一番辩解：
“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
季老的辩解应该是成立的，发自内心，毫无虚情假意。但正是此“辩解”表明，季羡林“大师”离“旗帜”还有相当的距离。
197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有一篇署名“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的文章，为保持“原滋原味”，兹录全文如下：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界刮起了一阵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右倾翻案风。这是在新形势下的一场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们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其中也包括了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攻击。说什么，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了。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看了十分气愤！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有解放前后、文化大革命前后新旧对比的深切感受，特别是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深切感受。我可以用说不完的事实来驳斥他们的肆意诬蔑。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我是搞印度古代语文的，这种语文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但当时有人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这很适合我当时的心情。我尾巴翘得天高，连一点起码的‘自知之明’都没有了。至于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我来说，‘只如秋风过耳边’了，回想起来，照这样滑下去，真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知识分子也获得进一步的改造和提高。
“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工人宣传队开进了北京大学。学校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在这时候，我的头脑开始有些清醒，多少有一点‘自知之明’了。在这时候，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才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对于象我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宣传队的同志们用毛主席的教导，热情地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可花费了不少心血呀！我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有时候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然而他们总是耐心等待，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允许有思想反复。只要一有点进步，就立即予以表扬。就这样，我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可是现在竟有人说运动一来，就批知识分子。这倘非无知，即是别有用心。我们要坚决予以回击！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实则居心不良。毛主席教导说：‘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呢？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再把我们拖回到精神贵族的老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改造世界观的道路上，也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坚决在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上阔步前进”
距离究竟有多远？相信读完上述文字，人们当有一个正确的估量！
在写张岱年先生一文的结尾季羡林感叹道：
“《论语》中说：‘仁者寿。’岱年先生是仁者，也是寿者。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不管是读学术史，还是读文学史，我首先注意的是中外学者和文学家生年卒月。我吃惊地发现，古代中外著名学者或文学家中，寿登耄耋者极为稀少。像泰戈尔的八十，歌德的八十三，托尔斯泰的八十二，真如凤毛麟角。许多名震古今的大学问家和大文学家，多半是活到五六十岁。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人间’，许多学者活得年龄都很大，像冯友兰先生、梁漱溟先生等等都活过了九十。冯先生有两句话：‘岂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现在张先生已经过米寿二年，距茶寿十八年。从他眼前的健康情况来看，冯先生没有完成的遗愿，张先生一定能完成的。张先生如果能达到茶寿，是我们大家的幸福。‘碧章夜奏通明殿，乞赐张老十八春。’”
长寿的季先生实在应当提一提“仁者”未必“寿”，以彰显“大师”之辩证思维啊！
中国自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政治的高压下知识分子或丢失自我、或变节投机、或委曲求全、或买论求生……那些出于善良的愿望（请注意“善良”二字）为国分忧、为民请愿而不“寿”之“仁者”，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季羡林“大师”离我们远去了，他“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旗帜”的课了，可他仍然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王元化先生生前尝说“季羡林做学问的方式是西方的，做人的方式是东方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恰当的。
一个有“旗帜”资质的人没有成为“旗帜”，有时并不是个人的失误抑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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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