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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能遗忘X——穷人、老人、失业工人，在经济危机来临时，他们是最需要获得政府帮助的人；但是，政府更不能忘记的是C——那些创造财富的人，那些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在给这个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人。
勿忘企业家
黄少卿/文
（作者为中欧国际商学院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作者为《新政vs大萧条》撰写的书评，有删节）
尽管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已经过去了70多年，然而，在全球面临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今天，我们感到它并不十分遥远。近来，研究“大萧条”的新书旧著相继面市，人们期望能从这些书中找到治理衰退以及恢复增长的良方。
人们耳熟能详的是，在面对1929年金融崩溃后接踵而至的经济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出台了一系列积极干预的“新政”，正是这些刺激经济的措施挽救了美国经济，帮助美国经济从衰退中迅速复苏，并得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了法西斯国家，进而拯救了全世界。由于“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恰恰印证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这些是我们熟知的传统说法。
然而，在《新政vs大萧条》这本新近登上美国《纽约时报》畅销榜的新书中，阿米蒂·什莱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与传统说法大相径庭，甚至某些方面可以说截然相反的关于“大萧条”的故事。
书的一开头，作者描绘了一个由于受到“大萧条”打击而深感绝望的家庭，家庭中的小儿子因为对于“在就餐时要自己的那份饭时‘总是非常敏感而且感到很尴尬’”而上吊自杀了。这不过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众多故事”中的一则。这里，作者提醒读者，不要以为这是发生在1929年的故事，它发生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台五年之后的1937年。
为什么“大萧条”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作者通过史料钩沉并细致组合，再现了美国在那个时代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活动，并试图从中寻找到问题的根源。在作者看来，“大萧条”的出现，与当时先后执政的胡佛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对自由市场体制缺乏信心有关，并与其采取了过多的政府微观干预措施密不可分。正是这些措施抑制了市场自我恢复的活力，延缓了经济复苏的到来。
譬如，1929年金融崩溃发生后，胡佛总统除了立即提出动用巨额资金扩大公共建设项目外，还要求企业界保持原有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率，并签署了大规模提高关税的法案。继任的罗斯福则走得更远，他创建了监管、资助和救济等部门，将公共开支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批准国家工业复兴总署插手企业价格制定；而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创立则直接扼杀了南方私营部门的努力。为了扩大财政收入，罗斯福签署了《税收法》，提高了财产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并开征股息税。在作者看来，这些干预措施损害了微观主体的经济自由权，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并严重挫伤了企业界的积极性。
不可否认，为了对抗“大萧条”，罗斯福总统采取了许多必须要的措施，如强化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完善社会保障，以及扩大公共开支以刺激消费，等等。然而，本书通过对历史的全面回顾，提出了一个即便是今天也值得思考的问题：面对危机和经济萧条，政府行为应该恪守什么底线？
正如书中引用的著名哲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所言：“当A看到一件对于他来说是错误的事情，并发现X正在受其煎熬时，A就与B谈论这件事，接着A和B提议通过一项法律来纠正这种错误，以帮助X。他们的法律总是提议决定A、B和C能为X做什么。但是C是谁呢？A和B帮助X没有错。有错的是法律，错误的是用契约的形式将C约束在了这件事情上。C就是被遗忘的人，就是花了钱的人，就是从‘没有被考虑过的人’。”
诚然，政府不能遗忘X——穷人、老人、失业工人，在经济危机来临时，他们是最需要获得政府帮助的人；但是，政府更不能忘记的是C——那些创造财富的人，那些在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在给这个社会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不忘记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可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才能的环境。对企业家而言，保障市场机制自由而有效地运作是这个环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阿米蒂·什莱斯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政府的积极宏观政策固然可能有利于摆脱经济危机，但真正让经济重新启动的原动力在于市场，在于政府对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充分尊重与支持。她在书中给出的教训是，在经济危机阶段，政府为了获得选票或大众支持，往往容易牺牲企业家的利益，从而把整个社会导向了更坏的结果。这些经验与教训并不遥远，对于正处在经济相对困难时期的我们而言，断然没有理由去忽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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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5 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