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经济困局的文化病因-2013-10-29

马津龙

——在“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浙商文化论坛”上的发言（杭州 浙商博物馆多功能厅）




       论坛给了我《温州经济困局的文化病因》的题目。以往，我们谈温州文化，总是从肯定温州模式的角度，挖掘温州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制度创新的文化基因。即使面对2011年以来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我认为引发机制在于前些年货币政策急剧变动和房地产调控作用的双重迭加，根源则在于中国现阶段这种扭曲的“半计划、半市场”经济制度，而没有考虑温州商业文化本身的固有弊端。也就是说，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温州的商业文化从来被认为是一个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记得中国社科院的《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布后，有人对其中温州的城市文化竞争力及其所包括的价值取向指数、创业精神指数、创新氛围指数和交往操守指数等所有方面的排名均居全国之首提出质疑。其实，当时报告中的“文化竞争力”，指的是商业方面的文化竞争力；而在商业文化竞争力方面温州最具竞争力，则是专家们高度一致的评价（后来的报告已经不是特指商业文化）。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温州之所以能够率先走向商业社会，创造制度上的先发优势，靠的正是商业文化的优势。
       当然，这并不是说，温州已经充分具备了市场经济的文化基因。温州的商业文化，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演进，如果没有外部世界的影响，本身是否必然经历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是值得怀疑的（以往教科书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迎合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牵强附会；即使存在所谓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现象，也不排除外来影响的作用）。因为中华文明似乎历史性地缺乏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某些必要的制度和文化条件，不具备最先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自古以来具有的民商法制传统，以及尊重和维护财产权利的观念和行为传统。相对说来，温州只是较少受到中华文明正统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又较早接受外部文化的浸染，从而较多具有自发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
       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在缺乏相应制度和文化制约的条件下，温州某些片面的商业文化倾向就因为缺乏制衡而表现为过犹不及或不合时宜。
       例如温州商业文化价值取向中强烈的赚钱欲望。本来，追求财富的欲望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相对于提倡清心寡欲、小富即安甚至妖魔化赚钱欲望的传统文化，较强的赚钱欲望，在价值取向上与市场取向应该是一致的。但在缺乏法制、道德乃至信仰约束的条件下，这种欲望不仅有可能导致假冒伪劣、偷漏税收和行贿受贿等违法行经——这种现象在温州改革前期曾经相当程度上存在过——更难以升华到“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境界。而企业家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济世精神和人类关怀，恰恰是保持可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根本约束[ii]。
       在良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赚钱欲望除了受到法制的约束之外，还受到文化的约束。而这种文化的约束，如果说在那些新教国家最初来自于所谓“荣耀上帝”的财富观，那么，在越来越世俗化的当代社会，实际上也已经从当初的“终极约束”更多地演变成了后来的“文化传统”[iii]。
       而温州乃至中国，既缺乏这样的“终极约束”，也缺乏这样的“文化传统”。
       温州商业文化的创业精神、创新氛围和交往操守等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
       如温州商业文化中具有较强的敢为人先的冒险心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提倡的是“不敢为人先”（老子：《道德经》），而敢为人先的冒险心理，本身是创业创新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但在现实的政策、制度以及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这种冒险心理又容易导致机会主义和急功近利的行为倾向。
       温州知名企业较为普遍地进入房地产业，还出现闻名全国的“炒房团”。其实早就有人提醒温州的房地产泡沫，有关企业和个人也未必相信房地产会始终保持只涨不迭的态势，但参与其中的人们总是抱着侥幸心理愿意赌一把。
       民间借贷也是一样。本来，这种非正规的借贷一般只适宜于信息对称而又具有血缘、亲缘和人缘约束的亲朋好友之间的直接借贷。根据以往的调查，温州民间借贷42.4%发生在亲戚之间，52.3%发生在朋友之间，亲朋好友之外的仅占5.3%。但2011年之前的民间借贷，不少已经不限于亲朋好友的范围，而是经过担保公司之类中间环节的间接借贷。据人行温州中心支行2011年上半年的一次储户问卷调查，在“最合算投资方式”的选项中，民间借贷成为首选方式占到24.5%，以至近90%的家庭、个人和近60%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元，年化利率达到24.4%（人行温州中心支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民间借贷的活跃固然与投资难、融资难的制度弊病有关，但温州商业文化中冒险心理的机会主义倾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又如温州商业文化在创新氛围方面相对较为宽容的社会心理，也由于整个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有所恶化。
       研究表明，对创新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有没有一个宽容的环境。有这样一个故事，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在研究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地域模式，而他的一个研究生在研究同性恋的地域分布，不经意间他们发现各自手里的城市排名基本上重合，高科技越发达的城市，同性恋越多！这当然不是说同性恋与高科技有什么内在关系。理查德·佛罗里达的结论是，创新者喜欢选择宽容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对同性恋同样也是宽容的。所以，高科技人才和同性恋者不知不觉地集中到了同样的城市。佛罗里达据此提出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3T”理论，即人才、技术和宽容（talent，technology，tolerance）。而他认为，宽容是三者中最重要的因素。
       创新型人物往往在性格、气质上异乎寻常，甚至真的存在精神偏差乃至精神病，如果缺乏一个宽容的环境，有可能扼杀了他们的天才[iv]。
       如果说对科技方面创新的宽容变化不大的话，那么，对企业创新的宽容氛围就明显地有所恶化。而原本意义上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于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的创新（德文早一年即于2011年发表），是由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所实施的“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者说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的创新。对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的宽容，就是对企业家的宽容。改革初期温州之所以会在民营化上一骑绝尘，正是具有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对企业家或者说潜在企业家的宽容氛围。而这种宽容则在一定程度上被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所取代。
       温州宽容氛围的变化，与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有一定关系。400多万以打工者为主的外来人口，既缺乏本土温州人那种人人创业当老板、人人追求发财致富，从而较少仇富心理的文化，又因为相对较低的收入，使温州城乡居民收入原本“两头小、中间大”的“正态分布”（又称为“高斯分布”），演变为两极相对分化的状态。
       再如，温州商业文化中与交往操守有关的诚信意识（诚实守信程度）、法制观念（遵法守纪观念）和协作精神（相互合作意识）等方面的缺陷，也与近年来的经济困局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特别是诚信意识，以往总认为，在中国总体上信任（信用）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将中国划为低信任度国家的典型之一），温州属于信任（信用）程度较高的城市。温州人历来主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里经常发生父债子还、子债父还的情况，还出现过上个世纪30年代的债务，70年后69岁的孙子“爷债孙还”的佳话（《6块银元，折射三代人的信义》，温州日报，2007年5月15日）。但从2011年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来看（从2011年9月到2012年10月，温州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案件21785件，诉讼标的255.11亿元；受理金融借款案件6090件，诉讼标的224.6亿元。可以想见，还有更多没有诉诸法律的纠纷），温州的信用仍然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人际信用，而非建立在道德和制度基础上的道德信用、制度信用。
       因此，对于温州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完善法制建设、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传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和艰巨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也离不开信仰约束，正如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中华文明历史性地缺乏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制基础。古罗马有《十二铜表法》和以查士丁尼皇帝名字命名的《法典》、《法学总论》和《法学说汇纂》，欧洲中世纪有商业法和商业法庭，威尼斯500多年前就有了《专利法》。同样，中华文明历史性地缺乏尊重和维护个人财产权利的观念和行为传统。英国宰相威廉·皮特有一句广为流传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名言，原文是这样的：“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英国有这样一句谚语：“英国人的家是他的城堡。”(An Englishman,s home is his castle.)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强拆磨坊败诉后赔偿损失并重建的磨坊，至今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哲学家洛克、经济学家休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都一再强调过：“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一句至今对中国人具有启蒙作用的至理名言：“所有权是道德神、私有财产是道德之魂”。

[ii]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代表作不仅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有《道德情操论》。

[iii]在美国，从“钢铁大王”卡内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到巴菲特、比尔·盖茨，都是集大企业家与大慈善家、首富与首善于一身。犹太人历来被认为是最善于赚钱的民族，但犹太人的谚语却有“钱是窥视人格的一面镜子”的说法。

[iv]这方面最极端的例子反映在纳什身上。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纳什，20多岁时就已经表现出他的数学和经济学天才，但他又是一个被人们认为“孤僻，傲慢，无情，幽灵一般，古怪，沉醉于自己的隐秘世界，根本不能理解别人操心的世俗事务”的人。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不到30岁的纳什真的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面对一个精神病人，普林斯顿大学接纳了他，校方每年给他一笔资金，用于他的生活和研究。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纳什住在普林斯顿，这里的演讲大楼、图书馆、餐厅都向他开放，这里的成员对他恭敬有礼。于是，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总有一个非常奇特、消瘦而沉默的男人在徘徊，他穿着紫色的拖鞋，偶尔在黑板上写下数字命理学的论题。如果有人敢抱怨纳什在附近徘徊使人不自在的话，他会立即受到警告：“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像他那样杰出的数学家！”他的朋友、同事特别是他那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漂亮妻子艾里西亚，以“美丽的心灵”接纳、呵护着这位疯了的天才。正是艾里西亚坚持纳什应该留在普林斯顿，因为一个在别的地方被当作疯子的人，在普林斯顿这个宽容的地方，人们首先会把他看成是一个天才。这位伟大的女性决心用一生与命运进行博弈，试图将纳什拉出疾病的深渊。奇迹终于出现，80年代末，纳什渐渐康复，从疯癫中苏醒，而他的苏醒迎来了他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荣获199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