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产业集群和企业演化-2010-11-9

马津龙

——“城乡统筹与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11-7）
[摘  要] 温州产业集群是温州民营企业在率先民营化特定条件下自发选择的结果。温州民营企业的产业演化，是适应市场变化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自然演进的过程，主要采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和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转型升级两种方式来实现。
[关键词] 温州；产业集群；企业演化
一、温州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改革以来，温州形成了30多个被授予“中国之都”、“中国生产基地”的所谓“国字号”产业集群[1]，包括“中国鞋都”（皮鞋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20%左右[2]）、“中国工业电器之都”（其中低压电器占30%以上）、“中国汽摩配之都”（占20%以上）、“中国制锁之都”（占50%以上[3]）、“中国合成革之都”（占70%左右）、“中国制笔之都”（占30%以上）、“中国塑编之都”（占50%以上）、“中国纽扣之都”（占50%以上）、 “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占90%左右）、“中国眼镜城”（占20%左右）、“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占50%以上）、 “中国男装名城”和“中国休闲服装名城”（各占10%左右）、“中国（包装）印刷城”（占20%左右）、 “中国泵阀之乡”（占30%左右）、“中国拉链之乡”（占20％左右）等。在这些产业集群中，号称“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的品牌多达200余个，其中正泰公司的低压电器、华仪公司的中高压开关柜、奥康公司的皮鞋、飞雕公司的墙壁开关、大虎公司的打火机、飞科公司的剃须刀、人民公司的低压电器元器件和永固公司的电力金具，被中国品牌研究院授予行业标志性品牌的称号。温州市也因此被授予“中国品牌之都”的称号[4]。
温州产业集群的形成，并非基于当地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是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初期——甚至在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年代——温州率先进行民营化、市场化制度创新的特定条件下民间自发选择的结果。例如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业，是1972年从马仁桥大队第三生产队陈庆瑶等11人每人入股200元创办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经营交流接触器的配件“触头”开始的。触头是交流接触器的易损件，但计划经济只供应整件，易损的触头坏了就更换整个交流接触器。而一只60元的交流接触器，换一个触头只需6元。其他工业电器的配件也有类似情况。计划经济的供求不对路为柳市镇最初的工业电器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导致柳市及周边乡镇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半数以上劳动力6万余人投身以低压电器为主的家庭工业。据现为河南一德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郑德强回忆，当年从未出过乡镇的16岁的他，只身从柳市镇到温州再乘船到上海，又从上海盲目地乘火车到了河南省新郑县，居然第一趟出差就订了4000元的业务，来回只花了100多元（夜里公共澡堂只需2毛钱住宿费），产品成本只有400来元。如此高昂的利润，使得柳市镇的工业电器业即使遭受政治、法律的严厉打击，仍然屡禁不止。上述茗东工艺电器制配厂1975年因从民间收购银元事发而受到清算（白银是触头的必要原料，当时只能靠从民间收购的银元替代，最初时一个“袁大头”只值2元），从生产队（村）书记到普通社员（村民），分批在“清算学习班”上“反省交代”。上级宣布赚1000元戴帽子（坏分子，属阶级敌人）、5000元坐牢子（判刑）、1万元要头子（枪毙），一时人人自危（都在1000元以上）。最终总算法不责众，没有打倒一大片，只是生产队书记关起来办了73天“学习班”，会计关了33天。后来1982年柳市镇还经历了又一次更大的打击。假如没有计划经济荒谬的供求脱节，假如其他地区也有众多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任凭温州数万郑德强们独来独往，柳市镇的低压电器是不可能异军突起，一举超越国家投资建成的七八个工业电器基地而成为“中国工业电器之都”的[5]。苍南县宜山镇的再生腈纶纺织品基地也是这样。1978年，该镇新河村的赵开良向邯郸市的一家废品站推销3万条塑料编制袋，对方以80吨腈纶边角料抵偿货款。边角料运回后，赵与他人千方百计攻克腈纶边角料“开花”成腈纶丝的难关，重新纺成再生腈纶纱，织成腈纶衣裤。边角料每斤5毛（扎拖把或当抹布用），再生腈纶纱每斤1.5—1.8元（市场上新的腈纶纱每斤十几元），腈纶童衣童裤每件3元。于是，新河村及其周边形成了每年加工1.7万多吨腈纶边角料、生产1.5亿多件再生腈纶衣裤的生产基地。各地特别是西部的客商纷纷涌到连公路都不通只靠小轮船进出的新河村，仅甘肃省天水市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人在这里采购腈纶纱和腈纶衣裤。假如国有的腈纶纺织厂或国有的废品站也有积极性加工再生腈纶，交通极其闭塞的宜山镇就不可能成为腈纶边角料和再生腈纶纱、再生腈纶衣裤的全国性的集散地。其他如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基地、平阳县萧江镇的塑编基地、苍南县金乡镇的标志工艺品基地，等等，也都是温州凭借率先民营化、市场化的制度优势，在改革初期“放宽政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温州企业演化的路径和经验
随着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民营化的先发优势逐步弱化[6]，从而温州这种凭借改革特定条件形成的产业集群，较之一般意义上产业结构高度化、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要求的结构调整，面临更为严峻的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挑战。一些产业集群由于温州的要素成本较高而失去价格竞争优势，例如塑料编织业；一些产业集群由于环境代价太高而面临整治。例如制革业；一些产业集群由于没有掌握关键技术而缺乏核心竞争力，例如制笔业；一些产业集群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在国际市场遭遇技术壁垒，例如打火机业；一些产业集群由于未能控制产业制高点的而缺乏品牌竞争力，例如剃须刀业；等等。
事实上，对市场变化反应敏锐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温州民营企业，也一直在进行转型升级的努力。与最初一哄而起的“一乡一品”不同的是，后来的转型升级只是表现为某些企业自主进行的机会选择，而没有再现当年整体产业集群勃兴的现象。
与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一样，温州民营企业的产业演化，同样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主要采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和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转型升级两种方式来实现。
1、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新能源产业是温州民营企业向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相对最多的选择。其中以正泰集团为代表的从事太阳能的已有13家企业，以华仪集团为代表的从事风能的已有7家企业。正泰集团设在杭州市滨江区的太阳能科技公司是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后起之秀，并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生产多晶硅、单晶硅和薄膜电池的基础上，正泰的太阳能产业链进一步向光伏电站延伸。继宁夏石嘴山100MW光伏电站一期工程完工投入使用之后，又将陆续启动宁夏吴忠市100MW、新疆巴楚县100MW、青海省500MW、甘肃省1000MW等西部四省（自治区）共计1800MW太阳能光伏发电以及200MW光伏组件生产项目。在国外，正泰也开始在柬埔寨、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建设光伏电站。华仪是中国中高压开关柜的标志性企业，开始转型为包括风机制造和风电场建设为主并兼营太阳能热电发电设备制造的新能源企业（风电产业将逐步占到主营业务的70%以上）。
节能环保产业也是温州民营企业转型相对较多的选择。其中进入LED的企业有10多家，最典型的是莱丽斯鞋业公司创办的聚光科技公司。该公司的LED在与荷兰飞利浦公司的竞争中成功入选上海世博会的中国国家馆。
也有企业进入信息技术、生物、新材料等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的。例如鞋业巨头奥康公司设在成都的康华公司，就是生产疫苗的生物公司。
更多企业选择的是在原有产业基础上的升级。典型的如报喜鸟服饰公司的高级定制。报喜鸟公司是温州最早引进西服流水线的服装企业之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饰等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呈现个性化消费的趋势。报喜鸟因势利导，率先推出高级定制的营销方式。目前，高级定制已在报喜鸟高端西服的销售中占到百分之十以上的份额。
这类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普遍遵循的是吉姆·科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所提出的“先人后事”的原则（2002）。即不是先制定好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远景和战略，然后再寻找合适的人才；而是先找到合适的人才，然后再确定转型升级的具体目标。正泰的成功是因为那些年经常在美国活动的南存辉董事长找到了在美国多年从事第二代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的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学生杨立友博士，并进而引进了钱学煜、刘时帧博士等一大批太阳能专家，然后再确定正泰集团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
聚光的成功也是因为诸建平董事长遇到了美国LDE专家弗兰克博士以及另外的营销骨干，从而将鞋业交给夫人及亲戚打理，自己一心从事LED产业。而报喜鸟的高级定制，则是凭借企业本身拥有的以意大利工艺师内利亚为首的28位常驻公司的外籍技术团队。
其次，这类成功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都如阿里?德赫斯在《长寿公司》一书中所举的那些“百年企业”那样，实行保守的财务政策和稳健的财务运作，从而具有良好的现金流和雄厚的资金实力（1997）。一般说来，这类企业原有产业的基础都比较扎实，从而资金实力足以支撑转型产业前期的投入。例如温州鞋业巨头奥康集团设在成都的康华公司，是一家生产疫苗的生物技术企业，从开始研发到正式投入生产，足足用了7年时间。相反，安徽省太阳能龙头企业瑞鑫光电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中科院技术背景并且产品已经成功上市的企业，却因为资金短缺难以维持，结果被温州大展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4000多万元的低价收购其60%的股份。
2、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由于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行政性歧视，某些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高端部门国有单位行政性垄断的局面长期难以打破。但只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垄断部门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开放势在必行。尽管困难重重，温州民营企业始终没有放弃进入垄断部门的顽强努力；而国家权力中心“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垄断部门的政策也在逐渐明确。继200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所谓“非公36条”之后，2010年5月7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所谓“新36条”。
与非垄断部门的民营化不同，国有单位行政性垄断部门的民营化，需要采取民间自发与政府主动相结合即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供给导向型制度变迁相结合的方式，同时，选择那些国家权力中心明确表示改革“意思”（文件、讲话）的部门，或垄断部门的某些空白领域实行突破，较易取得成功。航空和金融业的某些特定领域，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相对于其他国有垄断部门，中国的航空业是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较为放宽的部门，从而也是温州民营企业较早有所突破的垄断部门。1991年，王均瑶、王均金兄弟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民营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以王均瑶名字命名的均瑶集团。尽管所谓“包机”并没有承包航班的日常经营活动，主要是参与飞机票的销售并承担航线的盈亏，但在当年看来，这已经是石破天惊的改革事件了。2002年8月18日，民航总局批准均瑶集团公司以18%的股份参股东方航空武汉公司，打破了中国民航由国家全资控股的状况[7]。2005年6月，总部从温州迁往上海的均瑶集团着手筹建上海吉祥航空公司，并于次年9月投入运行。
但在国有航空公司绝对垄断并且不平等竞争的条件下，民营企业难以在公共航空领域真正形成“气候”。而中国原有的航空业基本上只有公共航空，通用航空几乎是空白。比起国有航空公司已经构成垄断的公共航空来，本来就基本上属于私人航空的通用航空则是国有航空公司并未占领更不可能垄断的领域，更有利于民营企业的进入。早在“非公经济36条”颁发之前，民航部门于2003年就出台了《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从政策以及法规的意义上，已经初步放开了对私人飞机（包括直升机）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乐清市青年企业家许伟杰组建万鹏通用航空公司，开辟了一个没有国有存量的新的航空领域。自2006年成立以来，万鹏通用航空公司及其飞行总会已拥有各种小型飞机和直升机17架，会员企业近2万家，在温州之外的其他城市建设了6个小型机场。同时，万鹏公司还在西安市阎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管委会及其主任金乾生的支持下，在该基地创建了一家与通用航空配套的西安西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许伟杰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该公司2009年已生产72架飞机。继万鹏公司之后，温州市鹿城区以朱松斌为首的一批企业家也组建了航空航海运动协会及其海陆空俱乐部，从美国引进了两架直升机（另5架明年到货）。由于民航管理部门对发展民用航空特别是通用航空的积极态度，由于基层政府特别是国家航空产业基地及其领导对民营航空业发展的有力支持，更由于许伟杰们的勇敢创新，通用航空发展的最大障碍即空中管制终于放宽。2010年9月，期待已久的《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指导意见》颁发，中国的航空业对民营通用航空“开放天空”已经希望在即[8]。
金融业也是温州民营企业积极要求进入并已经有所突破的垄断部门。温州是中国民间资本最充裕的城市，同时也是民间资金供求矛盾较为尖锐的城市，无论是国有单位垄断的金融机构，还是非正规的民间金融，都难以满足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长期以来，温州民间金融为进入正规金融业一直在进行着顽强不懈的努力，早期也曾经在地方领导人的支持下一度以民营的城市信用社等方式有所突破，但后来这方面的改革多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近年来，在正规民营银行仍然难以设立的情况下，温州民营企业纷纷以各类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名义实现向金融业的转型。至2009年，这类机构已达1340多家，包括担保公司150多家，典当行48家，寄售行360家，投资（咨询）公司780家。据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调查，这类融资性中介机构2009年的周转资金约为1880亿元。例如，正泰、天正等不少大公司均单独或参与设立了投资公司以及相应的风险投资基金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9]，正泰、奥康、森马、华峰等知名企业也都成为所在县（市、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起单位，报喜鸟集团则组建了村镇银行。
温州民营企业以融资性中介机构的名义参与金融业，政府主动改革的因素表现为，在2005年的国务院颁发的“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非公36条”中，第5条即明确宣布“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对于包括企业间借贷的民间借贷，央行早在2003年曾发出修改《贷款通则》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取消了原第六十一条有关“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的规定。前些年拟将推出的《放贷人条例》，也意在为民间借贷提供更为合法、规范和大规模经营的法律保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贷款通则》征求意见稿和《放贷人条例》并未施行，但国家金融权力中心的意向已经明确表示。2010年国务院的“新36条”，更是将“非公36条”有关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等垄断部门从“允许”提高到“鼓励”，温家宝总理也一再强调这些部门对民营企业的“非禁即入”。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华侨身份的温州民营企业家直接向国务院递交了《关于要求设立温州华侨银行的报告》。或许，民间自发和政府主动的结合，有可能使温州成为从金融压抑向金融深化转型的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参考文献
吉姆·科林斯：《从优秀到卓越》，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阿里?德赫斯：《长寿公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马津龙：《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芝加哥研讨会”演讲稿（会后已收入正式出版的论文集），2008年7月。
马津龙：《“突围”期待突破》，《温州都市报》2009年3月27日。
马津龙：《金融中心或成温州升级新目标》，《温州日报》2009年4月1日。
马津龙：《温州应率先成为中国的通用航空城》，《温州瞭望》杂志（现为《温州人》杂志）2008年第11期。



[1]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07年公布的《中国百佳产业集群》中，温州拥有“中国皮鞋产业集群”、“中国中低压电器产业集群”、“中国汽车摩托车配件产业集群”、“中国锁具产业集群”、“中国打火机产业集群”、“中国人造革产业集群”、“中国休闲鞋产业集群”、“中国印刷产业集群”、“中国塑编包装产业集群”、“中国拉链产业集群”等10个产业集群，为全国产业集群最多的城市。

[2] 根据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的统计，在2002年第2季度全国皮鞋企业销售额前30名中，温州企业就占了19名。但温州业界所估计的产业集群市场占有率（下同），未必十分准确，不同年份也有所变化。

[3] 在2002年评出的首届“中国十大锁王”中，温州市占有 “天宇”、“五洲”“宝得利”、“坚士锁业”、“霸力”等5个品牌，其中五洲等4大锁王后来组建成强强集团。

[4]“中国品牌之都”的评定标准，一是“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量10件以上，二是“中国名牌产品”拥有量超过25个，三是“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拥有量不少于5个。2008“中国十大品牌之都”依次为：深圳、佛山、绍兴、杭州、宁波、泉州、苏州、温州、广州、长沙。

[5] 计划经济建立的工业电器基地包括北京、上海、天津、沈阳、佛山、天水、遵义等处。

[6] 在改革缺乏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情况下，温州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式的自发民营化，基本上只能局限于一般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而难以进入国有单位垄断的部门。

[7] 笔者历来不赞成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的所谓“混合经济”（马津龙，2008，2009）。温州的经验表明，且不说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哪怕在民有资本为主的企业里，少量国有资本的进入都有可能使企业丧失民营机制。例如由民营的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来的温州银行，合并过程中加入少量国有资本，控制权就基本上受国有股决定。甚至股权几乎完全为私人或私人企业所有的农村合作银行，由于是由原农村信用社联社演变而来，也没有人认其为民营或民间银行。因此，均瑶集团后来退出在东方航空武汉公司的参股应为明智之举。

[8] 温州不在少数的拥有劳斯莱斯、宾利和迈巴赫等豪华车的企业家都可以成为潜在的通用飞机用户。

[9] 据温州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市2010年投入各类基金的资金在1500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