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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旦大学和“第一财经”传媒“中国经济调查”公开系列讲座上的演讲(2011-6-21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因为是阶梯教室,所以需要仰视。
文化为体制之母。
——伊彤加·曼格尔勒·丹尼尔
第二部分:从哪里来?——寻找温州模式的文化DNA
在中国尚未明确市场取向改革的情况下,温州率先形成民营化、市场化的独具一格的温州模式,是否意味着温州具备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的市场经济的文化基因呢?
人类社会率先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那些国家所具备的相应的法律和价值观念等文化基因,中国历史性地缺乏,温州同样缺乏。
古罗马有《十二铜表法》和以查士丁尼皇帝名字命名的《法典》、《法学总论》和《法学说汇纂》,欧洲中世纪有商业法和商业法庭,威尼斯500多年前就有了《专利法》……中国历史性地缺乏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制基础。
同样,中国历史性地缺乏尊重和维护个人财产权利的观念和行为传统。英国宰相威廉·皮特有一句广为流传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名言,原文是这样的:“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打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踏进这所房子,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跨过这间破房子的门槛。”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强拆磨坊败诉后赔偿损失并重建的磨坊,至今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哲学家洛克、经济学家休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都一再强调过:“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没有财产权,哪里就没有正义”。孟德斯鸠早就说过一句至今对中国人具有启蒙作用的至理名言:“所有权是道德神、私有财产是道德之魂”。
而中国的传统观念,在皇帝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民间是“均贫富”。故中国最基本的财产权即土地所有权,表现为“千年田,八百主”(顾炎武语)。
如果说温州有什么不同,也许在于受正规轻商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而更多地受非正规文化——习俗、常识、常情——的影响,从而历史性地具有一定的商业文化积淀,近代以来又相对较多地接受了西方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由于种种原因,计划经济并未将温州难能可贵的商业文化积淀和市场经济文化影响荡涤贻尽。无论是重商意识、赚钱欲望、消费倾向等价值取向,辛劳精神、闯荡意识、竞争心理等创业精神,求新意识、平等观念、兼容心理等创新氛围,还是诚信意识、法制观念、协作精神等交往操守,温州较之中国其他地方都具有更强的商业文化氛围。在计划经济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生存压力下,温州民间自发的民营化、市场化现象,尽管惨遭计划经济凄风苦雨的摧残,不断地受到打击甚至镇压,仍然屡禁不止,顽强地表现出来。例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1972年便从马仁桥大队第三生产队开始起步。在改革开放放宽政策的情况下,温州模式以自己卓越的成功,引领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最终走上了市场化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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