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乏慈善，更缺乏感恩-2011-12-20

马津龙

今天翻到几天前《温州晚报》上一篇题为《冬季的“温暖”来自寒冷的新疆》的报道，说的是在新疆做生意的崔国成大嫂，5年前去台州婆家省亲途径温州，在被偷无助的情况下得到南郊派出所民警潘卧虎100元钱的帮助，5年来念念不忘，5年后带着自家种的新疆大枣登门致谢。实际上，温州不少民警都有掏钱的经历，不同的是，这回不是崔大嫂有幸遇上潘民警，而是潘民警有幸遇上崔大嫂。
知恩图报，本是理所当然的事。中国古代就有关于报恩的“生当衔环，死当结草”的典故。但在现实生活中，象崔大嫂这样知道感恩的人实在太少。更多见的是知恩不报，甚至忘恩负义——本人就经历过不止一个这样的人。我熟悉一些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他们慷慨资助的对象，少有表示感恩的，更不要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日之惠终生相还。
中国缺乏盖茨、巴菲特那样的慈善家，中国更缺乏知恩图报的崔大嫂这样的人。可我们偏偏对行善者提出比盖茨和巴菲特更高的“雷锋”式的要求，却少有谴责忘恩负义的。因此，当“中国慈善之星”林圣雄行善的动机受到质疑时，我在他当选1985年度“温州民营经济十大年度人物”的点评中写道——
　　也许是“名”中注定他要效法一位普度众生的印度圣雄，也许因此他的行为要受到是不是图“名”的质疑。前不久一篇报道文章的题目就是《林圣雄：我不辩解，让事实说话》。
显示高尚的成本越低，高尚的人就越多。如果高尚行为必须动机高尚才能被人们所认可，高尚就真的成了只有圣人才有的行为了。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过，“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
其实，没必要要求慈善行为都出自无私奉献的高尚动机，慈善家们都应该是媒体上经常报道的“神秘人物”。一个由个别圣人与更多连感情上的回报都不需要的付出的受惠者组成的两极社会并不是理想的君子国。伪道德的道德高标，对慈善行为不仅不能促进反而会起抑制作用。孔子就批评过他的学生子贡赔本做好事的行为不利于更多的人做好事。中国企业主从事过慈善活动的不到1%，与道德标准上的扭曲不能说毫无关系。
与林圣雄们的慈善行为相对应，社会上应有更多知恩图报的受惠者。中国古代就有“生当衔环，死当结草”的典故——活着要感恩，死了做鬼也要报答。
卡耐基捐出了全部财产，麦当劳的遗孀捐出了全部遗产，比尔·盖茨生前身后也要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他们深信这是在“荣耀上帝”。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口碑就是上帝。面对善人善行，我们没有理由吝惜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