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津龙 发表于 2019-10-11 00:11

多维访谈:我经历的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第三部分10-4 00:35:59)

      按:多维新闻网是设于美国纽约的中文新闻网站,去年曾采访过本人(《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http://www.703804.com/mocuz/42/index.php?mod=viewthread&tid=16341336&viewthread_share=1&isshare=1&version=4.2 ),日前又对本人做了《我经历的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转折点》的采访(他们发来问题,我文字回复后由他们审改),分四部分发出。这里是10月4日凌晨发出的第三部分。
      中共建政70年之际,多维新闻策划采访系列人物,以人物视角讲述和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变迁历史。第一位采访到的是“温州模式”重要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温州学者马津龙。      马津龙1949年出生,即“共和国之同龄人”。作为温州人,他对家乡的变迁是了解的。而其在改革开放之后长期任职于温州市委体改委和政研室的身份,让其成为对温州模式最为了解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马津龙认为,敢为人先的温州商人对中国改革时代具有启蒙意义和象征意义。回顾它的人生70年,从温州看中国,会带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共和国历史章节?此为第三部分。      多维:您属于温州模式研究领域的专家,更是改革开放年代的重要推动者。      马津龙:温州模式研究领域的所谓专家不少,我只是研究时间最长之一而已。比起后来的研究者,我有机会早期参与,而且在最有利的研究机构负责人位置上;比起别的早期研究者,我是至今健在的“幸存者”,其他人或者本来就不是专门研究温州模式的本地专家,或者因年龄和健康的关系而陆续退出甚至已经不在人世。      有机会与这场以温州模式而闻名遐迩的温州改革风云际会是幸运的。作为地方的研究者,多次参加国际性研讨会甚至与诺奖大师同台演讲,全因为温州模式。当然,在改革低潮温州模式备受非议时,本人也首当其冲(人们把谁与改革联系在一起,不是看他在改革高潮时的表现,而是看他在改革低潮时是坚持还是投机,以及身处逆境还是顺境)。      多维:从您亲身经历来说,您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哪些理解?      马津龙:现代化的现代,不同于历史学的现代。这里的现代,是发展意义上的先进;而这里的化,是后进向先进的转化。因此,对于先进国家来说,现代就是现在(暂时不存在现代化);对于落后的国家来说,现代就是未来,现代化即未来化。由于先进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化不能用地理意义上的概念来描述,因此最终才用“现代化”取代曾经有过的“美国化”、“西方化”等种种说法。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不断在进行着(某些“专家”所谓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是一种居心叵测的“低级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现代化还在探索之中。      就制度层面来说,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建设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建设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应该是党和国家。凡竞争性、排他性的私人物品部门,原则上政府都不应该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      相应地,现代化建设的愿景是自发选择、自然演讲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置的“目标”。不是预设1070万吨的目标,然后几千万上亿人“大办钢铁”,而应该是市场的需求决定要素的投入。      现代化建设当然离不开资本、技术、人才(如前所述,本人曾在1980年代公开发表过《现代化建设与人才引进》一文),但现代化的根本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是文化的现代化。      美国现代化理论专家英格尔斯在他的《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一书中引用萨拉扎·班迪博士曾说过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 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如果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将构成对经济与社会的严重障碍。后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维也纳发展研究所举行的“发展中的选择”讨论会上,在回顾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时,曾深刻指出:“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移植先进国家卓有成效的工业管理方法、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以至全部课程内容……进行这种移植现代化尝试的国家,本来怀着极大的希望和信心,以为把外来的先进技术播种在自己的国土上,丰硕的成果就足以使它跻身于先进的发达国家行列之中。结果,它们往往收获的是失败和沮丧。原先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了坟墓。”      中华文明是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有过值得自豪的文化建树和技术发明。由于种种原因,它没有创造出现代科学赖以发展的成体系的数学、逻辑和哲学基础。中国人是世界上智商最高又是人口最多的族群,但中国对人类在科技上的贡献却极不相称(有关专家认为中国人智商的方差小完全是想当然,中国人同样有旷世奇才,也有弱智脑残)。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格格不入。      而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其难度远非经济上的现代化可比。中国的现代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借用《共产党宣言》语),谈何容易!      中国改革从制度创新向文化创新的深化,实在是任重道远。对此,如果还停留在“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思想上,还在《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国学”、“国粹”上抱残守缺,那就南辕北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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