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温州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在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当中，温州人勇当探路者，谱写了市场经济的传奇，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留下了“温州模式”解决方案。
如今，作为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民营企业已成为温州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总量占到99.5%。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体有22.3万家，924万常住人口，每41个人中有一个老板。民营经济在这里蓬勃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温州又一次率全国之先，创建“两个健康”先行区，着力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争当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领跑者、弄潮儿。这股自由的“市场化”之风正在这片土地上劲吹。
温州模式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正道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时间已经过去十年，马津龙至今记得2009年央视评选“中国十大最具活力城市”时对温州的颁奖词。“这句话用来描述温州还是很准确的。”
40年前，改革春光乍泄，温州勇于冲破思想禁锢，民间自发地以商带工，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温州模式”由此成为令人振奋的活力样本。“‘温州模式’指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原有的计划经济向新的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温州选择的民营化、市场化改革路径和方式。”马津龙介绍。
1995年8月，马津龙（右）应邀
参加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十届年会，
19日下午做《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与前景》演讲，会后与易纲合影。
为什么会诞生“温州模式”，原因有许多说法。有人归结为当时温州的贫穷，穷则思变，国营、集体经济又相当薄弱；也有人认为与温州传统的商业文明、永嘉学派等密切有关。“‘温州模式’是在中国改革背景下，基于当地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
马津龙认为，由于历史、文化的特定原因，温州民间自发地选择了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即所谓“温州模式”，这首先要归功于温州的民营企业家。没有民营企业，也就没有“温州模式”。但他透露，“温州模式”最终得以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沉重压力下获得艰难的成功，也离不开支持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工作者和各级领导干部为“温州模式”的摇旗呐喊、奔走呼号、保驾护航。“1980年代，我先后在袁芳烈、董朝才两位市委书记手下担任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在这个层面的领导干部当中，他们的思想是比较解放的，如果换了较为保守的领导，也许情况就会不同。”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发动。但改革究竟是要改善、完善原有的体制，还是摒弃原有的体制，改革的目标究竟在哪里，最初并不明确。直到1990年代之后，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改革不只限于经济领域，但就经济制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没有民营化的市场主体，就谈不上市场经济。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正是‘温州模式’引领中国改革走上市场取向的正道。”
马津龙表示，“温州模式”的意义就在于此——在当年中国尚未明确市场取向改革的情况下，率先形成民营化、市场化的独具一格的“温州模式”，给中国改革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有效途径。尽管“温州模式”条件下，从头发展的家庭企业、家庭作坊、个体工商户体量弱小、档次低下，但相对于产权归“集体”“全民”的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改革初期唯独温州比较普遍地选择了民营经济的方式，这具有市场对计划的制度优势。正是凭借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使得贫穷落后乃至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的温州农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神奇般崛起。
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温州模式”的启发和诱导，各地集体乡镇企业先后普遍改制为民营企业，温州发挥了其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为体制外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创造环境 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
如今，中国经济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温州模式”也正经受挑战。
“‘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引领中国民营化改革意义上的区域模式已经不复存在。”马津龙说，在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合成推理谬误，意思是一个地方选择了某种模式成功了，但所有地方都是这种模式的时候，这个模式就不可能独具优势。就如有一个人站起来后，视野开拓了，但所有人站起来看时，就没有这个效应了。温州当时能够神奇般崛起，与制度上的先发优势有很大关系，而当这种制度优势弱化了，甚至荡然无存了，只能回归到本来应有的状况。
“温州模式”曾以体制外市场经济的超前发展而令人关注，温州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地从体制外全面“长”入体制内，更是令人瞩目的战略转折。遗憾的是，中国先易后难、局部突破式改革已经没有多大余地，“温州模式”也未能成功地从体制外“长”入体制内，无法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2008年7月，参加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改革30年芝加哥研讨会”。
7月17日上午做题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的演讲。
当天中午与科斯共进午餐（科斯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家）。
但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即市场主体的民营化，始终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马津龙表示，温州模式所做的政策选择、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依然任重道远，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完善。
重启改革，再度出发。站在改革开放40年后新的历史节点，温州经济的再出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温州模式的再出发、温州民营经济的再出发。“温州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走改革道路，继续发展市场化经济，创造更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以促进那些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胜出的本地优势企业、优势产业的发展。”
让自由之风劲吹（斯坦福大学校训）
在马津龙看来，“温州模式”本质上属于自由发展条件下形成的自由秩序或者说自发秩序，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精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和哈耶克曾说过，经验表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发展的出路。而自发秩序、自由精神，正是市场经济的要义和真谛。”
“温州民营企业的成功之路，证实了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所得出的‘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马津龙说。
“无论是某些机构或专家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宜居城市排行榜，还是中国城市幸福指数排行榜，都没有将‘自由’考虑进去。”他说，其实，自由并非仅仅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普世价值，是一切价值观的核心。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并非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一时的观点。直至1894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意大利社会党人米·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其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题词，恩格斯考虑再三，认为惟有《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段话才是最合适的。
“作为宜居城市的标准，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固然重要，但自由意义上的‘空气’质量更为重要。‘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是中世纪欧洲非常流行的一句谚语。正是‘自由’的城市空气，推动着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
“人们常常理直气壮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而自由则是判断发展的硬道理。阿马蒂亚·森的代表作正是《以自由看待发展》，他认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自由，作为温州精神的核心，也是温州发展的要义，我们应该让‘自由之风劲吹’。”马津龙如是说。
对话
Q1：请用三个词来描述一下您心目中温州人的特质。
A1：独立人格，自发精神，自由意志。
Q2：时代的缩影同时烙印在城市变迁中。请从您个人的角度出发，谈谈在温州生活的这些年里，深刻感受到这座城市在改革开放影响下，哪些方面有了巨大的变化？
A2：身份自由和人的解放。在传统体制下，每个人的“出身”“成分”（这是从上小学开始经常要填写的各种表格必不可少的栏目），乃至“户籍”，不仅决定着自身的命运，而且决定着子孙后代的出路。身份制度不仅压抑了个人自由，而且造成了全社会人力资源的极大损失。改革以来给传统体制下的“农民”提供了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于是就涌现出了以南存辉为代表的一大批对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
因此，改革所带来的最大进步，不只是经济发展，而是身份自由和人的解放。正如英国法律史家梅因所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Q3：温州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在您看来，支持温州过去四十年一路前行的原动力是什么？
A3：从谋生到谋事，再到自由发展、自我实现。
Q4：为了轻装上阵，再度出发，您认为，温州最需要抛下的历史包袱是什么？
A4：抛开急功近利的物质主义，更多地追求品质、品牌、品味。
Q5：请您对“温州改革开放再出发”送上一句您的寄语。
A5：依靠民间力量、市场力量，力争再做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
本文刊于温州人杂志2019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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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11 1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