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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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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5 22: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按:为配合“8090”青年企业家寻访活动,电视台“温州人APP”的金安静让我写一篇评论。我给的稿子文字较长,受篇幅限制,她做了较大的删减,并添加了与这次活动相关的内容。


微信图片_202011051409401.png

温州人APP:
http://wzr-share.wzqmt.com/top/folder17/2020-11-02/gNtbQsiGepQ3Oly5.html?_hgOutLink=news/newsDetail&id=26412

浙江新闻:
https://zj.zjol.com.cn/news.html?id=1554586

今日头条:
https://m.toutiaocdn.com/i6891063800972182023/?app=news_article×tamp=1604454165&use_new_style=1&req_id=202011040942450102040311003500D1D1&group_id=6891063800972182023&tt_from=weixin&utm_source=weixin&utm_medium=toutiao_ios&utm_campaign=client_share&wxshare_count=1

       附:我的原文
“8090”: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并不存在市场主体意义上的企业家。由于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温州在中国最先形成民营企业家群体。第一代企业家大都出生于五六十年代,如工业电器业的南存辉、胡成中、高天乐,鞋业的王振滔、钱金波,服装业的吴志泽、周成建、邱光和,以及其他行业的尤小平、王莲月等。电器业、鞋业的郑元孟、郑秀康等不多的“元老”级企业家则出生于四十年代。
       作为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大都出生于七八十年代。如家族二代的朱立科、潘建中、郑莱莉、柯巴嫩,以及创一代的彭星、陈晓敏等。这次寻访的“8090”青年企业家,也可以归类于这一代(无论是家族二代还是创一代)。
不同于我那10余年间兼职《财经会客厅》时对南存辉、王振滔等几百位企业家的访谈,这次的寻访“8090”,其中多数人还需要经过探寻、寻觅才能得以采访。熟悉企业界如我者,也只认识其中的1/3左右(有微信联系的不到1/5)。除了不多小有名气的(也有个别曾被媒体聚焦而一时名声大噪的),大都默默无闻。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够优秀,更不意味着他们对温州经济发展并不重要。他们中有使企业超越家族一代的(张鹏飞、金欧阳、郑革等),有白手起家做到行业内名列前茅或者即将上市的(林育、汪一新等),也有将传统的扫马路做成现代智慧服务业的(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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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8090”青创秀④丨汪一新:奋起逐梦 “筑”福温州 https://mp.weixin.qq.com/s/c7uaaOOA5N2BSmigrCT5Fw
“8090”青创秀⑮丨章新:小小的扫把 大大的梦想https://mp.weixin.qq.com/s/T0pNhz8k-dbX1smY9z9dhw是大家不太熟悉的。
       对于其他青年企业家包括“00后”企业家来说,也许不会再有第一代企业家因为温州改革先发优势带来的“运气”(罗胖60秒:我们是本事大还是运气好?https://mp.weixin.qq.com/s/m3HHSjF9_oDUppN-bqnXGA ),因此,50位“8090”的经验很可能更有借鉴意义。
       这一代企业家已经成为温州企业界的中坚力量,温州经济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一代企业家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温州没有太多资源禀赋的优势,温州的发展首先靠的是温州人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温州的企业家精神。因此,温州经济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这一代对温州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也是因为“运气”,使我有机会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经济改革从而与温州的第一代企业家“风云际会”(包括这批“8090”中的不少父辈)。正是他们所代表的温州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或者用陈伟俊的“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创新”的精神),创造了温州模式的奇迹。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不管他们的创业方式和市场环境与上一代有何不同,企业家精神是他们共有的特质。
       温州没有太多资源禀赋的优势,温州的发展首先靠的是温州人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温州的企业家精神。因此,温州经济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这一代对温州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企业家精神首先是创新精神。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1985年出版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所说的企业家就是创新家,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也就是创新精神。
       温州第一代企业家白手起家创立民营企业,从家庭作坊到“股份合作制”到公司制,为温州创造了企业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从无到有创立几十个产业集群,创立正泰低压电器、奥康皮鞋、永固电力金具等多个行业标志性品牌,为温州创造了产业上的比较优势。
       关于企业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创新,20年前我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资料》月刊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依然有效。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2.JPG

       (马津龙:《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http://www.703804.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75846&extra=page%3D1)
       在已经产生的50位“8090”青年企业家中,家族二代企业家占了2/3左右,“8090”中影响较大的企业家,也多为家族二代。
       与独立创业的“8090”不同,家族二代还面临财产和相关的权力如何转移,以及产业如何传承的问题。
       所谓“打虎亲兄弟”也许适用部分第一代创业企业家族,但家族二代企业在产权特别是控制权上不宜分散(二代继承的兄弟姐妹不同于一代创业的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更不同于亲兄弟姐妹),这将使企业面临家族遗产继承和企业产权安排如何的平衡的问题。
       企业的权力转移也不宜过晚,知名企业家大都是大器早成。温州第一代企业家创业之初大都只有20来岁,甚至只有10多岁。如山西晋城温州商会会长周纪迁(“8090”周浩浩的父亲)、新疆喀什浙江商会会长林勇、西藏浙江商会名誉会长林秀丽,都是13岁即外出经商。二代若长期处在从属的位置上,不仅经营能力得不到培养和发挥,而且,随着年龄增长,人的创新精神也会递减。
       泰昌的创始人出车祸是个悲剧(逝世之前不久他还请我给他们公司中层以上干部讲了一次课),但聊可告慰张贤瑞在天之灵的是,泰昌在他之后依然健康发展、蒸蒸日上。我们不能揣测张贤瑞若能与多数同龄的企业家一样至今还在“战斗不止”,泰昌的发展是否会更好一些,但张鹏飞(“8090”)不大可能如此早早地脱颖而出。
       心理学、经济学都对创新与年龄的关系有所研究。美国心理学家莱曼认为,创新与创造的最佳年龄是在25岁至40岁之间,这是一个最容易取得成功的黄金时代。经济学家则从创新成果价值贴现的角度,认为中年之后的创新精神是与年龄是成反比的(创新的失败率很高,史玉柱、罗永浩如果年龄较大就不可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解决家族第二代及早接班的问题,不少家族一代采取让二代独立经营子公司的做法。陈时升则将星际主业交给儿子陈序(8090),自己从事别的业务。
       所谓家族企业的“富不过三代”问题,人们历来都从家族制本身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其实主要是外部环境造成的。历史上,中国式的“农民起义”以及与此相关的改朝换代,基本上是世界历史上的特有现象。例如英国从诺曼王朝直至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1000余年时间里虽说也经历了9个朝代,其实都是一个家族内部的纷争。日本更是自天皇制度建立两三千年以来乃至上古神话以来都是一个家族,所谓“万世一系”。所以它们才有众多的百年乃至千年企业,其中日本的百年企业多达50000家(有说35000家的)、千年企业21家(有说7家的),我在京都参加国际会议时就参观过成立于公元587年的池坊公司(中国不多的几家产权已经面目全非的“老字号”,并不符合国际企业史学界关于长寿公司的标准)。

十四个世纪透过碑文注视着我们…….JPG
   当我们的企业还在为“百年老店”奋斗的时候,这家叫池坊的企业已经走过1400多年的风雨历程。

       至于家族企业究竟是以封闭的家族制形式世代相传,还是最终演变为公众公司,这与产业性质有很大关系。全世界所有百年千年家族企业,基本上都是传统产业。而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的高新产业企业,则必须在全社会范围里选择最优秀的管理人才,控制权不可能在家族内长期传递。如苹果、微软、谷歌,BOSS早已不是乔布斯(何况已故)、比尔·盖茨和佩奇、布林。这类企业能够在家族之内传递至二代的,也只有极少出了个异常优秀的二代的,如IBM继承老沃森的小沃森。
       在产业传承上,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产业和个人的特质(收入弹性、比较优势),以及“8090”二代的个人意愿做不同的选择。普遍的选择是继承一代产业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巨一鞋业的潘建中(70后)、奥康鞋业的王晨(8090)、电力金具业的郑革(8090)和餐饮业的柯巴嫩(70后)等。也有在产业内部调整的,如同为养殖畜牧业但从父辈的养鸡业转变为奶牛饲养和牛奶加工、销售以及相配套的烘焙业的朱立科(70后)。还有选择完全不同的产业的,如从父辈的鞋业转变为互联网业的金欧阳(8090)。当然,每个人未必都“一生只干一件事,一件事情干一生”,丘吉尔既是记者、画家、政治家、演说家,还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拿破仑和美国20任总统加菲尔德还是数学家呢!温州也有如侯传芳从企业家转变为画家的,何可人从经商转行画画和办民宿的,北大法律硕士毕业并在帝都干了10年律师最终回归故里办墟里民宿的……

       (马津龙:《创业人物访谈》
https://mp.weixin.qq.com/s/awme6dqg6ck4aYSWqFmc2g)
       对于温州民营企业在产业上的转型升级,也许不是产业性质决定企业性质,而是因为难以突破家族制决定了很难选择那些不适应家族制的产业。在当前与某些发达国家一定程度上脱钩的情况下,那些对全球产业链依赖程度很高的高新产业,不用说中小企业,就是大企业也难以选择(芯片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制造的,美国英特尔离不开英国ARM架构,包括台积电和三星,都离不开荷兰艾斯麦尔的光刻机,而艾斯麦尔的光刻机有10万来个零部件,每个零部件都只有德国、日本等一两个国家能够制造)。其实,那些中小企业可以选择的为高新产业配套的零部件产业,例如日本制造高铁所用“永不松动的螺帽”的小微企业哈德洛克(F-35战机上的螺丝就不好意思提了),比起任何高新企业都并不逊色。更不用说还有大量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可供选择。日本大量的零部件生产企业,以及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护颈“神器”、地铁睡觉“神器”之类,只要具有想象力和具备匠人精神,科技水平不高的企业也是可以搞的。
       而且,百度、京东、支付宝、微博、微信、淘宝、滴滴、搜狐、美团所有这些不是首创而靠模仿的互联网模式,缺乏的也只是想象力而不是科技。连最近网上看到的挪威辛迪纳公司制造的不用水冲的焚化座便器,
(https://mp.weixin.qq.com/s/LOLfa9AxzrAUd11NQ85Uaw;https://www.gostech.cn/productinfo/248196.html?templateId=1133605),也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的东西(抽水马桶曾经被评为20世纪影响人类生活的最伟大发明,不仅取消了排污管、化粪池,而且使焚烧后的残留灰烬成为富含钾、磷的有机肥料,说不定成为21世纪影响人类生活的最伟大发明)。

      其次,企业家精神包括敬业精神,这是一种对坠入情网般的热爱。20世纪的世纪经理人韦尔奇几十年里对GE公司从不厌倦和懈怠,多次被评为最佳首席执行官的凯莱赫,更是对他参与创立的美国西南航空公司情有独钟:“我爱它,我爱它——我确确实实爱它!”
      与此类似的有温州的第一代企业家周成建,他在解释公司名称的含义时,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美特斯是他的爱人,而邦威是他的儿子。虽然他的爱人并不叫美特斯,但他的儿子却真的叫邦威。只不过与国际上那些以创始人的名字(姓)命名的知名企业不同,周成建是先有公司名称,后以公司名称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的。已故企业家滕增寿更是对他的国企改制的东方公司“爱厂如命”——据说他在上任之初就公开表示,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扭转这家企业的亏损,便杀身成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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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津龙:《企业家的三境界》,《企业家的三境界》一文,这是我为《走近南存辉》一书所作的跋。
http://www.703804.com/thread-16184837-1-1.html)
       企业家的敬业精神,有时甚至达到宗教徒般投入的狂热,这是一种视职业如神召的精神。。中文将英语的calling翻译为“职业”,少了一点原文中神的召唤即上帝的安排的意思,即使翻译为“天职”,也不是很准确,因为神是有位格的而天是没有位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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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津龙:《我也在场》,这是我为《奥康:一切正在改变》一书所作的序。
http://www.703804.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4839&page=1&extra=#pid37714889


自由引导奥康 2.jpg
自由引导奥康 3.jpg

       马津龙:《温州背景下的自由企业》
http://www.703804.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84668&page=1&extra=#pid37714717)
       中国的民营企业包括温州的民营企业难以摆脱家族制,除了自身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之外,也与缺乏企业家般敬业的职业经理人有关。老牌的如GE公司和IBM公司后来的董事长和CEO都是职业经理人。苹果公司的现任CEO库克、董事长阿特·莱文森,谷歌公司的现任CEO桑德·皮查伊、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微软公司的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董事长约翰•汤普森,都是职业经理人。其中谷歌CEO和微软CEO还是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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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精神不等于吃苦,吃苦也不是粗茶淡饭、挥汗如雨。网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大多数人对吃苦的含义理解得太浅了。穷根本不是吃苦,穷就是穷,不是吃苦。
       吃苦不是受穷的能力。吃苦的本质是长时间为了一件事聚焦的能力,以及为了长时间聚焦做一件事的过程中,所放弃的娱乐生活、所放弃的无效社交、所放弃的无意义的消费生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忍受的孤独和不被理解。本质是一种自控能力、自制能力和坚持能力,以及深度思考。
       很大程度上,靠自己成功的富人,往往比穷人能吃苦,否则他就不能靠自己白手起家。
       你会发现他富了以后做事情还是比你勤奋、还是比你能忍受孤独、还是比你更有理想。
       这才是吃苦。”
       如果说第一代企业家的艰辛是所谓“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出差坐火车则是钻到别人座位底下睡觉),那么,第二代企业家特别的8090,更多地则是自律、专注、坚守。

       第三,企业家精神包括合作精神。合作精神包括对内的精诚合作和对外的合作共赢,而不是“他人即地狱”式的你死我活,不是什么“赢两次”、“合起来把谁做掉”。这方面恰恰是温州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最缺乏的。公司最高层往往是“一山不容二虎”,不像英特尔(诺伊斯、摩尔、格罗夫)、惠普(修利特、帕卡德)、谷歌(佩奇、布林)、苹果(乔布斯、沃兹尼亚克、乔纳森·伊夫)、微软(比尔·盖茨、保罗·艾伦),都是联合创始人精诚合作的企业(之后的继承人也往往不是一人大权独揽)。欧洲也一样,劳斯莱斯、百达翡丽、江诗丹顿、爱彼……名称都是由两个人的名字构成的。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在温州的第二代企业家中,也有唯品会5位联合创始人的合作佳话,据说董事长兼CEO沈亚(70初)与副董事长兼COO洪晓波(70末)连办公室都是合作共享而不是各自独立的。
       合作精神的缺乏,反映的是信任的缺乏,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导致社会资本的稀缺和交易费用的高昂。
合作精神的建树离不开整个社会信任文化的创新,温州企业家特别是8090企业家应该为此而努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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