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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温州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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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01: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按: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由温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卢剑平主编的《我与温州模式》一书11月6日在市政协举行首发式(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8月北京第一版)。该书收录了改革以来对温州模式较有研究的专家、学者的35篇文章,本文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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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篇目排序上,外地在前,本地在后,以年龄为序。

       有机会较早参与对温州模式的研究,对我来说有点偶然性。本来温州市委党校上报的是教育长[1],市委常委会在讨论时把我换到了正在着手成立的市委政策研究室(将市委办公室的调研室独立出来,与市政府所属的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合并,故同时挂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的牌子)副主任位置上。我与当时的市委常委包括第一书记袁芳烈没有任何人事上的关系,把我换到比党校教育长“分量”更重的政研室副主任位置上,我想既与1980年代前期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做过有关温州模式的报告,在省委党校校刊《实践》(后改称《浙江省委党校学报》)上发表过有关温州模式的文章有关(当时不大有人在刊物上发表这方面文章的),也与另两位副主任中一位主持工作的已经接近50岁,另一位接近退休年龄,而我才30余岁有关(当时强调“班子”的所谓老中青“三结合”结构)。
       作为温州模式形成以来基本上全程参与的亲历者,又长期处在温州市委、市政府与温州改革和发展包括温州模式研究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上[2],从而有机会参与温州模式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和政策咨询工作,有机会较多参与国内外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包括温州模式有关的研讨活动。这些工作和活动部分体现在公开发表的演讲、访谈、调查报告、论文、汇报材料和专著、编著上。
       一、演讲、访谈
       ——《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发表于1988年10月7日的《温州日报》。当年10月19日至22日在贵阳举行的西南五省六方(四川、云南、广西、贵州、西藏加重庆)经济区市长联席会第三次会议特邀温州市长出席,市长刘锡荣批示让我代表他到会演讲。演讲内容包括《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一文的观点和温州股份经济的情况(有关文章收入会议的《文件资料汇编》)。
       本文以温州模式为例,说明民营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在我担任温州市委、市政府研究部门负责人的20多年时间里,这篇《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是唯一一次主动为领导起草的论文。此前,交待我的文字任务尚有多次推脱的。例如1989年7月随同董朝才书记、刘锡荣市长参加有关温州问题的省委常委扩大会,第一天晚上讨论了当天的会议情况后,让我起草第二天市委书记表态的发言稿,我知道这种差事吃力不讨好,就以我不擅长于写这类稿子为由(这倒是事实),硬推给当时的政策研究室主任郑达炯了(我当时已经调到市政府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当时认为改革已经10年,方向不明的“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也应该明确目标了(文章第一部分的结束语就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深刻反思温州10年改革过程中经济格局的消长变化,这对于我们如何选择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无疑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于是主动为当时的温州市市长刘锡荣起草了这篇文章,希望以市长的名义产生更大的影响。幸亏刘市长处事谨慎,认为还是以我本人的名义而不要以他的名义为好。现在想来,后来任省委常务、温州市委书记的刘锡荣在没有任何政治不正确的文字依据,而个人廉洁又有口皆碑,再加上父亲刘英这一高干、烈士的“身份”,调离温州不仅没有得到提拔,反而受到严厉批评(据说他在省委常委会的个人表态是“保留个人意见”),如果这篇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后果将不堪设想。该文鼓吹“摈弃传统的公有制形式,建立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民营化的微观基础”,断言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在1992年之前无疑难逃私有化、自由化“罪责”。

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JPG 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2.JPG 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3.JPG 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4.JPG

       ——《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初稿系作者1995年8月应邀在中国留美学人经济学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召开的第十届年会上的演讲提纲,回国后在演讲提纲的基础上写成《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长文,发表于1996年第3期《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1.JPG 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2.JPG 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3.JPG

       那届的中国留美学人经济学会会长是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易纲。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出国,整个行程都是易纲给我安排的,包括全部机票(温州-上海-洛杉矶-密西根-纽约-上海-温州)都是他买好寄给我的。
温州经济改革的历史、现状和前景4.jpg
(上图是演讲当天与易纲合影。)

       ——《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前景》, 2000年12月下旬在神户大学举办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与农村社会变化国际研讨会”的演讲稿,会后收入日本方面出版的研讨会文集。
       ——《温州模式的演变与创新》,系作者常年应邀赴各地宣传温州改革的主要演讲稿,转载于2000年第1期《江苏改革》、2001年第8期《决策咨询》(该期题目为《温州模式的来龙去脉》)等杂志上。
文稿内容包括①温州模式的形成条件;②温州模式的创新过程;③对温州模式的认识。
       ——《如何升级温州》,发表于2002年9月30日出版的第39期《三联生活周刊》。这是该刊对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毕马威总裁黄辉和本人就“如何提升温州经济”的一组访谈。
       ——《民营企业如何壮大》,这是在2004年IT经理世界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主持的一场高峰论坛,访谈录发表在《2004经理世界年会特刊》上。
民营企业如何壮大 2.JPG

       ——《温州模式:危机、探索与反思》(上海第一财经电视访谈节目,2004年9月12日播出)。
       上海第一财经曾多次邀我做访谈节目,其中《激荡三十年》、《头脑风暴》的有关节目都是比较熟悉的吴晓波、袁岳邀请的(也做过《波士谈》的节目,但不是主持人袁鸣邀请的)。这期《财经郎闲评》的《温州模式:危机、探索与反思》,是郎咸平通过别人邀请我的(他还邀我做过另一期分析温州炒房团的节目),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炮轰格林柯尔、TCL和海尔的故事,更不了解他当时宣扬国有企业效益不比民营企业差、主张停止国企产权改革、反对国退民进的机会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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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结束郎送我一套他的新书(作者介绍是典型的郎咸平风格)。

       ——《温州如何再造先发优势——在市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创新温州模式座谈会”上的发言》(2008年5月11日)。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2008年7月17日上午,文章收入会后的出版物)。
       2008年7月14日至18日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改革30年芝加哥研讨会”,是中国改革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由经济学诺奖得主科斯发起,而科斯是在理论上(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对中国改革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除了科斯、诺斯、蒙代尔、福格尔等多位经济学诺奖得主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外,还有其他国家以及中国的众多经济学家参会(中国大陆的有北京的张维迎、周其仁、茅于轼,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以及企业界的王石等)。由于会议对温州模式的特别关注,会前科斯还特地派他的助手王宁来温与我接触。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温州模式——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JPG
(上图是演讲当天与科斯教授共进午餐。)

       ——《温州模式的再思考和再创新》。这是2008年10月27日参加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浙商研究会承办的“创业创新·浙商之道”高峰论坛,在之江饭店多功能厅的“商帮文化和浙商特质”分论坛上的演讲。
       ——《温州模式对晋州经济发展的启示》。这是2010年6月18日在晋州市影剧院召开的温州模式报告会上对晋州市机关干部和部分企业家的演讲。市委楚行宇书记等四套班子成员参加了演讲会。
我在全国很多城市做过有关温州模式的演讲,晋州的特别之处在于,该市存在一个与温州模式格格不入的周家庄乡,该乡是全国至今唯一依旧坚持人民公社制度的地方。但晋州市有关领导对温州模式又颇感兴趣,特邀请我前往做这场报告。
       ——《温州产业集群和企业演化——“城乡统筹与经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2010年11月7日),论文收入日本神户大学加藤弘之教授和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吴柏均教授主编的《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2010年11月6日—7日,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参加“城乡统筹与经济社会发展”201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代表包括美国密歇根大学和中日几十所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本人是作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兼职教授参会的)。遗憾的是神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日本亚洲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会议日方主席加藤弘之因病未能出席(2000年本人曾应加藤先生的邀请赴日参加中国乡镇企业国际研讨会;2011年10月本人赴日参加在京都同志社大学举行的亚洲政治经济学学会年会,也是应加藤先生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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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温州模式在创新中激发新活力》,这是2010年12月6日温州日报的一组记者采访。
       ——《温州模式: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复旦大学和“第一财经”传媒“中国经济调查”公开系列讲座上的演讲》(2011-6-21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这是应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张军教授和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的邀请,6月21日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所做的题为《温州模式: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演讲。
       这是“中国经济调查”公开系列讲座的第2期(第1期是任志强讲,第3期是柳传志讲)。
我在演讲中队温州模式所下的定义是:“温州模式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率先实行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方式、一种格局……温州模式属于自由发展条件下形成的自由秩序或者说自发秩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温州模式: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复旦大学和“第一财经”传媒“中国经济.jpg 温州模式: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复旦大学和“第一财经”传媒“中国经济.jpg

       ——《温州民间借贷与金融改革》,这是2012年4月28日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宏观调控与金融改革论坛”嘉宾(参加论坛的有李稻葵、陈淮等人)、2012年6月28日在上海汤臣一品会所担任“中国金融改革:创新与挑战陆家嘴论坛”嘉宾、2013年10月20日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信息与工程学院发言的内容。
温州民间借贷与金融改革.JPG

       ——《温州经济困局的文化病因——在“第二届世界浙商大会•世界浙商文化论坛”上的发言》(2013年10月29日 杭州 浙商博物馆多功能厅)。该文被收入《温州发展年度报告·2014年卷》
以往都是从正面宣传温州模式,这次是在2011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背景下,论坛给我的分析文化病因的命题作文。本文从价值取向(赚钱欲望)、创业精神(冒险心理)、创新氛围(社会心理)和交往操守(诚实守信、法制观念和协作精神)等方面,分析了温州模式商业文化的弊端。
本人是上半场演讲的最后一位,论坛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温州经济困局的文化病因》。.JPG

       ——《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这是多维新闻记者根据电话采访整理的访谈录,先发表在2018年8月8日(上)、10日(中、下)的多维新闻网上,后收入即将出版的《多维月刊》。访谈内容包括1、温州模式产生的背景和环境;2、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阶段特征;3、围绕温州模式的争论;4、温州发展现状与温州模式的关系;5、温州模式的历史意义和未来启示等。
       二、汇报材料
       ——《关于“温州模式”的若干问题——向国务院研究室调查组汇报的提纲》,作于1989年10月下旬。这是当时应付国务院研究室调查组的汇报材料(当年炙手可热的反美英雄袁木主任,据说现在美国生活得很滋润),后被宋文光收入1997年出版的《试验·突破·创新》一书(时年84岁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为该书作序)。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国务院有关部门针对温州有过多次“调查”。1989年4月,浙江省石油化工厅的一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提交的一份提案认为,“温州市自开辟为试验区以来……带来资本主义影响也十分严重,物价高涨,走私偷漏税现象严重,一切向钱看,以钱开路,投机倒把、贪污受贿不正之风横行,造成人民间贫富悬殊,多数为投机倒把致富……而山区贫苦农民仍多”,“建议中央和省组织调查组前往温州市总结经验教训”。对此,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指派武树帜等4人于8月26日至31日来温调查。
1989年8月,根据李鹏总理关于研究10年来阶级、阶层变化的批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将温州作为典型调查的对象,并先后两次派人来温调查。
       1989年10月初,浙江省1150信箱转发一位署名“吴金侯”的给江泽民、李瑞环、宋平三位政治局常委的一份反映“温州模式”问题的“小报告”[3],认为“温州模式实为资本主义模式,某些方面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温州是“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共产党员信菩萨”。对此,时任总理李鹏批示“请袁木同志组织调查”。于是,国务院研究室黄家全、李小明2人于10月25日至11月1日来温。
       1991年5月8日,人民日报社编发的《每月总汇》刊登了署名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任医师、离休干部许岳林的《当前温州老板和雇工的一些情况》一文,该文将温州的老板说成是“骑的本田王,穿的‘阿迪’王,睡的弹簧床,抱的‘虾儿’(妓女)王”,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案。该报告引起了有关领导人的重视,王震批示“建议党中央、国务院派清查团,本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温州市早有所闻的严重丧失革命政权乱无法纪,诸多后果查处,不然将大乱”。7月4日至16日,国务院研究室沈柏年局长等四人来温调查,并撰写了《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考察报告》。报告经国务院和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人来回传阅后,以“决策参考”的形式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有关领导。
其中1989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的一次是对温州关系最大的调查,因为这次调查要作出“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结论。调查组事先给温州传了一份“调查提纲”。针对“调查提纲”的10个问题,温州市委、市政府领导人要我负责起草其中1—5个问题的答复。我将其归并为3个问题:1、“温州模式”是理论界的学术概括,还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2、理论界对“温州模式”研究的情况;3、“温州模式”提出依据和目的(问题6—10由时任政研室主任郑达炯负责起草)。很显然,与以往考察不同,这次来势汹汹不是总结经验,“小报告”只是个由头——自始至终也没有查查这个打“小报告”的是谁。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有意否定“温州模式”——否则没必要借题发挥、大动干戈——的背景下,如果是党政部门提出的发展方针,那就是政治不正确的立场问题了。汇报提纲根据浙江、温州省市领导的内部指示和公开言论,表明他们对“温州模式”的提法,始终持保留和谨慎态度。对于第二个问题,汇报提纲列举了费孝通等众多代表性专家的论述。对于第三个问题,汇报提纲以费孝通和中国社科院的文章为例,说明他们分别是从流通体制、运行模式的角度看待“温州模式”和从发展模式的角度肯定温州经验的普遍意义的,回避了敏感的所有制问题(事实上,理论界也没有太多直接触及所有制的;而本人直击所有制的敏感性则只是局限于温州本地)。
12月2日,调查组以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的形式向有关领导提交了《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由于温州党政领导高度重视,积极提供材料(《汇报提纲》只是主要材料之一)、陪同考察,加上调查组人员本身思想并不僵化,“送阅件”所下的结论是“不能认为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模式”(得知内部传来的信息,市委书记董朝才总算松了一口气,尽管因为“温州模式”的压力他已经调离温州而到省里坐体改委党组书记的“冷板凳”了)。李鹏阅后又做了一个批示,还要进一步对股份合作经济再做具体分析。因为判断温州模式是不是资本主义模式,关键决定于温州的公有制是不是主体;而公有制是不是主体,当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份合作制是不是公有制。因为股份合作制在温州的工业总产值当中占到一半以上,这一半以上的经济算公有制,那公有制就是主体;一半以上的不算公有制就不是公有制为主体了。而这个问题恰恰是李鹏敏感的。对此他在批示中提到,这些股份合作制是不是员工都有持股。李鹏的意思显然是,如果员工都持股,人人持股甚至平均持股,那么说这是合作还说的过去,可以算是公有制,如果员工不是都持股,就不能算是合作经济,不能算公有制了。这个进一步的调查其实并没有人过来,仅仅是要我们提供材料,我们在材料中说明温州的股份合作经济有多种形式,一种是人人持股甚至平均持股的,也有是部分人持股的,包括多数人持股或少数人持股,或者也有一些是个别人持股的。领导部门和媒体舆论有向人人持股、平均持股方向引导。实际上温州人人持股、特别是平均持股的无一例外都是失败的,真正能够存在下去的实际上都是个别人持股或者一家人持股的,
从那以后,股份合作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了温州模式的护身符
       ——《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发表于1990年第1期《改革纵横》(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第4期《商业经济·商业企业管理》转载)。本文获1989—1990年度温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该文是根据时任总理李鹏批示的国研字[1989]第12号文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的全国性“阶级、阶层调研”的分报告之一,也是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上半年国务院有关部门多次对温州进行的调查中的一次。《关于“温州模式”的若干问题——向国务院研究室调查组汇报的提纲》涉及的那次调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都有参与,而《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涉及的这次调查基本上只是当时担任体改委正副主任的宋文光和我两人应对,文字由我起草,宋则负责应付调查人员(我与宋在体改委七八年共事胜任愉快,除了观点相似以外,与分工合理也有关系——我负责文字,而他负责行政包括方方面面的应酬)。
1989年下半年,对个体、私营企业主流行着种种指责,高层有“倾家荡产”的说法。温州一些个体、私营企业主因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担心而停业,甚至逃到国外(如当时市区知名度较高的私营企业家潘挺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阶级、阶层调研”主要要求提供“问题”,我还是不得不为温州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仗义执言。
就经济状况,我们利用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有力地证明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是改革中率先脱贫致富的利益群体,从而顺理成章地证明了个体、私营企业主是改革的支持力量(尽管当时事实上存在否定改革的倾向,但至少表面上不大有人公开反对改革)。
       就政治态度,强调“他们的政治态度在主流上是健康的、积极的”。针对当时认为个体、私营企业主中劳教、劳改释放人员较多的说法,以事实说明在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阶层并非由素质相对较低的某些特殊身份社会成员所组成”;即使是那些不享有身份特权的农民、无业市民甚至包括受过政治、刑事处分的人员最先选择个体、私营职业,也不应该对他们采取身份歧视态度,否则将“为渊驱鱼”(在经省里审查上报国务院的材料,以及以个人名义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原稿中的“为渊驱鱼”被删掉了)。
       当时材料特别要求说明个体、私营企业主在“动乱”期间的表现。我们如实反映了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不支持“动乱”的态度,并分析了直接原因和深层原因。
       最后我与宋一起将材料送至省体改委(经济研究中心),通过省经济研究中心上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1990年4月,上海的章琦来温调研,对我这篇文章很感兴趣。他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期间与江有点私交(他是返沪的上海知青,担任外地驻沪办事处主任时有到江家里串门。后担任民间的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于是将我这篇文章推荐给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他说江的秘书一定能交到江的手里的),并给江写了封肯定温州改革发展的长信。信的最后写道:“这次到温州,看到一篇文章,很有启发,作者系温州市体改委副主任兼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年纪较轻。文章观点鲜明,论据有力,特寄给您,供您参考。”
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 1.JPG 温州个体、私营企业主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 2.JPG

       三、调查报告、论文
       ——《农民致富的新途径——关于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的调查报告》,发表于浙江省委党校1984年第11期《实践》月刊上(后改名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这是本人最早在省级刊物上发表的与温州模式有关的调研报告。此前1984年9月初本人在浙江省委党校作了一场关于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发展的大会演讲,《实践》全文采用了那篇演讲稿。
       文章在介绍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发展情况,分析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发展原因、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与本人长期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经历有关(在温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室工作期间,我几乎通读了卷帙浩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所有文章),也与当时的行文习惯有关,我用马克思所谓“现代家庭工业”来定义温州农村家庭工商业“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紧密联系的、与开放了的国内市场直接结合的具有发达商品经济特点的个体经济,是一种专业化、企业化了的个体经济”,并根据当时已经普遍出现的“一些家庭通过入股合伙经营来扩大再生产的现象”,预测“一种带有合作经济因素的、比现在的临时性合伙更稳定的新型的工商业联合体,将会在目前这种个体农村家庭工业的基础上应运而生”(这正是后来一度成为温州民营企业普遍形式的所谓“股份合作制”),指出发展农村家庭工业,将是中国农村向开放性的商品经济过渡、中国农民向富裕文明过渡的“必由之路”。
农民致富的新途径1.JPG 农民致富的新途径3.JPG

       ——《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1986年7月16—18日分上、中、下三期在《温州日报》连载。这是中共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授意本人起草的文章(发表时以“特约评论员”名义)。董朝才是带着组织交待的纠正前任市委书记袁芳烈在温州工作期间“民进国退”的政治“偏差”于1985年底来温上任的,但他后来却比前任走得更远。在董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借助试验区“允许突破某些现行政策”的名义,温州率先颁发了包括《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在内的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的文件,董也因此承受着政治、意识形态的重重压力。文章发表后有人攻击是“资本主义宣言书”,并上告到党中央、国务院。
       ——《“温州模式”与农民企业家》,发表于1986年12月21日出版的第197期《经济研究参考资料》(这是当年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份影响较大的刊物)。
       这是本人较早以“温州模式”为题公开发表的文章之一。该文对雇工经营和“剥削”问题的独到见解,在当时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这部分内容以《关于雇工问题的理论分析》为题,被吉林省委党校的《教学内参》等内部刊物转载);在国内最早公开宣传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开发报》等有关报刊对该文作了摘登或介绍。
       ——《温州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践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与当时的市委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主任蔡燕炯合作,发表于浙江社科院1987年第8期的《浙江经济研究》。
       ——《关于如何搞活国营企业的对话》,以本人与《温州日报》记者金辉、任远对话的形式,分上、下两期于1987年9月16、17两日发表于《温州日报》,后又发表于1988年7月2日的《企业家报》。《企业家报》编者所加的按语提到:“虽然他们谈论的各种问题是针对温州的特点而言,但从总体上说不乏广大国营企业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其中有关国营企业方方面面的改革建议颇具见解,不失为当今国营企业意欲立足市场所应予采纳的良策。”。
       ——《温州私人企业家承租国营工业小企业的尝试》发表于1987年11月15日《经济学周报》(北京的《经济学周报》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份报纸,1989年下半年先后被停刊),人民大学1987年第12期《工业企业管理》转载。
       ——《从幻想向现实的复归——温州农村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革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的探讨》,发表于1988年第2期《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该文分四个部分论述温州模式的作用。“首先,‘温州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温州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其次,‘温州模式’使温州农民真正走上了致富之路”;“第三,‘温州模式’强有力地推动着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崛起”;“第四,‘温州模式’是农民身份自由的伟大解放,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比经济发展更快的速度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
       ——《温州农村民间市场的特色、缺陷和调控机制的发育》,发表于《计划与市场》1988年第3期。该文获温州市自然科学1987—1988年度优秀成果一等奖(本人的文章大都与“温州模式”有关,偏偏获温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现代化建设与人才引进》、《走出经济改革的“炼狱”》等多篇文章,都不涉及“温州模式”)。
       这是从市场角度分析温州模式的文章。第一段就开门见山:“独具一格的‘温州模式’,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形式之一。这是一种以民营企业为基础,以民间市场为依托,以钩销员为骨干的民营化、市场化的经济形式。因此,加强对温州农村民间市场的研究,促进市场调控机制的发育,是完善和发展‘温州模式’的关键。”
       因为这篇文章,1988年底或1989年初,市委常务、常务副市长何荣飞调省里工作前找我商量,要我与他合作出一本《温州民间市场考察》的书。考虑到他不在温州工作了,我不可能像那本《温州经济格局》一样一段时间全力以赴写书,便推辞了。后来何荣飞单独在人民出版社出了这本书,并让出版社寄500本给我让我帮助推销。由于寄来时正值温州模式深受质疑的1989年下半年,何荣飞来信非常严肃地让我将该书封存不要散发出去。其实书的内容即使在当时也谈不上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当时的“温州”已经成了敏感词。
       ——《温州企业产权转让的调查与思考》,这是我担任市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时与当时经济一科的黄德康一起合作的调查报告(黄后为温州市委秘书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发表于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1988年第7期《工业经济管理丛刊》。
温州企业产权转让的调查与思考 1.JPG 温州企业产权转让的调查与思考 2.JPG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构想和选择》,发表于1989年第4期《经济论坛》,获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全国农村改革论文评选一等奖。
       这篇文章与“温州模式”没有直接关系,但评选和颁奖都与“温州模式”有关。
那是1988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来又增挂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牌子)发文举行全国性农村改革论文评选。参选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针对农村改革的,我这篇不仅与“温州模式”,而且与农村改革都没什么关系的文章,居然获得了一等奖。颁奖安排在1989年12月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会议上。记得那次是与共事多年的市委副秘书长宋文光主任一起去北京参会的(温州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就设在我们体改委,宋代表试验区,我是作为获奖作者去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机构好像就没有提起了,杜润生主任闭着眼睛坐在主席台上一言不发。会后不久,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被撤销了,“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老也与李锐、朱厚泽、于光远一起成为当时受审查的4位正部级高干。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构想和选择1.JPG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构想和选择2.JPG 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构想和选择3.JPG

       ——《危机中的选择——柳市产品质量问题的症结与治理》,这是在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转发国家技术监督局等部门《关于温州市乐清县生产和销售无证、伪劣产品的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的通知(国办[1990]29号文件)的情况下,按照当时中共温州市委书记刘锡荣的要求去柳市调查后提供的报告。文章发表于1991年第1期《浙江经济》。
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下达转发的直接针对乐清县的这个文件,是1982年那次打击之后,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柳市镇面临的又一次严峻危机[4]
       平心而论,柳市当年低压电器的质量问题确实不容忽视。问题在于,如果严格按照文件精神和有关领导批示执行,也许后来就不会有柳市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电器基地和正泰、德力西、天正等企业的崛起。
       ——《关于温州市国营和个体、私营企业外部环境的比较研究》,发表于1991年第53期《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这是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较有影响的杂志)。《经济师》(1992年第2期)等杂志转载。
该文作于“南巡”讲话之前的1991年。对于国有企业的搞不活,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国有企业,连集体乡镇企业都受到质疑,更不用说温州这种资本主义复辟之源的个体、私营企业了。因此,错误地认为搞活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压制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从《关于如何搞活国营企业的对话》《民营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构想和选择》《关于温州市国营和个体、私营企业外部环境的比较研究》,以及《温州私人企业家承租国营工业小企业的尝试》《温州企业产权转让的调查与思考》等一系列案例分析,强调国有企业搞不活的原因在于内因而不是外因,不改革就死路一条,这是笔者一以贯之的观点。
关于温州市国营和个体、私营企业外部环境的比较研究 1.JPG 关于温州市国营和个体、私营企业外部环境的比较研究 2.JPG

       ——《温州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结构》,发表于1992年第9期《经济师》杂志,中国人民大学1992年第10期《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转载。
温州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结构1.jpg 温州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结构2.jpg

       ——《温州企业虚拟经营的尝试》,发表于2000年第1期《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及其政策环境》,发表于2000年第8期《中国改革》
       ——《温州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背景和形成机制》,发表于1991年第4期《经济论坛》。发表时编辑部为该文加了如下按语:“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坚持,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必须改革,这已是大家的共识。本文立足于温州地区的改革实践,对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分析,从理论上肯定了这种新型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中关于‘农民和政府双向选择中的经济和政治双重取向’的论述,生动而深刻,足见作者功力。我们的理论之树要有常青的生命,就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大地,从充满创造精神的人民实践中汲取营养。这是本文在内容之外给予我们的又一启示。”
       该文第2部分即关于“形成机制”部分,以《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农民和政府双向选择》为题,被1991年7月18日的《农民日报》转载。
       ——《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和温州姓“社”姓“资”争论的终结》发表于1992年10月22日《环球经济导报》。此前,该文以《牢记唯一的标准》为题发表于1992年6月8日的《温州日报》。
关于姓“社”姓“资”问题,尽管小平同志有“不争论”的要求,实际上总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关键在于改革所要建立起来的新体制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假定存在着难以回避的矛盾。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三个“是否有利于”的标准之后,只要以不容置辩的事实证实温州改革的三个有利于,曾经甚嚣尘上的对温州改革的否定议论也就噤若寒蝉了。
       ——《温州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发表于1992年10月23日《粤港信息日报》。
       ——《温州模式面临战略转折》,发表于1992年12月20日的《解放日报》
该文的结束语是“温州模式曾以体制外市场经济的超前发展而令人关注,温州市场经济能否成功地从体制外全面长入体制内,更是令人瞩目的战略转折”。不无遗憾的是,温州模式仍然未能成功地从体制外长入体制内,更谈不上“全面”;中国经济体制核心部门的国有垄断状况至今未能改变。
       ——《股份合作企业的规范化及其发展趋势》,系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下达的《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制度建设研究》课题内容之一(本人执笔),发表于1993年第1期《温州论坛》。在1994年8月于杭州召开的“中国乡镇企业产权明晰化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上,本人以该文作为交流论文并就此发表演讲(次年应邀参加在密西根大学举行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十届年会并发表演讲与这次研讨会有关)。
       ——《改革战略方式及政府行为的选择》,发表于吴敬琏主编的1993年第3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在中国改革的姓“资”姓“社”争论中,温州模式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些人除了不同意温州这种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之外,对温州政府(包括党委)在改革初期的所谓“无为而治”也颇有微词。其实,在诱致性制度变革的方式下,政府支持改革的行为特征本来就带有非主动性即“无为而治”的性质。而温州政府面对群众首创的“温州模式”,先是默许继而支持、引导,特别是在地方性市场法规的制定和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上,实际上扮演的也不仅仅是“无为而治”的角色。
改革战略方式及政府行为的选择 1.JPG 改革战略方式及政府行为的选择 2.jpg

       ——《创造股份合作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对温州有关股份合作文件的回顾与分析》,发表于《经济与管理研究》1993年第3期,人民大学《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1993年第7期转载。
创造股份合作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1.jpg 创造股份合作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2.jpg 创造股份合作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 3.jpg

       ——《股份合作制是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可选形式》,这是作者1993年8月初参加在青岛举行的“中国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的演讲稿,发表于1993年8月29日《法制日报》
       ——《温州股份合作制发展研究》,发表于1994年第2期的《浙江学刊》。
       ——《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的个性》,原为作者1996年5月上旬参加在宁波市举行的“长江文化经济发展研讨会”的演讲稿,会后摘要发表于1996年5月13日的《文汇报》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浙江改革与发展总览》一书(1997年4月第1版)。文章发表后收到空军政治学院韦定广老师的来信(韦定广现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常务理事),信中说:“前不久从《文汇报》上看到您的《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的个性》一文,我以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1990年带研究生去温州考察时,使我最受震动和兴奋的,便是‘温州人’。我是江苏人,曾长期生活于苏州,深知苏南模式与‘苏州人’之间的联系。然而,一种经济模式与一个地区人的精神及文化心理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温州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以后在几篇论文中,我曾使用‘温州人’这个概念以证明地域文化、人文精神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当然,我只限于皮毛的了解和粗浅的印象,像您这样生于斯、长于斯,并又在从事温州体改工作的干部兼研究人员而言,一定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不知您看过没有,外国有以美国人、非洲人、日本人等为题写成的专著,中国作家林语堂的英文成名作便是《中国人》。我以为‘温州人’同样可以写成一部灿烂、辉煌的巨著。我建议您循着这篇文章的思路加以开拓,形成《温州人》一书,以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深入挖掘‘温州模式’的文化意蕴,从而也可以使世人更加深入地了解温州、认同温州!”
不过我没有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继续下去,《温州人》一书只能有待后人完成了。
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的个性 1.jpg 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的个性 2.jpg 温州模式与温州人的个性 3.jpg

       ——《家族制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本文通过对温州民营企业典型案例的分析,论证家族制的适应性与局限性。文章最先发表于1996年第4期《温州论坛》,后由浙江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周秀蓉老师翻译为日语,并由周老师于1999年11月9日在日本横滨市举办的“神奈川大学经济贸易研究所、浙江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学术交流国际研讨会”上宣读(本人未能赴会),会后刊载于日本白桃书房2001年4月6日出版的《现代日中经济——市场·金融·产业》一书。其中部分内容,被《企业管理》杂志以《一定要突破家族制吗?》为题,转载于2000年第1期上。
家族制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1.jpg 家族制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2.JPG 家族制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3.JPG 家族制的适应性与局限性 4.JPG

       ——《温州经济模式的创新》,原为1997年6 月23日在昆明市的“中国中西部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稿(会议由美国方面主办)。参会的《经济日报》记者将稿件以《温州模式又有创新》为题发表在1997年9月8日的国务院机关报《经济日报》上。后以《温州模式的再创新》为题被收入群言出版社出版的由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罗涵先主编的《中国非国有经济年鉴》(1998卷)
温州经济模式的创新 1.jpg 温州经济模式的创新 2.jpg 温州经济模式的创新 3.jpg 温州经济模式的创新 4.jpg 温州经济模式的创新 5.jpg

       ——《温州民营企业的组织创新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展趋势》,发表于1998年第1期《浙江经济》,也是2002年4月在中纪委培训中心的讲课内容。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最初登载于中共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1999年9月13日《决策参考》,当时的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批示:“这份研究报告有观点、有案例、有比较研究,很值得一读。我们要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变,必须深入进行企业组织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而要正确地进行组织和领导,就要作这样的深入思考和前瞻性研究。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决策参考。”1999年11月,本人就该文的有关问题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北京举办的“中小企业发展国际经验研讨会”上发表演讲;会后发表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1999年第12期《经济研究资料》月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的第14期《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转载。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1.jpg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2.JPG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3.jpg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4.jpg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5.jpg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6.jpg 关于温州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若干问题的思考 7.jpg

       ——《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原为作者多年在国家行政学院、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西南交大、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等院校讲课的讲稿;发表于2001年第5期《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1年8月17日出版的第32期《中国经济快讯》、2001年第7期《企业导报》、2001年第9期《浙江经济》、2001年第23期《经济管理文摘》等杂志以不同形式登载,其中制度创新部分以《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为题发表于2001年10月29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 1.JPG 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2.JPG 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3.JPG 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4.JPG
       ——《“五一二”感言》,发表于2002年5月13日《温州商报》“温州模式17年”专刊。
       ——《温州民企的体制突围》发表于2003年第1期《决策咨询》月刊。
       ——《温州发展的复归与超越》发表于2004年第2期《浙江社会科学》,后收入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温州模式的历史命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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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发展的复归与超越 1.JPG 温州发展的复归与超越 2.JPG 温州发展的复归与超越 3.JPG 温州发展的复归与超越 4.JPG

        ——《温州十问》,发表在2005年5月号《浙商》杂志。这是《浙商》杂志编辑部主任董树荣针对当时人们关于温州的种种议论,采访我和洪振宁等人后撰写的文章。对其中“温州人精神是什么”的第九问,我特别强调了自己历来认为而别人从来没有涉及的“自由”。
       记得采访结束时董树荣特地问我敢不敢公开发表。我说问题只在于你们杂志敢不敢发,而我是从来这么说的,尽管“自由”在很多人心目中是敏感词(即使后来列入了24字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大有人单独使用)。
其实,无论是演讲、访谈还是文章中,我始终坚持温州精神是“自由精神”的观点。
例如发表于2005年第6期《电器工业》上的《温州民营企业的个性发展》一文,一开始就指出:“温州民营企业的成功之路,证实了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所得出的‘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涉及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把自生自发秩序或者说非设计秩序原则称之为经济学的第一原则。”
例如2008年7月30日在济南的“第七届山东省企业经营管理科学创新成果发布大会暨著名专家报告会”演讲后,次日《济南日报》的《“温州经验”传送泉城——马津龙讲述温州人的创新艺术》报道,其中第二个分标题就是《敢为人先、自由发展是温州精神的核心》
       例如2009年12月中旬参加在昆明举行的“‘嬗变中的昆明’网络博客专家笔会”,针对凯迪评论总监黎明一个城市“适合安家,没有别的,就是‘自由’”的观点,我所做的点评是:
“无论是某些机构或专家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宜居城市排行榜,还是中国城市幸福指数排行榜,都没有将‘自由’考虑进去。其实,自由并非仅仅是西方的价值观,而是普世价值,是一切价值观的核心。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并非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一时的观点。直至1894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意大利社会党人米·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其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题词,恩格斯考虑再三,认为惟有《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段话才是最合适的。
       “作为宜居城市的标准,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固然重要,但自由意义上的‘空气’质量更为重要。‘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是中世纪欧洲非常流行的一句谚语。正是‘自由’的城市空气,推动着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
人们常常理直气壮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而自由则是判断发展的硬道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代表作正是《以自由看待发展》,他认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
又如在2012年市里征集“温州人价值观”的座谈会上,我仍然坚持“自发、自由”,尽管不可能被接受。
再如陈根所著《2014温州告诉未来》一书,本人收入其中的就是《马津龙:“温州模式”是自发秩序、自由精神》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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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十问 1.JPG 温州十问 2.JPG 温州十问 3.JPG 温州十问 4.JPG 温州十问 5.JPG 温州十问 6.JPG 温州十问 7.JPG 温州十问 8.JPG

       ——《我也在场》一文是我为奥康原副总周威主编的《奥康:一切正在改变》(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一书所写的序言,而这篇序言又被著名财经作家苏小和2008年8月出版的《自由引导奥康》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大段引用。苏小和不仅也将温州企业和温州经济定义为“自由秩序”,而且公然以“自由引导”为书名,与我历来强调的温州精神所见略同(我给该书所写的推荐词是:“本书通过对奥康‘发展密码’的探索,最准确地把握了温州企业和温州经济的真谛。自由,不仅是奥康精神的核心,也是温州发展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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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在场 1.jpg 我也在场 2.jpg 我也在场 3.jpg 我也在场 4.jpg 我也在场 5.jpg 我也在场 6.jpg 我也在场 7.jpg 我也在场 8.jpg

       ——《马津龙:温州改革分分合合30年》,发表于2014年5月5日出版的第9期《中国企业家》杂志。这是针对本期发表的一组1984年创业的柳传志、王石、张瑞敏、南存辉的封面文章,《中国企业家》杂志配发的记者对吴晓波和我的专访。
马津龙:温州改革分分合合30年 1.JPG 马津龙:温州改革分分合合30年 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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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温州告诉未来》(陈根著),其中本人收入的是马津龙:“温州模式”是自发秩序、自由精神》一文。
       温州模式从制度上说是自发秩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致命的自负》中认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从精神上说是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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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温州模式”的文化DNA——本土经济学者马津龙谈“温州模式”》,发表于2015年5月19日《温州日报》。
       “温州模式本质上属于自由发展条件下形成的自由秩序或者说自发秩序,体现的是一种自由精神。
       “经验表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发展的出路。而自发秩序、自由精神,正是市场经济的要义和真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创造温州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环境》。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文史馆分配每省一个亲历者笔述史课题,浙江省分配到的题目是“温州模式”。课题组要求本人承担其中政策方面的任务(2018年9月底完成)。
       四、专著、编著
       ——《温州经济格局——我们的做法和探索性意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
       自从1985年5月《解放日报》公开提出并肯定“温州模式”以来,一时间形成全国性的温州热,1986年更是成了“温州年”。市委决定出一本书名为《温州模式》的书。1986年底,市委领导让我去了一趟《红旗》杂志(后改为《求是》)出版社联系出书事宜(除了这本不涉及出版费用的小册子,后来的专著、编著,本人都不参与出版事宜而只是负责文字工作)。1987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使“温州模式”一词变得敏感起来(浙江省委的意见是提“温州经济格局”为好,参见2014年9月13日《温州晚报》的《原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回忆温州模式》)。于是,书名改为“温州经济格局”并有意加了一个低调的“我们的做法和探索性意见”的副标题,《红旗》出版社想必也不敢出了,于是改为浙江人民出版社。本来议论过让市委书记董朝才担任主编的,也改为市委常务、常务副市长何荣飞了。本人那段时间集中精力于书的文字工作,担任本书的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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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经济格局——我们的做法和探索性意见 1.JPG 温州经济格局——我们的做法和探索性意见 2.JPG

       ——《股份合作:乡镇企业模式的新变革》,1993年湖南财经学院李国书教授邀请本人参加在湖南举行的股份合作研讨会,会后于1993年8月以《求索》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该书,李国书为主编,本人担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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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乡镇企业模式的新变革.JPG

       ——《股份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那几年本人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股份合作经济的文章(往往一篇文章被多家刊物转发),于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王树帆教授约我参与他申报的有关股份合作经济课题,最终成果以《股份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一书形式出版(我与他为共同主编,出书事宜均由王教授负责)。那年夏秋之间我还特地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本部,用了几天时间校对书稿(印象中文字差错非常大)。其间王教授他们还陪我游了一趟东湖,记得当天的午餐是他们随身带的早上在家做的饼和装在玻璃瓶里的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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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 1.JPG 股份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 2.JPG

       ——《温州市场:改革开放的硕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3月北京第1版。该书是中共温州党史研究室的一项课题成果,党史研究室主任张旭任主编,本人为副主编之一,主要负责文字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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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场:改革开放的硕果 1.JPG 温州市场:改革开放的硕果 2.JPG

       五、对温州模式和本人的有关批判文章
       ——《以马津龙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可以退出温州历史舞台了》、《温州模式表明中国走私有化道路只有死路一条!》……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2004 CCTV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颁奖词),温州模式一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典范。然而,即使在温州,提倡温州模式仍会受到所谓“私有化”、“自由化”的批判,除非只是假“温州模式”之名而行的非民营化、市场化做法(正如某些假“改革”之名而行的“国进民退”做法那样)。例如在本地某知名民间网站上,多年来就曾有人经常发表对温州模式的批评性文章。就本人博客加以转载的,早年的有《以马津龙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可以退出温州历史舞台了》,2010年之后的有《温州模式表明中国走私有化道路只有死路一条!》等多篇博文(其实这几篇文章无论对本人还是温州模式的批评,都还算温和的)。前一篇文章用3个分标题指出我这个“温州模式留守的老人”的错误:“1、错误的认为温州经济属于市场经济”;“2、奉市场经济为万能的神明”;“3、漠视计划经济的优势”,从而断言“温州模式可以入土为安了”。后一篇文章借批评本人“那些私有化专家尤其是温州本土的马津龙……多年来一直叨叨絮絮主张的经济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一句话:私有化,私有化,再私有化”,进而抨击温州,“如果要评选过去十年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城市,温州第二,没人敢说第一。这个堪称中国最私有化的城市,以温州模式名声鹊起,却在过去的十年里,不断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反面典型,不断以丑角的面目,灰头土脸地出现在舆论的风尖浪口”,认为“温州模式的现实意义除了供人聊以笑柄之外,唯一的存在意义就是警示中国走私有化道路只有死路一条”,并“立言,如果温州的当政者今后再不在国有经济上下功夫做文章,如果继续一味地把私有化经济供奉在经济的神坛上,不出十年温州定然沦为中国经济的第三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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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以多维新闻记者与本人的访谈录《体制内亲历者讲述:温州模式的昨是今非》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束:
       “中国所谓渐进改革的方式决定了,改革不可能核心引爆、全局推进,而只能外围启动、局部突破。在中国改革的目标、路径模糊不清的转型初期,温州改革独具一格的民营化模式,以其毋庸置辩的成功和神奇般的崛起,对各地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发挥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从而为体制外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正是温州模式引领中国最初的改革走上市场经济的正道。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依然任重道远,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完善。但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从而市场主体的民营化,始终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所做的政策选择、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


[1]温州市委党校本来没有教育长这个职务,唯独那次为我设置了这个介于校长和教研室主任之间的职务(此前我只是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员)。由于我没有到任,此后也不再有这个职务

[2] 1988年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温州市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我从政研室调到体改委工作。

[3]我们将这种报告称为“小”报告,不是因为报告的内容在说温州模式的“坏话”,也不是因为报告形式的非公开,而在于它采取了比匿名更“小”的假名的方式。这位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吴”兄(或者是“吴”、“金”、“侯”3人,或者是与“吴金侯”3字毫不相干的什么人),哪怕在温州模式基本上处于被否定的情况下,始终没有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4]说柳市当年低压电器行业面临的是一场“危机”,不仅因为针对一个镇国务院办公厅下文件,7个部、局会同省、市、县组成工作组进驻,还因为在此之前国务院领导作了“害国害民、为害极大”的严厉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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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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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8 10:2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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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1-1 23:47 | 显示全部楼层
14年一个轮回 发表于 2018-11-8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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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现在都流行“极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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