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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三十河东四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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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31 22: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民间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其实,古人的说法是“三十河东四十西”(《增广贤文》之二百八十一)。作为完整经历了“三十河东四十西”,特别是全程参与40年前起始的那场转型的过来人,站在后四十年的节点上,抚今追昔,感慨系之。


http://zgd.wenzhou.gov.cn/art/2018/8/27/art_1230145_20838649.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日前致公党温州市委让我讲讲纪念改革开放40年的课,正好可以就人们对40年前的“集体失忆”和40年来的“集体失明”借题发挥(且不说“集体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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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忆既由于记忆本身具有自我美化的倾向,如所谓天真的童年、美好的青春,将生命中童年、青春本身的美好,代入了生活的记忆,更由于幸存者偏差所造成的谬误。例如,“反右”显然是几百万家庭的悲剧,“上山下乡”显然是几千万家庭的苦难,但在因祸得福的幸存者那里,我们听到的是“无怨无悔”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总是在感谢贫穷、歌颂苦难的,也往往是极个别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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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回忆那个不少中国人深切怀念的年代。

微信图片_20180908122713.jpg 微信图片_20180908122637.jpg
       我是温州市区人,毕竟有粮食定量供应,但也有二三十年饿肚子的经历。高一身高168厘米时(后来最高时也不到170厘米),体重只有52公斤。现在熟人见面打招呼如果问对方“吃了没有”会感到不可思议,但那时几乎是所有熟人见面的问候语。直到本世纪初,我给人的印象还是很瘦的(这些年都在69公斤左右)。上图温州商报两周年特刊的时间是2002年,那时候比最瘦时至少已经增加了五六公斤。胡宏伟的《温州炒房团》一书出版于2004年,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头一句便是“清瘦的马津龙早已被公认为最知名的温州草根型学者”。2006年底之前我到温州电视台兼职做《财经会客厅》主持人,在此之前在温州网做《马津龙访谈室》主持人,上图漫画对瘦还是表现得惟妙惟肖的。
       高中阶段,县里来的住校生一年到头的菜费是早餐2分(一块豆腐乳)、中餐5分、晚餐3分(几根萝卜干),我们市区的只是中午在校用餐(记得有一次轮到我分菜,8个人一桌——站着吃的——总共30多个蛏子,大点的分4个,小点的分5个)。
       见识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不少地方的农民一天只吃两顿(纯粗粮),而且基本上没有吃菜的日常生活。
       见识过茅坑底下靠人粪喂养的快乐的猪(做痛苦的人还是快乐的猪,这是自古以来的一道哲学问题)。
       听说过亲身经历大饥荒的人讲述的饿死人的惨景。
       后来更知道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不断的“河东”年间那些草菅人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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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四十西”特别是后期的种种问题,究竟是改革带来的,还是不改革造成的。
       “国进民退”及其造成的利益集团骇人听闻的腐败,正是改革停滞的结果!
       改革开放最初10来年间,尽管争论激烈、压力很大,改革共识还是存在的。正是因为回避历史导致“集体失忆”和阻滞导致“集体失明”,改革已经失去了普遍共识,复辟旧制度的情绪时时以“文革”的形式表现出来。

       尽管未必有用,我们仍有责任为改革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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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6日,对常州公务员讲“解放思想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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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4日,接受浙江交通之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采访。

       温州模式是近期谈得最多的,7月底接受多维新闻记者有关温州模式电话采访的结束语是这样说的:
       ——中国所谓渐进改革的方式决定了,改革不可能核心引爆、全局推进,而只能外围启动、局部突破。在中国改革的目标、路径模糊不清的转型初期,温州改革独具一格的民营化模式,以其毋庸置辩的成功和神奇般的崛起,对各地集体乡镇企业的改制,发挥了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从而为体制外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构建,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民营经济的领跑者,正是温州模式引领中国最初的改革走上市场经济的正道。中国改革的全面深化依然任重道远,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本身,也要不断发展、完善。但经济制度的市场化,从而市场主体的民营化,始终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模式所做的政策选择、路径探索和制度创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都具有永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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